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于是便发生了长平之战。秦国取得了战争了胜利，从此山东诸侯再无强国。虽然此后秦国的统一进程仍时不时地受到挫折，但大势已成，在远交近攻政策的护航了秦国由近及远，将六国各个消灭，完成了统一大业。
纵观秦国的统一进程我们不难发现，每一种形势之下，都对应着一个最好的外交政策。在三极对抗阶段，外连横而斗诸侯效果最佳，如果此时远交近攻，只能与另外两级打给平手，而无法取得优势，因为他们也一样会远交近攻。战略收官阶段，只能是远交近攻，而不是外连横而斗诸侯，因为此时关外已无强国、从近及远无疑比舍近求远效率更高。
韩非在新时期抛出了一个过时的建议，秦国对韩非既熟悉又陌生的建议并没有动心，再加上没有韩王的配合，李斯于是跳出来用语言和行动揭穿了韩非精心策划的外交棋局。韩国成为东方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消灭的诸侯。
第二章、转型时期的沟通困难
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社会性，离不开相互沟通，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人又是万物之灵，有感情有理性有各种意识潜意识还有许多不为人所知的方方面面，人类至今仍未能够用大脑探明大脑的各项功能，人脑终非计算机能够模拟。由于人性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沟通也就超脱于技术而上升为艺术。虽然人人都能多多少少的掌握沟通的几层功力，但很难保证不出问题。沟通失效便会引起误解，误解会造成人际关系的障碍，人际关系的障碍会造成大大小小的损失。如何进行有效沟通，减小不必要的损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韩非深刻感受到了沟通的困难，在文章中多有论述。我们以现代眼光来看韩非所论述的沟通困难，这既是他个人的困难，也是那个时代的困难。韩非提出的沟通困难是那个时代的集中反映。
沟通困难、与君主沟通更困难，与转型时期的君主沟通更是难上加上。为什么后面还要加上个转型时期呢？这是由于在转型时期，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权力结构也进行了重新排列，进言者就更加摸不准君主好哪口。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转型时期。从1840年到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第二个转型期。历史进程中的转型期很像人生的转型期，会出现很多的不适应和障碍，沟通就是其中之一。层层叠叠的沟通困难淤积起来，韩非透过现象去摸索本质，于是便有了下面的四篇。
再说一遍，沟通是门艺术，像绘画、音乐一样，需要不断用脑思考，用心感悟，反复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体味，才能获得境界上的提升。沟通能力的提高不是通过学习一些条条框框就能达到，市面上一切教人说话的书皆作如是观。对于这个问题，歌德的话十分中肯，“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韩非的论述也只具有启发意义，不能生搬硬套。
1、《难言》。难于进言的种种现象。
在《难言》中，韩非主要罗列了沟通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和一些沟通失效的案例，没有进行深入分析，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这些任务斗留给了后面的篇章。
一上来，韩非就表态：我韩非并不认为人说话本身是个问题，关键在于对方是否认可我说话的方式。韩非的这句话一点都不高深，是个普通常识。大凡准备跟别人说点什么的人，在说之前肯定清楚自己想说什么。脑子里还没半点头绪就张口说话的人基本上可以归入二百五、缺心眼之流。如果不考虑听众的接受方式，让一个人以他最熟悉、最擅长的方式讲话，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些可以说都不是问题。但如果你所进言的对象是一个能够赐给你富贵，能够让你实现政治抱负，又有着强烈的主观偏好的君主，问题就产生了。君主最喜欢的表达方式只有一种，而能够将一个意思表达清楚的方式有无数种，以一种去碰无数种，命中的几率微乎其微。没有命中的时候，就出现了如下种种现象。
“言顺比滑泽，洋洋溃｛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 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捴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 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而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
翻译成白话就是：你啊，言辞顺畅，洋洋洒洒，就会被认为是华而不实，重听不重用；可是如果你老实巴交，知一说一，知二说二，就被认为头脑简单，没有思想。如果说起来旁征博引、海口天空，会被认为空洞无物；可如果你竟捞干的讲，决不拖泥带水，会被认为语言唐突，不懂修饰；如果你说话简洁明了，一阵见血，会被认为有意伤害他人不知谦恭；可如果你说话云扇雾绕，高深莫测，就会被认为故弄玄虚，自作深沉；如果你喜欢从身边的小事说起，就会认为你浅薄，没有思想。如果你喜欢从常情常理入手，就会被认为是胆小怕事，巴结君主；如果你讲话思想很前卫，会被认为荒唐。如果你思维敏捷，富于文采，会被认为不质朴；可是如果尽说大白话，老实话，会被认为是粗俗。如果你开口马列如何，闭口毛选如何，就会被认为书呆子习气，本本主义。
看见了吧，在沟通领域，没有绝对的优点，也没有绝对的缺点，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可能招致反感，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有成功的可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爱听大实话的就有爱听漂亮话的。韩非提到的法术之士在那个年代属于新新人类，他们要到一个陌生的诸侯国，与一个陌生的君主谈论富国强兵尊君之术，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而且还得背负着极大的精神压力，一语不合就可能身首异处。可是为了出人头地和荣华富贵，无数士人还是走上了这条艰难而成败未卜的道路，其景象比我们今日找工作更甚。
要知道，这些士人面临的不是一个心灵空寂，随时准备接受外来不同声音的君主，而是生活在一个特定文化氛围，具有特定心理状态的君主。虽然君主在文化心理和认知方式上可能与环境相同，但并不意味着君主与周围的人具有相同的追求，那个时代还是有不少求新求变的君主。这之间的细微差别，外来的士人如何知道？不了解情况，便无法对症下药，仅凭无知者无畏的勇气是无法达到打动人心的目的。以商鞅见秦孝公为例。秦孝公本身有变法图强的想法，但他的语言习惯、国际视野与周围的人一般不二。受过法家系统化训练的商鞅对此情况并不了解，因此不敢贸然深入，也只能从帝道、王道慢慢磨和、慢慢试探。不过，商鞅的幸运是秦国刚开始求贤，君主很有耐心，等到了后来士人蜂拥而至，就没有人能有商鞅的运气了。
但凡是人都有点傲慢和偏见，都有点自以为是，位置越高、越成功的人这种情况越严重。一个优越感极强的人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任何新观点，任何表达方式都会遭到他毫不留情的吹毛求疵，而高高在上的君主很容易获得这种优越感，大臣们连天的马屁很快就能把他捧的缺乏自省精神。我们用常理常情来考虑一下，让没有丝毫背景的士人向有这种心理的君主进言，成功的几率能有多大呢？鸡同鸭讲、对牛弹琴的是经常现象。士人想拍马屁都找不到马屁股的位置，也不熟悉马屁股的软硬程度，更不了解马喜欢的力道，万一拍到马腿上，让君主听出弦外音，那麻烦就大了。这还不算呢，心理学告诉我们，个人的自恋是病态，而集体的自恋却是常态。国家的文化部门、宣传机构其实就是引导人们恋集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正是这种体现。集体的自恋并不因集体的弱小而发生改变，连夜郎这样的国家都认为自己很大，连落后的清政府都认为自己文化先进，连快要亡国的中国都认为自己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果出了问题，自恋的集体也只愿意用旧方法去解决，不管这问题是旧问题还是新问题。君主作为一个集体的代表，受到了集体自恋的集中投射。士人想要以一个人的言辞来改变一个庞大集体的成见，难啊！
韩非给我们列出了一堆血淋淋的事实。这些事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发生在国家变革或社会转型时期，都是发生在新思想、新观点冲击旧思想、旧传统的情况下。由此看来沟通失效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渊源。欲知详情，请看下回分解。
2。《孤愤》————同路人，异路人？
从春秋到战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上的过渡，也不单纯是诸侯国变得更少，战争变得更加激烈，而是整个时代精神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存留下来的七大诸侯都经历了一次政治体制上的重大变革，形成了历史上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今天称之为战国；又被司马光看作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并以此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端而大发议论，说什么周天子自干堕落，败坏名器；就连当时的人都觉得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尽管人人对新旧页之间划分的标准不同。有幸存留下来的、现在被我们称之为战国七雄的七大诸侯国之所以能够继续坚挺200多年，一方面是由于历史遗产丰厚，自然条件优越，另一方面是由于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和文化上的推陈出新。这种大变革格局的形成既是外部竞争的需要，也是君主的意愿，还包括士人群的孜孜以求，此三者缺一不可。纵观各国改革，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谁的改革越彻底，谁的成效就越明显，谁的发展后劲也就越大。魏国、秦国都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在诸多改革流派中，法家方式无疑是方向最明确、立场最坚定、斗志最坚决、改革最彻底的一派。法家大公无私、精明强干、作风硬朗，本应改是各国君主眼里最可爱的人，在人才市场上也应是最受追捧的对象，可是由于时代的关系，法家见君主的道路遍布坎坷和荆棘，充满了猜忌与误解，流淌着血和泪。君主和法家本应该在同一个阵营，可经常以伤害与被伤害的关系收场。斑斑血泪、幕幕悲剧，谁之过？韩非有自己的孤独与愤怒，其实君主也未尝没有。
韩非将问题归结在当途之士身上。当途之士按现在话讲就是执政党、当权派，本只与位置有关、无而所谓好坏，韩非指的是那些具有腐朽习性的当权派。与当途之士相对应的是法术之士，这里的法术之士可不是能够呼风唤雨、洒豆成兵的异能人士，而是至那些推崇君主用法术进行统治的人。法术之士是在野党，无权派。由于当途之士的存在，法术之士不得进，而君主之利遭侵剥。韩非将当途之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自有一套严格的逻辑过程，只是在韩非看来这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像殴几里得中的公理一样，根本无需证明，只要拿来运用就行，但我们今天还是要多说几句。
如果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利益集合体，那么所有权全部归君主个人所有，但由于人趋利弊害的天性，他们总想用不正当手段把君主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国家的各级管理者也就是众大臣也不例外，这就是君臣异道的根源。而新新人类法术之士则不然，他们虽然也趋利弊害，但却走得是与当途之士完全不同的道路，即：增加君主的利益，减少君主的损失。他们的武器是法和术，用法来矫正奸邪，用术来甄别善恶。在当途之士中，影响最恶劣，危险系数最高的要数重臣。韩非子给重臣的定义与我们平常的理解不一样。他眼里的重臣，第一应该位高、权重、势大、财多、名显；第二视自己的利益高于君主的利益。两条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被称之为重臣。上了重臣榜就相当于上了黑名单，韩非子本着谁碰了君主的奶酪谁就是我们法家敌人的原则将这些重臣视为死敌。
大凡重臣都具有很大的权力，而且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高手，由于这种原因，他们的头上经常顶着在常人看来十分迷人的光环。韩非这里列举了重臣制造虚假贤能的四种常用手段，1）与外界关系良好，外交事务离开他就无法办妥，外面的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还总在君主面前夸奖他如何能干。2）扶植党羽、拉帮结派，笼络同僚，利用职权提拔自己人，打击异己分子。结果同气相应、同利相护，各级大臣都紧密团结在以某重臣为中心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