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都已心知肚明。简单说来，汉利医生长期酗酒，愈来愈无法胜任指派的工作。在退休令中加上“健康”这一条，是为了让他能保住退休金，但置他于死地的肝硬化则一直到他死前不久住进医院时才诊断出来。这些事实都是公开记录，我转告给你并没有违反任何保密原则。
２。我跟汉利医生共事了两年半——从１９７９年９月到他１９８２年３月退休——我很遗憾地要说，我从一开始就对他的专业能力抱有保留的态度。我当然无法评断一个在我加入之前进行的、并且没有相关文件档案的验尸行为；不过经过思考，我认为汉利医生的判断力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时必然已受到酗酒的影响。
３。我不清楚汉利医生与里士满警局的德鲁里警佐之问有什么关系，也无法证实你所说的：“汉利医生可能接受了德鲁里警佐的指示，做出一份符合里士满警局希望的报告”。然而，我曾数次对汉利医生表示关切，因为他损害了此部门的独立性，做出的验尸报告似乎与警方对案情的看法如出一辙。这些事件中有两件目前正在接受官方调查。为汉利医生说句话，我不认为他的行动有任何恶意的动机，只是他已经无法再胜任他的工作，为了补救，便对某些警官的“直觉”寄予太多信心。我想在大部分的案子里应该影响不大——我们所见到的大部分死亡都是“自然”的——但显然在事实有争议时这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４。我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汉利医生忽视巴茨小姐一案中谋杀的证据绝对不是因为种族歧视。我本身就是黑人，他从来没有对我另眼相待。
他是个好心肠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的工作显然令他难受，尤其是当他必须切开妇女和孩童的胸腔时；他逐渐将此视为“不必要的凌迟残害”。
５。由于没有档案，恐怕我除了支持韦伯教授对那些照片的评判之外无法提供更多帮助。如前所提，有九件案子的档案似乎都失踪了，并有证据显示是汉利医生在离开之前摧毁的。他在本部门服务多年，因此当时决定给他三个月的“缓冲期”。我们认为他是利用那段时期除去了任何他觉得结果可疑的档案。悲哀的是，他似乎对于“法医”在社会里扮演的角色日渐混淆，不停质疑“公正法官”的价值。然而，关于此点并无证据，这样的推测是不可能用在法庭上的。
总之，关于汉利医生在我与他共事期间工作表现及验尸水平的恶化，都已经是公开的事实，我很乐意提供这封信作为支持该点的证据。除此之外，我只能建议你尽可能从各方面收集证据，以便提出缜密而有力的论点，迫使当局对巴茨小姐之死重新开案进行调查。
我想此信应能有所帮助。
顺祝。一切顺利
安东尼·德佛瑞尔医生 敬上
《蛇之形》第十四章
接下来的星期一，我独自搭火车去伦敦。我拒绝告诉萨姆我要去哪里、打算做什么，我们因此吵了一架，他早上８点钟送我到多尔切斯特南站之后便气冲冲地开车走了。自从丹尼丢出那句“跳船的卑鄙小人”之后，萨姆就一直很沮丧——事情不是那样的……当时我需要时间理清头绪……贾克成天跟我唠叨，想说服我要你吃那些该死的镇静剂……他说你需要帮助……他说你短路了……他说……他说——而我那句很酸的回话自然也不会改善他的心情，我说既然贾克是那么位先知大师的话，他应该去跟他谈而不是跟我谈。
我没有紧盯着他，因此我星期一早上出发时完全不知道他会不会照我的建议去做。我想应该不太可能。萨姆那种人除非不得已不会去吵醒正在睡觉的狗，尤其他是如此害怕被咬。
在那个８月的上午，我发现葛兰姆路已经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这里成了一条单行道，路中央有减速路障。只有持有停车许可的人才可在此停车，卡车也不准进入。房子比我记忆中漂亮，人行道也比较宽，阳光更耀眼，照射到的范围也更广。在我记忆里这里一直都是个黑暗、不祥的地方，这使我不禁怀疑我的头脑这些年来究竟还荼毒了哪些东西。或者不是我的记忆有问题？也许安妮的死真的带来了改善？
我经过５号房时瞥了一眼，那光洁的外观让我感到羞愧。有人在这房子上投注了感情和心思，我们以前就该这么做的。窗台上的花盆箱鲜艳夺目，一扇新的上色木门替换了我们那扇老旧的蓝板门，屋前那片勉强有三尺纵深的小花园有道整齐的砖墙以及一盆盆猩红色的牵牛花，通往门口的小径旁还有半圆形的绿色草皮。不只这一家如此。当然，这里那里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紊乱的花园和剥落的油漆，显示住户不能或不肯依样画葫芦，但大体而言，这整条路绝对是高级多了，贾克说此地房产价格大涨的话也有了道理。
我猜部分原因是地区委员会公有的那些房产卖掉了，２０年前一律漆着黄色门的那些房子看来相当究兀。而现在已经无法分辨出哪些房子原来是公有的，哪些房子一直就是私人的，不知还有多少屋主是原来那些用超低价格向地区委员会买下房子的承租户。如果温蒂·史丹霍普说得没错，大部分的承租户一年内就把房子卖掉赚了一倍的钱，但比较明智的人则留了下来，看着他们的投资与日俱增。
我穿过马路，停在莎伦·波西家的门前。她的房子几乎跟我们那栋一样整洁，窗子上挂着百叶窗，屋前花园种着蒲苇，但我无法相信她没有在一看到有利可图时就马上把房子卖了走人。我知道她买下了房子，因为当时莉比连着几个月的来信都气冲冲地骂着贾克那每周３０镑对莎伦的卧房助益可真不小，但我实在很难把２８号新增的这种含蓄美感，跟温蒂照片中那个把头发漂淡成金发、一脸假笑的女人连在一起。
我向她家楼下的窗户望去——原本只是好奇心，没有期待看到什么——结果让闪现在窗后的她吓了一跳，她的脸自得像面粉，红唇有如伤口，画着浓浓的眼线。我想起莉比给她取的外号“漂白的吸血鬼”，但那天上午她看来不像是掠食者，反而相当可悲。一个上了年龄的女人，试着涂去岁月所造成的破坏。杰弗瑞·斯伯丁是否还跟她在一起？或者在她失去性吸引力的时候他就不再迷恋她了？我荒谬地想举手跟她打招呼，然后才记起我们从来没说过话，就算２０年前她知道我是谁，现在一定也认不出我来。
我走向３２号，几乎没有瞥安妮的房子一眼。就连在她死后那几个月，我站在她被封上木条的屋子前时，她的鬼魂也从来没有困扰过我，现在当然更不用谈了。
到头来，惟一在此地徘徊的鬼魂是那些孤单的母亲……
我还没来得及敲门，莫琳·史雷特就把门打开，伸出她那小小的手把我拉进去。“我不想让别人看见你。”
“他们又不知道我是谁。”
“他们会猜到的。每个人都会说闲话。”
我心想这有什么关系，既然记得安妮的人都不在了，随后认定她所谓的“每个人”指的是莎伦。我想若告诉她我已经被瞧见了可能会造成相反的效果，因此跟着她走过走廊来到厨房。经过一楼的两间房间时，从开着的房门可以瞥见里面的样子。
客厅看来很少使用，但饭厅已改装成舒适的小天地，地板上有数个色彩鲜艳的豆袋椅，一张摆放着靠垫的沙发靠墙而立，角落有一台宽屏幕的电视。电视正在播放一个日间综合节目，从沙发上揉皱的垫背和房里闷闷的烟雾来看，莫琳要不是看了整夜的电视，就是今天一早就打开电视。我们经过时她关上房门，将电视声音关在房内。
虽然莫琳家是整排连栋房屋的末间，但里面的格局跟我们那栋一模一样，事实上整排房子的格局是错开的：客厅和餐厅在右边，左边是经过楼梯的走廊，通往后面的厨房。毗邻的房子格局则正好左右相反，因此每户人家的走廊与走廊相邻、活动空间与活动空间相邻。楼上也是一样，每户的卧室与卧室、楼梯间与楼梯间相邻。为了让餐厅能开个窗子，厨房在屋后偏处一边，跟走廊那一侧的邻居共用一道墙。由于这些房子当初兴建时没有遵照什么现代化的隔音标准，因此不可避免的，我们对邻居的了解程度全都超过我们愿意的范围。
事实上，当时萨姆老是抱怨，我们买下５号之前应该做些“噪音”研究。与走廊相邻的那一侧，７号——像道隔音屏——住的是一对老夫妇，他们说话几乎像在耳语，就连在自己家厨房也一样。而与活动空间相邻的那一侧，３号——却像巨大的回音室，中间距了一道振动的薄墙——则有查尔斯家的小孩，夜里的尖声哭嚎让我们不得安睡。有一天，萨姆以乐观的精神邀请左右两对夫妇到家里来喝酒，建议他们交换房子，这样大家都能相安无事。萨姆告诉保罗·查尔斯他透过墙所听到的事情，其中有些让查尔斯很生气，从此之后他对萨姆就抱有敌意。
我常纳闷安妮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不过在那许多针对她的申诉中，从来不包括噪音这一项。事实上她比较可能是噪音的受害者，在别人让她日子难过的同时默默忍受着。麦可·波西和艾伦·史雷特都喜欢公开取笑她，我不相信他们私底下没有继续这项游戏，对着共用的墙壁大声骂她。
“丹尼昨天晚上来过电话。”莫琳说着在厨房里拉出一张椅子，按着我坐下。“他似乎很喜欢你。”她带点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口音，发“啦”的音时后面会加个硬“g”的音，至于她是在那里出生还是跟她父母学来的，我并不清楚。
她的每件事都很让我受不了，连口音听来也觉得刺耳，我得把笑容黏在脸上以掩饰我的不快。不管温蒂·史丹霍普说她丈夫如何虐待她，我向来都觉得莫琳·史雷特有些邪恶，或许因为我认为是她鼓动人们仇视安妮的。我确信她知道我真正的感受，但至少此刻她愿意维持友善的假象。
“我也喜欢他，”我向她保证，“丹尼是个好孩子。”
她忙着拿杯子和碟子。这些年来我为寻找答案给她写过许多次信，但我惟一收到过的回音是一星期前，同意跟我见面的那封信。我想是我跟丹尼的接触让她改变了心意，不知道她是对我故意去找丹尼的用意疑神疑鬼，还是对他告诉了我什么而暗自担心。毕竟，有太多事情她不想让我知道。
“你是惟一这么认为的人。”她说着在水槽旁给茶壶加满水。“丹尼从１０岁开始就不停惹祸……打架……偷车……他１２岁开始注射海洛因。”她停了停，等待回话，但我没开口，于是她有点刻薄地继续说，“大部分做妈妈的都不会希望自己十几岁的男孩跟他这种人混在一起。他说他跟你儿子一起去喝过酒。”
“对。他们跟他在波特兰碰过几次面。”
“你知道他抽大麻。”
“知道。”
“他八成也拿给你小孩抽。”她带着些许恶意说，仿佛这念头令她很愉快。
“那他不会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她怀疑地看着我。“你对这事一派轻松。你一定对你儿子很有信心。”
我不置可否地微笑。“要是丹尼还在用海洛因，我就会比较担心。”
“绝对不可能。”她插上茶壶的插头。“德鲁里先生替我做了这么一件好事……有一天把那个小笨蛋逮个正着，把他吓得要死，再也不肯碰针头。”
“他怎么办到的？”
“他给了他两个选择：是要现在受罚，还是让少年法庭将他送进看守所。丹尼选了现在受罚。”她大笑。“我想他是以为德鲁里要打他几巴掌之类的……没想到面对他的是货真价实的虐待狂。”这念头似乎令她觉得有趣。
“德鲁里做了什么？”
“他把针头折断，用手铐把它压进丹尼的手臂里，然后告诉他说，如果他去找医生取出来，他们会问他一大堆问题，二话不说就把他送去看守所。两天后丹尼才鼓起勇气把皮肤划开，用镊子把针头夹出来。从此以后他只要看到针筒就脸色发青。”
“听起来很像德鲁里先生的风格，”我喃喃说道，“残暴但有效。你举报过他吗？”
“怎么可能！”她用汤匙将咖啡舀进马克杯里。“我感激得很。我可不希望我有哪个小孩死于毒品过量。”
一阵沉默，我们静静坐着等那壶水烧开。我不知道她的出身背景，但那天临走前德鲁里对丹尼扔出的那句——你那个被踩扁的贱老妈可好？还在酗酒？——贴切得令人不自在。我母亲会说这是因为教养（或者说没教养）——科学家会说是基因——我则会说这是因为没受过良好教育以及自尊心低落。我想她惟一在乎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