炱频哪讯燃蟆�
终于有一个幸存者说出了这个变态杀人狂的特征，脸没看清楚，身高没看清楚，唯一看清楚的是他戴了一顶红色棒球帽。
这件事在我们这个城市里传得沸沸扬扬，人们给这个杀人狂起了个绰号“小红帽”。而我们则更戏称其为“戴小红帽的大灰狼”。有时候小孩晚上哭着不睡，大人们就用“小红帽”来吓他，闻其名小儿不敢夜啼。
那一段时间，每到晚上，街上就变得很冷清，人们尽量白天出门，有下夜班的也都是成群结伙地行动，即使是这样，还是隔三差五有人遇害。
夏天的午后，空气湿度极大，在房中吹空调还不如在楼下的树荫里乘凉。在我家楼下，有一排大树，浓荫匝地，是非常好的乘凉地点，去得晚了，就抢不到地方。
我自从不再每晚做噩梦之后，就变得十分嗜睡，整天都睡不醒。此时我又搬了竹躺椅躺在最大的那棵树下，听着蝉鸣打瞌睡，享受着周末难得的悠闲时光。
在我左边的一个大马扎上，老外正抱着笔记本电脑，专心致志地写他的恐怖小说，他很喜欢这种在树下纳凉的中国式休闲。老外的作品清一水的是把他在中国听来的段子，换汤不换药地写成小说，然后拿去法国出版。据说法国人对神秘东方的鬼故事情有独钟，所以他的小说很畅销。具体有多畅销，老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唯一清楚的就是，稿费始终不太够花。
在我的右边躺着一个正在上高中的女孩，她是我邻居老马的女儿马淑静，我们都称她为“小马”。经常有人说人如其名这句话，不过小马和她名字中的“淑静”二字扯不上半点关系。她长得挺漂亮，特别喜欢HIP HOP，大热的天穿着肥大的牛仔裤和帆布球鞋也不嫌热。现在正放暑假，她躺在椅子上一边看漫画，一边戴着耳机听音乐。
我迷迷糊糊地就快睡着的时候，被老外叫醒了。我闭着眼对他说：“你烦不烦啊！”
老外说：“别睡了，哥们儿这小说写完了，正想名字呢！你赶紧给哥们儿拿个主意，想个好的，回头请你去‘巴撒多’。”
我说：“你这不是逼良为娼吗？我这初中文化程度哪想得出来小说题目？”
老外说：“那你给哥们儿参谋参谋，哥们儿自己也想了几十个题目，不知道用哪个合适。”
我极不情愿地翻过身子，对着老外，掏出烟来点上，抽了两口提神，用极大的毅力睁开眼说：“你晚上得请我去‘巴撒多’，说了可不许不算。你说吧，都想什么名字了，我给你拿个主意。”
老外说：“哥们儿这是写一女鬼的段子……”
我说：“你就不能来点新鲜的？我记得你上次和上上次都是写的女鬼，我们中国的女鬼都他妈快让你给糟蹋光了。”
老外说：“别，别打岔行吗？严肃点啊，咱们这是探讨文学呢！你觉得如果叫《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女鬼》，这名怎么样？”
我说：“不好，太做作，显得傻。”
老外说：“要不这个也不错，《女鬼像雾像雨又像风》，听着就够浪漫的。”
我说：“也不好，太不知所云了，人家读者都不知道你这是鬼，还是天气预报，赶紧换一个。”
老外说：“那就来这个《贫嘴女鬼的幸福生活》，怎么样？”
我说：“这不成，太侃了，削弱了恐怖气氛。”
老外说：“怎么都不成啊？哥们儿想了一夜才想到的，要不就叫《风流女鬼纪小兰》？”
我骂道：“还他妈铁齿铜牙纪晓岚呢，你能不能不拿我们国家的电视剧说事儿？回头张艺谋告你个剽窃，跑回法国你都躲不了这场官司。”
老外说：“这有张艺谋什么事？哥们儿这小说又没叫《女鬼打官司》。你再听这几个啊，一丝不挂的女鬼、美艳女鬼风流债、寂寞女鬼没人陪、男厕所中的女鬼、喜欢一夜情的女鬼……”
旁边的小马不知什么时候把耳机摘了下来，对我们俩说：“这两天正扫黄呢！你们俩留神点，别让警察收了。”
最后我们定下来一个比较合适的小说题目：《爱你所以掐死你》。老外对这个题目很满意：“这就齐活了，哥们儿该开始着手准备下一部小说的素材了。”
我问老外：“下一个想写什么内容啊？”
老外说：“还写女鬼。将来哥们儿这就是一女鬼大全、女鬼系列，以后恐怖文学界都别提女鬼，一提写女鬼都知道哥们儿这是大师，女鬼全是哥们儿玩剩下的。”
晚上老外请我去“巴撒多”喝酒，小马也非要跟着去。我说：“你还没成年呢，不许去酒吧。”老外说：“没事没事，你们自己不说谁管啊，都去都去，热闹热闹。”
喝酒的时候老外跟我聊起了下一个故事的素材问题，说最近有点才尽了，听说来的这点破事都倒光了，实在想不出来之后还能写什么。
我说：“傻了吧你，谁让你玩了命地猛写，你就不会留下点东西，等成名了之后再写吗？现在多少作家都是出名之后水平一落千丈，就是因为出名之前把能写的都写尽了。”
小马说：“你可以找居委会的刘爷爷啊，他整个就是一老神棍，一肚子鬼故事。”
老外说：“没错，没错，你不说还真没想到那老爷子。你们在这坐着，我去把他拉来一块儿喝酒，让他给咱侃一道。”话还没说完他就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他就把居委会的刘老头给拉了来，酒吧里的人都看傻了：这老头，多大岁数了，还泡吧？
刘老头还真是头一次来酒吧，问道：“这地方就是酒吧？怎么黑灯瞎火的？我本来眼神就不好，这要一不留神还不得把酒喝鼻子里去？”
我说：“老爷子，有人请客您就别挑地方了。就是大白天的喝酒，自己也看不见自己的嘴，除非您对着镜子喝。”
我们四个人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坐了。刘老头喝了两杯，就拉开了话匣子，把他当年的那点事都倒给了老外。因为他所说的事都发生在我们住的这一片地区，所以我和小马听得也很认真。
第二话 吃饺子
刘老头说：“这洋酒我还真喝不惯。其实我家祖上也是给洋人当差的，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我太爷爷就是英国领事馆的买办，他经常跟安德烈先生一起喝洋酒。
“啊，别说那么远了。你们既然想听点怪事，那我先说一件吃饺子的事吧。那时我才十七岁，当时这一带根本没有居民区，全是没有人烟的漫洼野地。我和另外两个年轻人，一个叫柱子，还有一个叫黑子，我们仨啊就在这看守木料。那年正月除夕，三个人不能回家过年，心里那个想家啊，就别提了。
“回不了家也就算了，过年不吃顿饺子那就太说不过去了。柱子跑了很远的路，买回来二斤猪肉，我们这有现成的白菜和面粉，就自己动手包顿饺子吃，这就算是过了年了。
“但是三个男人啊，粗手粗脚的，包起饺子来格外的慢。天已经黑透了，隐隐约约地听见城里传来一阵阵鞭炮声，这时我们的饺子才刚包了一半。
“这时候门外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个小媳妇儿，穿着红棉裤红棉袄，戴着一红头巾，骑着一匹白肚皮的小黑毛驴，怀里还抱着个孩子。
“我们三个人那时候实在太年轻，才十七八岁，搁现在还是个半大的孩子，也不懂什么是害怕，傻了吧叽的，一看见女的就脸红。
“何况那是个挺年轻挺年轻的小媳妇儿，她那穿着打扮和那个年代女人回娘家时穿的一样，怀里抱的孩子我看也就几个月大。
“黑子就问：‘大姐你是哪里的？这大年三十的晚上，不在家里跑这来干什么？’
“那小媳妇儿说：‘我跟丈夫回家过年，半路走散了，在荒山野岭里转了半天，好不容易才看见你们这有灯光。能不能让我跟孩子暂时在你们这待到天亮？’
“她说话的声音很怪，也不是口音的原因，就是声音特别奇怪，咬字不太准，她说了两遍，我们才听明白。
“我们就觉得她挺可怜的。仨人一合计，这大过年的，我们总不能把一个迷路的女人扔在门外不管吧？就答应她了。她进来之前把她骑的那匹小毛驴拴在门口的树上，然后就进了屋。
“我说：‘来得正好，我们正包饺子，这位大嫂可能也没吃饭，要是不嫌弃，就跟我们一起吃点。’
“这小媳妇儿就把孩子放到床上，过来跟我们一起包饺子。她一句话也不说，但是手挺麻利。有她帮忙，没用多大工夫就把饺子包得了。
“我去厨房煮饺子，黑子和柱子出去巡视木料场，防火防盗什么的，这是我们每天晚上例行的检查。等他们俩巡视完了，回来我这饺子也煮得差不多了，那就能吃了。
“黑子和柱子出去之后，我把饺子端到厨房，烧开了锅把饺子下到里头。这时候，我趁着饺子还没熟去了趟厕所撒尿，我回来的时候，一进屋发现那小媳妇儿不在屋里，只有她的孩子躺在床上。
“我们这房是木头搭的临时建筑，就一个门，一进门就是我们仨人睡觉的地方，炕上摆着炕桌，吃饭就在那上边。旁边还隔出来一间小屋，作为厨房，烧水做饭什么的都在那小屋里。
“当时我一看那小媳妇儿不在，就想可能是她看我出去了，就替我进厨房盯着饺子别煮过火了。我心想，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能什么活都麻烦她呢？我就紧走两步想进去把她替换出来。
“也是无意之间，我瞥了一眼躺在床角的孩子。哎，奇怪了，这小孩怎么没脸啊？那小孩被小花棉被包得挺严实，包得跟个包袱似的。哪有这么包的？这还不把孩子憋死？
“这时我才觉得有点不对劲，这孩子从进门就不哭也不闹的。过去一看，那包里哪有孩子啊，只有小花被包着一破枕头。
“我也蒙了，这孩子怎么变枕头了？那时候就是年轻，没多想别的，就进里间的厨房想问问那小媳妇儿，到底怎么回事。
“我一进去气得够呛。那小媳妇儿背对着我，正在锅里捞饺子吃呢。吃得甭提多快了，稀里呼噜地就往嘴里顺，她也不怕烫着。
“我心里这个气啊！这人也太没出息了，我们好心好意留下你吃饭过夜，你就不能等饺子熟了人到齐了大伙一起吃吗？我就过去一拍她的肩膀说：‘嘿！熟没熟啊？’
“那小媳妇儿让我拍了一下，她一愣，回过头来看我。
我一看她那张脸，可真害怕了。你猜怎么着？她长什么样？
“她围着红头巾，所以我首先看见的，是前边顶着黑糊糊圆溜溜的一个鼻子，尖鼻子尖嘴，满脸细毛，两边还有几根胡子，不是人脸。人脸没有这样的，那是谁的脸？狐狸的脸。
“我吓一跳，它也吓一跳。双方几乎是同时反应过来，它‘蹭’的一下就从我身边蹿过去，想往门外跑。我下意识地抄起厨房里的菜刀回手就砍了一刀。
“这一刀下去，正砍到它屁股上，流了很多血。它虽然受了伤，还是叫它给跑了。这时黑子和柱子巡完夜回来，一看这屋里就问，这是怎么了？我就把经过一说，然后三个人拿着电筒顺着血迹就追，追到半路看见地上有半条狐狸尾巴，估计是让我那一刀给砍的，随后血迹就没了。再看外边树上拴着的那匹小毛驴，原来是条木板凳。
“打那以后，我这一辈子，就再也不想吃饺子了，因为一吃饺子就想起来那张全是红毛的脸。”
第三话 解剖室
刘老头酒后话多，打开了话匣子讲个没完，越说越离奇。他又说：“对了，我还一直不吃面条，我再给你们说说吃面条的事吧。
“我老伴总说我不好伺候，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其实我不是挑食，我那老伴胆子小，所以这里边的事我也没敢跟她提起过。
“这事说起来，那还是60年代的时候，本来我是在乡下做赤脚医生的，我的药箱里只有三样东西：红药水、止疼片、纱布。另有一本普发的《赤脚医生手册》，拌片子、抹药水的知识全是得自这本小册子。我不光给人看病，也给牲口看病，兼着兽医的职责，也许上午刚接生了一个小孩，下午又要去接生一头小牛犊子。有时候接得我自己都糊涂了，分不清哪个是人哪个是兽。
“我就用红药水、止疼片、纱布这三样东西，在郊县的几个村里给人瞧病，什么理论知识啊一概没有，全靠实践积累，瞎猫碰死耗子。反正都是头疼脑热之类的小病，大病我看不了，那还是得送医院。
“那年月都乱了套了，一切都是颠倒的。咱们市内的医院的医生都让红卫兵拉到街上去斗了，但是医院不能没大夫管看病啊，正好有个‘造反派’头子，我曾经给他治过脚气，他对疗效非常满意。他说，你别在村里给人瞧病了，你去医院当主任吧！
“他这一句话，我就进医院当医生了——这医院就在植物园的旁边，现在那建筑还保留着，但是已经荒废了。我进医院的第二天，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