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觉虽然早在元丰八年就已经致仕归乡了,不过,他临走之前,却也为长安府推荐了了一位非常适合的新知府来掌舵。
这个人就是雍丘韩氏八龙的老三——韩绛,字子华,庆历二年进士及第,高中探花,而这一科可谓是人才汇聚,英年早逝的状元合肥杨寘,第二名榜眼是王珪,第四名就是蔡道的外公王安石了,还有一位蔡道的同乡,其才学不逊沈括,治政能力更是胜过沈括的人,他就是苏颂。
宋神宗刚一继位,就拜韩绛为枢密副使,熙宁三年拜其为参知政事,可是,因为他也反对变法,所以,过了没有多长时间,他便被罢为地方官,出知过很多州府,直到元丰六年,他出知洛阳府,才算稳定了几年。
说起来,要不是,孙觉推荐了他就任长安府知府,去年韩绛就得去面对那几十万的河东饥民去了。
韩绛人老成精,自然知道自己的执政地方能力并不比孙觉要高明到哪里去,所以,他一上任,干脆就来了一个萧规曹随,任由关中三贤任意施为,他只需派人盯着另外一些官员和小吏即可。
他上任之后,有一点孙觉就比不上,那就是对基层官员的震慑力,从其父韩亿开始,雍丘韩氏就享誉朝廷。大宋宰辅,非韩即吕,吕指的就是吕夷简的后人,而韩指的却不是相州韩家,而是雍丘韩家。韩亿的八个儿子,虽然不是个个都成为了宰辅,可这个八个人也是极有能力的。
门生故吏遍天下,在韩绛手下当差的官员以及小吏又怎么敢造次呢?就是长安府判官也不敢用自己判官的身份轻易去招惹韩绛。
不过,元佑元年的政坛震荡,还是波及到了韩家。之前和蔡确同为宰相的韩维,也就是韩绛的四弟,并没有如后世史书上所写的那样,奉诏进京,就任门下侍郎。
这一点,整个韩家都觉得蹊跷,韩绛一直在外当官,更是不清楚,自己的这位四弟究竟是怎么想得。
而韩绛的五弟韩缜却在这个时候奉诏进京,高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了蔡确被贬去岭南的幕后推手之一。
这一次,面对关中和京西两路突如其来的严重旱灾,一直监管北洛河区域的蔡玄表现得尤为突出。之前,蔡玄按照蔡道给他的方法治理北洛河,可是,要想尽量降低北洛河流域水土流失的程度,就得占用北洛河两岸一部分肥沃的田地去种植牧草和树木。
这样做,短期之内收到的效果自然比不上宗泽和张叔夜负责管理的渭河和泾河流域,这两个河流流域之内的粮食产量一直都比北洛河流域要高出了近三成还多。
可是,这一次,陕西路受这么大干旱的影响,因为北洛河水土保持非常好的原因,这片区域粮食的产量确实是减少了,可是,北洛河两岸种植的紫花苜蓿和枣树和栗树却为百姓们提供了额外的粮食。补充了一部分因为粮食减产而引起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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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综合治理,让老百姓不再单一的依赖土地里的粮食去刨食,就是蔡道让蔡玄舍弃北洛河两岸一里沃土的根本原因。
种植的紫花苜蓿可以用来饲养鸡鸭、猪和羊,一旦百姓能够补充大量的肉食,那么,他们就能够大幅度减少粮食的摄取量。
其实,后世的人都明白这一原理,肚子里有二两油的话,谁一顿饭还能够吃十七八个馒头啊!
木本粮食更是如此,木本植物本身就比草本粮食更能够抵抗天灾,而且,木本粮食是多年生长,草本粮食却是一年生的植物。
因为就是后世也避免不了各种各样的天灾,所以,从各种渠道获取能够取代草本粮食作物的粮食,才是真正让底层百姓摆脱小农经济容易因为一次天灾就立刻崩溃这一特性。
这样政绩,就连韩绛这位见多识广的老人家都觉得惊艳不已。
这个时候,就连一向心高气傲的宗泽和张叔夜这两位政坛新秀都对蔡玄刮目相看。因为之前,蔡玄的政绩与二人相比相差的实在有些远。
这一次,长安地区向西北其他区域输送粮食最多的地区,也自然就变成了北洛河流域。
为此,文彦博和吕公著不得不捂着鼻子给蔡玄加官进爵。
说起来,以文彦博京和吕公著为首的保守派京中大员们都觉得脸红,因为,京西路州府县的主官,大多数都是他们保守派一系的官员,可是,他们在这一次旱灾中的表现,实在是差极了。
也就难怪,这一次,京西路百姓能够进入京畿地区。
文彦博和吕公著这么做,一是为了保住保守派整个体系官员们的颜面,虽然百姓遭遇灾害逃荒,根本就是一种常态,但是,为了不让京西路死太多的百姓,他们才放行的。
二却是为了节省运输粮食时,沿途耗费的粮食。京西路的百姓们自己跑到京畿地区,自然也就将这部分损耗节省了下来。况且,这些救灾粮放在京畿地区,也就是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也就阻断了那些想要在其中上下其手的可能性。避免了对这些灾民们的二次伤害。
对灾害的损失暂时遏制住了,可是,一直在中枢苦苦支撑的宰辅们,却有一个再也撑不下去了。
元佑三年,吕公著逊位没有几天,便病逝了。
在处理完旱灾的事宜之后,吕公著便主动递上奏折,向太皇太后高滔滔请辞。这一回,高滔滔不得不准了这份奏折。因为,这道奏折是吕公著在病榻之上写成的。
吕公著一直和文彦博担当,元佑元年,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一对老冤家双双历史,却把大宋朝这个烂摊子留给了他们两个。
说实话,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后世的那些文人儒生,在评论元佑这八年执政期间,太皇太后高滔滔如何如何勤俭廉政,励精图治,都说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而且,还评论,这八年也是大宋朝最后一个国势较强的时期: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
其实,这些话,在原本没有蔡道的时空,比没有什么错。保守派废除了新法,让大宋朝的政治又重新回到了原本的轨道之上。
与民休息,休养生息,是所谓大治之世共同的特征。
说穿了就是三个字——不折腾。
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就是太能折腾了,他自己没有什么本事,而且其意志也不太坚定,却喜欢不停地折腾。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前尚可,王安石一下台,宋神宗就立刻放任保守派和变法派,这两派大臣互相攻讦,而且,宋神宗自己既没有什么军略,又没有看人识人的眼光,还一直穷兵黩武,大大的损耗了大宋朝的国力、民力和军力,让大宋朝这个经济发达的国家贻笑四方。
昔日,汉武帝使贤用能,布兵四方,结果呢?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那叫威震四方。
而宋神宗,识人不明,专用庸将,专兵于西夏,结果呢?攻必不克战必不胜,那也只能叫做丢人四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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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8 吕公著病逝2
而宋神宗,识人不明,专用庸将,专兵于西夏,结果呢?攻必不克战必不胜,那也只能叫做丢人四方了。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
熙宁七年,宋神宗派韩缜和辽国谈判,却割地六百余里。
熙宁八年,地处南方的大越国派重兵进犯广南西路,南方除了邕州地方官苏缄率众顽强抵抗以外,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望风而降。
熙宁九年,郭奎率军三十万远征交阯李乾德,于富良江之战大破其军。可是,因为北方的禁军不适应大越国潮湿的天气,导致部队病亡过半,不得不接受大越国的乞降,罢兵还朝。
结果,邕州被屠城,三州之民被劫掠到大越国一事也只能不了了之了。
至于,宋神宗一直灌注全部心力去对付的西夏国。
主动进攻的时候,更是鲜有胜迹。
熙宁年间,
熙和路之战,
大宋朝之所以能够从陕西路向西攻取了青唐吐蕃和角厮罗等政权,拓地两千余里,建立熙河,并对西夏逐渐开始占据战略主动。
这可是大宋一代名将王韶个人的功劳。
王韶上了那道著名的《平戎策》之后,宋神宗给了王韶什么样的官职——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说穿了就是一个要人没人,要权没权的一个弼马温型的苍蝇官。
如果不是王韶个人能力通天的话,就算再换一个人去,也根本就拿不下青唐。
就是这,王韶最后还是和宋神宗在处理青唐事宜的问题上,起了很大的冲突,最后被变为地方官。一代儒将,费劲心力,却是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五路伐夏
元丰四年,趁西夏国内乱之际,
大宋国发动了五路伐夏之战。
由于宋神宗不放心其他将领,便专任高遵裕监督其他各路人马。
结果呢?
有能力的太监根本就不鸟他,李宪守在自己攻下的兰州城,根本就没有去和高遵裕汇合的意思。
而没能力的太监和有能力的将领却被这厮坑惨了。明明就要攻下灵州城,却因为宋神宗看好的高遵裕嫉贤妒能,坐失良机,将一场快要打赢的战役生生打成了大溃败。
这个五路伐夏之战,由败转胜的罪魁祸首——高遵裕,如果不是蔡道进言的话,他就仅仅是被贬到荆湖北路,在那个里汴梁城不是太远的地方养尊处优呢。
不处理高遵裕败军之罪,真得是因为这厮是太皇太后高滔滔的亲伯父吗?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愿意,宋神宗之所以没有重处高遵裕,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颜面。
还有那个徐嘻,很多人,包括蔡道都已经一再警告过宋神宗,千万不能任用这个只会耍嘴皮子的书生干预军事。可是,宋神宗却仍然一意孤行,没了历史上的永乐城之败,徐嘻却被安置到了兰州城。这一次,蔡道虽然暗中让沈括丢了官职,却让他避过了永乐城之败的罪责。
结果呢?
自然还是没有好结果,种谔那一次也被坑惨了。他是深受其苦啊!
种谔负责镇守的兰州城,却被徐嘻这个书呆子给丢了。
至此,五路伐夏时仅存的胜果,也被宋神宗那神一般的识人能力给彻底葬送了。
仅就这一点而言,宋神宗却和宋仁宗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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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相似的共通点。不过,宋仁宗当政时期,和西夏之间战争,更多的是在防守的时候遭受了非常大的失败。
高滔滔休养生息的策略的确是对百姓们有利,不过,这却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风调雨顺。
特别是北方地区,田地里每年只能耕种一季的粮食,如果风调雨顺的话,老百姓们即便是没有寸土的佃户,也能生活的很好。
可是,一旦遭遇了罕见的自然灾害,再加上地方官员上下齐手,贪污日常的税收和朝廷拨付的救灾粮食。这样与民休息的政策,也就很难见效。
况且,如果,大宋朝汴梁城里的仓库和归属于皇室的内库中没有足够应对灾年的粮食的话,那别说安居乐业了,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更是成为了空谈。
这个世空,就是因为蔡道的存在,才让宋神宗推行了那个藏富于民计划,让在王安石变法中得到的粮食和财物,并没有留下来太多,而地方的府库和常平仓更是被他在暗中主导的硕鼠计划掏空了。
就这样,连续三年的干旱,已经让原本财政良好的大宋朝又一次回归了宋神宗继位初期的模样。
简单的来说,就是一切都归零了。
这一次,是真正的归零了。
这一段时间,属于户部的粮仓早就入不敷出了。而文彦博和吕公著从内库当中借下的粮食和财物不但没有能够及时归还,而且还越欠越多。
反正,看那样子,即便整个中原再来一次元丰六年那样的大熟场面,也根本归还不了对内库的欠款。
这无疑,让文彦博和吕公著这两个声名不佳的丞相,在官员和百姓当中变得更差了。
而且,就连太皇太后高滔滔的名声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
毕竟,文彦博和吕公著虽然是司马光召集入京之后,才当上丞相,可是,表面上来看,这两个人的确是高滔滔自己下得旨意,也是她亲自任命的官职。况且,司马光早在元丰八年就已经被气得吐了血,一直躺在病榻之上无法言语,更不要说理政了。
不过,吕公著并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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