我们的诗坛不需要诗霸，只要自由的发展就好了。
林子轩给郭沫偌套上了一个“诗霸”的头衔，估计够他受的。
林晓玲此时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知道哥哥有才华，又写诗，又创作歌曲，还拍摄电影，可以前没有亲眼见过。
现在看到哥哥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写了四首诗，一篇评论，感觉不太真实。
写诗真的那么容易么，怎么像是喝白开水一样。
林晓玲摇了摇头，算了，不考虑这么深刻的问题了，还是赶紧把哥哥的稿子寄出去，给郭沫偌狠狠的一击。
林子轩的诗作和评论被寄到了《学灯》编辑部，这是林子轩第一次对新诗之争做出回应。
《学灯》此时的主编是郑震铎，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
这牵扯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矛盾，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去年《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中，郭沫偌不满周作仁和鲁讯排在他的前面而写信给当时《学灯》的主编李时岑抱怨。
这本来是私下的信件来往，不过被李时岑刊登到他主编的《民铎》杂志上，弄的众人皆知，引起了鲁讯和周作仁的不满。
鲁讯在1921年8月29日写给周作仁的信中表示“又云郭沫偌在上海编《创造》，我近来大看不起沫偌田汗之流。又云东京留学生中，亦有喝加菲而自称颓废派者，可笑也。”
这或许就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矛盾的起源。
郑震铎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而林子轩的诗歌是周作仁推荐发表到北大《新潮》杂志上的，林子轩已经被归于文学研究会这一系的作家之列。
相对于郭沫偌，林子轩算是自己人。
看到林子轩对于郭沫偌的反击，特别是提到“诗霸”这个词，郑震铎不由得抚掌大笑。
第二日，林子轩的诗作和评论就刊登在了《学灯》上，还附有主编的推荐语。
自然是偏向林子轩这一边的。
由此关于新诗的争论进入了白热化的境地。
第三十九章 诗霸是怎么炼成的（）
1913年6月，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到四川招生，录取了6名考生。
在四川省官立高等学校读书的郭开贞郭沫偌的原名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要报考这所学校呢？
他当时只觉得这是一个离开四川的机会，家里人则觉得有了一个可靠的饭碗。
同年9月，郭沫偌等6名考生齐聚重庆，然后乘船沿长江东下。
这是郭沫偌第一次离开故乡。
当轮船行驶在三峡中的时候，郭沫偌充满激情地想着要乘风破浪了。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天津陆军军医学校环境不好，教学质量不高，没有一个外国老师，也没有有名气的中国教员，这让郭沫偌非常失望。
他原本对学医就没什么兴趣，便离开天津，来到北平，找他的大哥郭开闻。
他给同学的回信是“偏津之拓都，难容区区之么匿”。
不过，他大哥的情况不是很好，处在失业的状态，这让他不知所措。
幸好得到一个消息，当时日本有四所学校接受官费留学生，每年的3月和7月两次招考。
对于人生还没有方向的郭沫偌来说，这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就这样，1913年12月26日傍晚，郭沫偌离开北平，前往日本。
初到日本的那几年，由于在异国流浪生活中所遭受的民族歧视、国内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他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时因过于用功而患上的“极度的神经衰弱症”，使郭沫偌陷于消沉、苦闷之中。
他那时忽而想自杀，忽而想出家当和尚，精神濒于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了诗歌创作。
1920年3月30日，郭沫偌写给宗百华的信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
“我真背时，真倒霉！我近来很想奋飞，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没钱，我不自由，唉！”
宗百华当时是《学灯》副刊的主编，郭沫偌是文坛新人。
郭沫偌写新诗始于1919年下半年，因系新人，加之诗写得并不出色，故而诗作经常被国内的刊物退稿。
原本就自命不凡的他，难免因此愤愤不平。
后来得到宗白华赏识，才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发表园地。
当宗百华离开《学灯》后，《学灯》的主编换成了李时岑，李时岑和郭沫偌没有特殊的关系，对他的作品自然不会给予特殊对待。
“李君对我每每加以冷遇。”郭沫偌如此说道。
这里的李君便是李时岑。
从1921年4月份开始，郭沫偌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休学半年，往返于日本和上海之间，和上海泰东图书局接洽承印文学刊物事宜。
因为种种原因，双方商定先出丛书。
将郭沫偌、郁达浮等在《学灯》上发表过的作品和未及发表的作品，编为诗集《女神》、集《沉沦》等，定名为《创造社丛书》，交泰东图书局出版。
《创造社丛书》第一种就是《女神》。
这是创造社的第一炮，一定要打响，郭沫偌对自己的诗集很有信心。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女神》横空出世，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一些诗坛前辈也对其赞誉有加，这让郭沫偌信心大涨。
然而，他发现在众多评论中，总是把他和一个叫做林子轩的诗人进行比较。
甚至有人认为林子轩是新诗的奠基人。
他大部分时间在日本，对于国内文坛的现状了解不多，而林子轩也是刚刚才声名鹊起。
郭沫偌把林子轩的诗作找来看了看，心中大为不服。
林子轩至今为止只发表了十六首新诗，大多是爱情诗和哲理诗，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赞誉，想必是鲁讯和周作仁在背后力捧。
这让他更为恼火，他早已不是文坛新人，不过和周氏兄弟在文坛的地位相比还大有不如。
郭沫偌自然不愿意忍气吞声，在这场新诗的较量中处于下风。
这可是创造社的第一场战斗。
在新诗的领域，目前有三个人被屡屡提及，胡拾、林子轩和他郭沫偌。
胡拾在文坛的资历比较老，不好对付，《尝试集》的确开启了新诗的先河，这个争不过。
可林子轩也只是刚刚冒出头的新人，不过是攀上了周氏兄弟才一举成名，论资历，还不如他郭沫偌。
于是，本着教训新人的目的，郭沫偌在《学灯》上发表了《对新诗的几点看法》。
也就是林子轩看到的那篇文章，文章以诗坛前辈的身份对林子轩进行了指点和劝说，让林子轩不要走错路。
两日后，林子轩的反击来了。
不仅在《学灯》刊登了四首新诗，还写了评论，劝解郭沫偌管好自己，不要当“诗霸”。
郭沫偌气愤不已。
他看了林子轩写的四首诗，《死水》和《寻李白》完全是针对他的批评而写。
《死水》看似一潭死水，却暗含着惊天动地的怒吼，而《寻李白》的大气磅礴更是让人动容，更难得的是，林子轩的诗歌更为注重美感。
至于《澳门之歌》和《有的人》虽然也算佳作，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林子轩的反击给新诗的争论浇了一桶油，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些文化名人站了出来。
鲁讯和周作仁纷纷发表文章，支持林子轩。
鲁讯对《死水》尤为看重，他喜欢那种蕴含在死水背后的力量，而周作仁更喜欢《寻李白》，由此可以看出，两兄弟在文学上不同的追求。
一直忙于“整理国故”的胡拾也发表文章，支持林子轩。
认为林子轩提出新诗应该百花齐放的观点很正确，写新诗各种风格都可以尝试，不能有局限，也不能听某个人的指挥。
胡拾之所以出言支持林子轩，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
在1915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和林子轩是校友。
在民国时期的文坛，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抵分为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文人和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文人。
其中有不少都是校友，这又分成很多小团体。
比如林子轩和胡拾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那么就会有亲近感，一般情况下不会去得罪对方，还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相互帮助。
连新诗的开创者都发话了，郭沫偌陷入了被动之中。
第四十章 文坛论战的兴起（）
在这场有关新诗的论战中，郭沫偌以失败而告终。⊙
这其实是文坛新旧两种力量的第一次交锋。
当然，这个“旧”指的不是像鸳鸯蝴蝶派一样的老派文人，而是同样提倡新文学的两种力量，或者说是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
在北平，胡拾和鲁讯都是新文化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他们是精神领袖。
在胡拾身边聚拢着一批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文人，比如陈锡滢和徐至摩，他们后来创办了《现代评论》。
而鲁讯身边的人则大多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或者是他的学生，这就是文学研究会的班底，包括后来的语丝派。
不过此时新文学刚刚开始，众人想的是如何把新文学发展起来，没有那么多的矛盾。
两个圈子的人物交互往来，颇为和睦。
随着新文学打下了根基，站稳了脚跟，由于教育背景和政治主张的不同，矛盾开始激化，这是二三十年代文坛论战兴起的主要原因。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打江山的时候大家齐心协力，一旦打下了江山，就开始争权夺利了。
就在双方矛盾将要激化还没有激化的时候，突然从日本冒出来一个创造社，想要在新文学的领地分一杯羹，且大有挑战前辈的架势，太过于嚣张。
这如何能忍？
只是郭沫偌针对的是林子轩，如果林子轩自己都不出头，那其他人也师出无名。
好在林子轩没有让人失望，果断进行了反击。
如此一来，他们就能给这个新兴的创造社一个教训，分分钟告诉他们怎么做人。
不说周氏兄弟和郭沫偌本来就有矛盾，也不说胡拾和林子轩是校友，只说此时文坛的大环境，郭沫偌的做法就得罪了北平的文坛。
这也是后来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死磕的原因之一。
林子轩不像郭沫偌，背后有创造社，背着一个靶子。
他没有派别，既和胡拾是校友，又得到了周氏兄弟的力挺，支持他的人自然不少，关键是他自身有才学，写出来的诗作质量上乘。
如果他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不会有人出言支持了。
这场论战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虽然创造社成员，如成仿伍、张资评等人力挺郭沫偌，可惜被淹没在批评的大潮中。
最终，郭沫偌黯然返回日本，这场论战才渐渐平息。
通过这场论战，林子轩做实了新诗奠基人的称号，文坛也算有他这号人物了。
上海私立复旦大学甚至邀请他到学校演讲，任客座教授。
这是民国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大学会邀请一些社会名人，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人才到大学讲课。
客座教授不占用学校教师的名额，也不用按时上课，按照上课的次数付费。
一般来说，一节课大约五块到三十块不等，要看受邀请者的名望而定。
林子轩答应了邀请，却没有时间去讲课。
他其实并不怕讲课，就算不讲新诗，也可以讲讲《三国演义》，或者是《红楼梦》。
他在后世喜欢看《百家讲坛》，对易仲天的《品三国》和刘新武的《揭秘红楼梦》很有兴趣，每期必看。
等到有时间的时候他可以用来冒充文化大师，当然前提是他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两本名著，否则很容易露馅。
林子轩正在忙着创办电影公司，首先是购买拍摄器材。
在这个年代，电影拍摄器材被垄断在外国人手里，他又不可能派人到国外购买，只能让上海的洋行进行代购。
洋行是指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商行。
在18世纪60年代兴起散商贸易，随之产生外商代理行号。
1840年以后，外商在中国的洋行日益发展，是外国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
在1911年之前的16年当中，包括棉纺、采掘、冶炼、食品、造船等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资企业共计120家，资本额近1亿元。
有的企业资本在百万元以上，某些企业资本甚至超过千万元，数额之大，表明了洋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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