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现在管理着一家商业集团，见识了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和各种大人物打交道，气质也随之变化。
不再是那种看到警察就战战兢兢的后世小民，更像是一位上流社会的成功人士了。
这就是阮玲钰觉得林子轩严肃的原因，因为他身上有了某种上位者的气势。
对这一点林子轩自己的感触不深，他正在奇怪阮玲钰今晚的态度。
对于阮玲钰，他觉得自己既然拐带了她就要负起责任来。
至少要让她有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他不缺一位女演员。更何况阮玲钰的年龄还太小。
或许是因为晓玲要留学的消息让这丫头觉得孤单了。
林子轩这样猜想着，他其实有点怀念当初阮玲钰在书房陪他读书的那段时光。
回到房间，冯程程还没有休息，正在看国外的时尚杂志。
女装店已经开门营业了。就在法租界的霞飞路上，店面位置不错，目前还没有推出自己的服装品牌，殷明竹一边拍摄电影一边设计服装。
有一天，林子轩看了看她的设计图。觉得太倾向于欧美化了，没有东方神韵。
他便随口说了一种女士服装，叫做旗袍。
在后世，旗袍可以说是展现东方女性美好身姿的绝佳服饰，而在民国初年竟然没有出现，使林子轩深以为憾。
旗袍的设计让殷明竹和宋家三小姐对林子轩刮目相看。
在这个时代，中国女性的传统服饰是“上衣下裳”的样式，后来西方时尚服饰传入中国，才有了洋裙和洋装。
林子轩提出的旗袍和清朝妇女的袍子有些类似，但清朝的袍子过于宽松。根本体现不出女性的妖娆身姿。
旗袍则采用了小腰的设计，把腰部收紧，边侧开叉，展现出女性玲珑的美态。
就连旗袍的袖子也可长可短，秋冬时可穿长袖，春夏时穿短袖，非常的方便。
宋家三小姐更认为这种服饰是女性争取男女平等的表现，女性也可以穿和男人的长衫一样的服饰，而且还能如此优美。
殷明竹放弃了原本模仿西方服饰的想法，开始设计这种叫做旗袍的中式女装。
林子轩觉得这家云裳女装店大有可为。光是推出旗袍这种服饰就能够被后世铭记了。
不过，这件事也让他成为了被嘲笑的对象，一个大男人没事琢磨女人穿的衣服，这怎么看都不正常。
冯程程对此倒是习以为常了。林子轩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还要奇怪。
有些事情连她都难以启齿，比如林子轩弄出了一种叫做卫生巾的东西，还说这种东西比较卫生，透气性强，更为舒爽。
有了这种先例，她对自己的丈夫设计出一套女装就没什么好奇怪了。
林子轩前两天还说要设计出一套孕妇装。正在和殷明竹商量细节。
作为女装店的老板，冯程程也不能落后，没事就看看时尚杂志，国外都在流行什么。
她打算以后自己的服装店也出一本服装杂志，专门介绍店内设计的新式女装，每位进店的顾客都免费送上一本，起到宣传的作用。
“怎么了？”她看到林子轩皱着眉头进来，便合上杂志，询问道。
“没什么，就是觉得那丫头怪怪的。”林子轩摇了摇头，把和阮玲钰的对话说了一遍。
冯程程听后不由得轻笑起来，自己的丈夫或许多才多艺，连女装都会设计，只是他真的不懂女孩的心思。
她倒是理解阮玲钰的想法，但没必要解释给林子轩听，就让他继续奇怪下去好了。
最好让他以为其他女子都很奇怪，这样她就能高枕无忧了。
“她年纪还小，以后会想明白的。”冯程程如此说道。
林子轩想想也是，现在考虑这个问题还太早，几年之后再说好了。
进入一月份，《新月》杂志第二期是泰戈尔专刊，梁启朝已经和泰戈尔那边确定了行程，泰戈尔将在三月底从印度前来中国。
这一次，不会出现意外了。
所以，《新月》杂志为泰戈尔的这次来访进行预热，让中国读者全面的了解泰戈尔。
这一期不仅刊载了大量泰戈尔的经典诗歌，还有不少名人写的诗歌评论，以及泰戈尔和中国的渊源等等。
在中国，不少诗人都受到泰戈尔的影响，比如冰欣的诗集《繁星》就有泰戈尔的影子。
1922年，文学研究会的郑震铎翻译过泰戈尔的《飞鸟集》。
这也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泰戈尔诗集，从而在中国引起了小诗和哲理诗的流行。
作为诗人的林子轩也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了泰戈尔对他的影响，并在最后按照泰格尔诗歌的风格秀了一下他的诗歌才华。
他写了一首叫做《回答》的哲理诗，只有两句话。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第二百零三章 让文学归于文学（）
这首《回答》在后世很有名，是朦胧诗的代表作品。
林子轩只用了前两句，也是全诗的精华所在，后世对这两句诗有不同的解读。
主流的观点认为，卑鄙者可以在世界上畅通无阻，如鱼得水，高尚者只能被埋在地下，作者以此控诉这个黑白颠倒，道德沦丧的丑恶社会。
结合《回答》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就能知道作者诗作中所指的年代。
那的确是一个暴乱而荒谬的年代，整个社会毫无秩序可言，黑白不分，险恶丛生。
把这两句话放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同样适用。
这一期的《新月》杂志发行后，林子轩的这首《回答》火了起来。
不少诗人或者评论家都进行了解读，认为这是林子轩对于现实社会的披露、怀疑和挑战，这是诗人对这个社会做出的回答。
军阀混战，外国列强欺压，大总统贿选，全国罢工浪潮，残酷的镇压……
这无疑是个混乱的年代。
我们是成为卑鄙者从而苟活下去，还是成为高尚者进行反抗，就算死亡也在所不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林子轩很久没有发表诗歌了，这让他新诗奠基人的名头有点被人遗忘。
上一期《新月》杂志刊载的《再见，康桥》成为了新格律诗的典范，这一期的《回答》是一首内涵深刻的哲理诗。
这时有人才恍然记得，林子轩不仅是位家，还是位著名的诗人。
这一期泰戈尔专刊收获了好评，也受到了批评。
《月报》的主编郑震铎对此表示欢迎，《月报》早在1923年9月和10月就连续发行了两期泰戈尔专刊，全面介绍了泰戈尔的诗作。
这和郑震铎是泰戈尔的追随者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其中也牵扯到了经济利益。
梁启朝在1920年成立讲学社，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利用他的声望延聘西方著名学者来中国讲学，商务印书馆每年赞助5000银元。可垄断演讲稿的出版权。
有了资金，梁启朝的讲学社曾邀请杜威、罗素、杜里舒访问中国。
这一次邀请泰戈尔也是计划之一，泰戈尔一行来中国的吃住行都由讲学社负责，还包括演讲的费用。没有赞助谁来填补这笔钱。
和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一样，都不是无偿的，而且出场费不低。
这一次《新月》杂志发行泰戈尔专刊，和《月报》相呼应，也算是万象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一次合作。
所以说。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看有没有利益。
但这种做法遭到了以陈独绣为首的学者反对。
陈独绣发文称：“混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戈尔了！”
他忘记了，在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上正是他最早翻译了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
胡拾对此保持了沉默，他一向推崇西方思想，对于泰戈尔批判西方思想，认为西方文明濒临破产的观点不能认同。
这其实是各种思想观点的交锋。
起源于从1923年2月份发起的那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那场大论战讨论到最后变成了谁才能救中国？
是靠东方哲学。还是靠西方科学，还是靠唯物论？各方都认为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陈独绣是唯物主义者，所以对泰戈尔推崇的东方哲学尤为不满，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评论了，而是牵扯到了其他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少得了郭沫偌。
郭沫偌炮轰道：“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
但他在1916年读到泰戈尔诗作的时候，还不是这种态度。
郭沫偌读了《吉檀迦利》等诗歌。说：“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
这些人由粉转黑，都和文学无关，而是和他们个人的主张有关。
泰戈尔还没有来。中国的文化界已经乱成一锅粥。
当然，中国的文化界就没有安静的时候，总是在论战之中，林子轩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次的论战分为保泰派，批泰派和中立派。
梁启朝和徐至摩以及商务印书馆的一批人是坚定的保泰派，陈独绣、瞿秋百和郭沫偌则是批泰派。胡拾和鲁讯暂时是中立派。
他们都有自己的倾向和主张，代表着各自的阶级。
可以说，在这场论战中泰戈尔是无辜的，还有林子轩，他其实没什么倾向。
然而，不少人都把林子轩当成支持泰戈尔的一派，在文章中不免攻击林子轩。
林子轩写了篇文章《让文学归于文学，让主义归于主义》，呼吁他们冷静下来，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泰戈尔，不要掺杂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只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受到重视，反而受到了抨击。
因为在现在的中国没有纯粹的文学，文学都是为了背后的阶级服务的，那些人不谈文学，只谈主义，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林子轩感觉和后世网络上的骂战一样，不讲道理，只看立场。
如果泰戈尔和他们的主张一样，他们绝对会对其顶礼膜拜，现在泰戈尔和他们的主张不一样，就完全否定泰戈尔的一切。
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这就是这个时代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
想明白之后，林子轩释然了。
他不再理会这场论战，就像后世在网络上你永远说服不了一个立场坚定的人，他会一遍遍的宣传自己的立场，除了口水战，没什么意义。
他把精力转向了电影市场，明星电影公司准备了多部影片，既有有声电影，也有默片。
林子轩提出了贺岁片的概念，这一次，他推出了一部赌片。
在后世香港的电视剧中，有不少民国时期的赌片，比如《千王群英会》和《千王之王》。
上海滩，十里洋场，赌风盛行，赌片中高超的赌技一定能吸引观众。
这又将是一部卖座的电影，而且可以作为系列一直拍摄下去。（。）
第二百零四章 电影的产业链（）
在林子轩旗下的产业中，出版社和唱片公司还不能盈利，想要发展壮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些资金只能从银行和电影公司挪用了。
所以，电影公司是他资金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拍摄出卖座的电影只是电影产业的一部分，重点在于影院的经营上，而影院想要赚钱就需要大量的片源，光靠国产片远远不够。
现在，上海这几家电影公司每年拍摄的国产电影不到二十部，根本满足不了影院的放映。
那些外商开设的戏院可以直接从国外拿到电影拷贝，获得首轮放映权，不仅观众多，而且票价高，盈利丰厚。
等到他们放映结束，一周到两周之后，才会把电影的放映权卖给其他影戏院。
到那时候，观众早就没有了新鲜感，票价也提不上去，只能算是聊胜于无。
在上海，外商的戏院对于西方电影一直处于垄断地位。
想要打破这种垄断，除了拍摄出质量更好的国产片，还要能够直接和外国的电影公司联系，拿到国外最新的电影拷贝。
但中国的电影公司很难和西方的电影巨头们拉上关系，一般都是通过洋行这类中间人。
比如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就负责法国电影的引进。
不过这些中间人都不怎么靠谱，有时候花了大价钱拿到的可能只是一堆烂片。
没有自己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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