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相近，习相远。”我觉得《新三字经》开头“人之初 如玉璞 性与情 俱可塑”更贴切，前者的语气先验而独断。人性的可塑性在不同学术大师的作品中有不同的反映。
韩非对人性的认识是时代的产物，就像庞勒对群体心理的认识也是时代的产物一样。战国时期，韩非看到了人们毫无顾忌的追求利益才得出人性趋利的结论，并依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富国强兵尊君的理论体系。《韩非子》反映了时代，超出于时代，照亮了后代，这也是任何一部伟大著作的历史定位。如果没有战国，就不会有韩非这样的政治理论家，同样如果没有民国，就不会有鲁迅这样的战斗文艺家。那么战国一定是一个精彩纷呈，独具魅力的时代，不然怎么会产生《韩非子》这朵奇葩？英雄需要土壤，学术同样需要土壤。关于战国，我曾经用一本３５万字的书来描绘，但仍感觉只触及到不及万分之一的精彩。由于篇幅有限，我这里不可能将剩余的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补齐，所以只能择其要点而概叙之。
总的来说战国是个大洗牌的时期，言其大是由于不但变换了玩家，连游戏规则都同时发生了改变。原先是周王朝统治下的一系列诸侯国，他们以分封建制为基础，以周礼为最高政治准则。经过时代的洗礼，各诸侯国蚕变之后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其内涵已经发生根本的改变。周礼作为老朽的游戏规则在春秋时期或许还有遮羞布的作用，到了战国，连这个作用也丧失了，一切都变得赤裸裸、直截了当。从此再没有任何人为规则来限制人们追求最大化的活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然规则。它出自天然，带着远古的问候、丝毫没有任何人为加工的痕迹，我们亲切的称之为丛林法则；”the law of the jungle” in English。
说到丛林法则，谁都能想到那是一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状态，一切都以战胜对手，获取利益为准，当然另一面就是防止被对手打败，避免损失。其实用中国人经常说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来形容丛林法则并不准确，丛林法则之下没有道德家什么事，没有道德家当然也就没人去贴“王”“寇”的道德标签。这里只有胜利者和失败者，没有高尚者和卑鄙者。这里不以善恶论圣贤，只以输赢论英雄；虽然人们很反感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但在战国时代，我看不出哪里有不适合的地方。在这政治道德的真空中，孔老夫子“书成贼子惧”的超级神功已经完全失效，所谓的乱臣贼子不但没有感到畏惧，相反却在民众的拥护中大行其道。
丛林法则体现在国与国之间，国君与大臣之间，大臣与大臣之间，其中的例子太多太多，数不胜数，经常出入《韩非子》中间的就有田氏代齐，戴氏窃宋、三桓截鲁，六家分晋等大事。无数的事实层层叠叠淤积起来，韩非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前后反思，终于摆脱了传统学说的影响，看清了丛林法则之下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不要忘了，韩非师承荀子，而荀子是儒家一派。其实韩非的发现只能算作回归，因为在亿万斯年前人类本来就是这种生存状态，而且一到乱世，这种状态就重新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韩非子》是丛林法则之下的生存斗争思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用。该书版权归作者所有，希望君主能对号入座。在《韩非子》产生之前，各竞争者（无论大臣或者君子）都在无意识的按照丛林法则行事，能拐就拐，能诓就诓，有智用智、有力用力，而《韩非子》的出现像一盏明灯一样为君主照亮了主动依据丛林法则获取最大利益的道路。
韩非的思想虽然有千般好，但并不能用来太阳底下的一切事物，这也是韩非本人的意思，虽然他没有直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能解释一切的学问也是什么也解释不了的学问，唯有其用词含糊，才能包容下更多信息，最极端的做法是竖起一根指头便言太阳下没有新鲜事物。这种情况是韩非极力谴责的，韩非并且身体力行，其行文一便是一，非便是非，没有丝毫含糊，决不拐弯抹角，拖泥带水。当然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韩非思想的时候，必须对前提条件和周边环境详加考察。前提条件越符合韩非当时的情况，韩非思想也就越显其威力。只可惜历史长河中理想状态并不很多，因为道德和意识形态经常处于时代的最高地位，这种情况直至现代商业兴起才发生改观。我国这一领域的发育得更晚，大概也就２０多年的历史，以前有谁敢在企业管理领域内明目张胆得提出“经济人”的概念，但现在不同了，这一观点已经取得了普遍的认可，实际上也确实如此。“经济人”是趋利的，如果人不趋利便无法实现管理，这正好与韩非子思想的前提是一致的，所以将现代企业管理与战国政权兴亡对比着释读《韩非子》是最恰当不过的。
《韩非子》强烈地体现了丛林法则的特点，它务实、犀利，立意准确，无视道德，充满着战斗的气息和批判的精神，实在是欲有所作为者观察世象、理解人性、领导团队的思想利器。
三/不得不察
在讨论完人性之后，我还是不急于进入《韩非子》正文，这并不是我在跟大家玩心理战术，故意让美好的事物来的晚一些以增强大家的好奇心。之所以如此委屈大家的耐心，除了琐事缠身之外，还是由于有一些东西必须事先说清楚。我们读《韩非子》的时代已经与韩非写《韩非子》的时代大为不同了。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几千年未变，而存在于《韩非子》中的君主、大臣、国家、人民、法制等概念无论形式还是本质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变得面目全非。是这些前提概念支撑起韩非子的思想，韩非在进行论述的时候将这些概念视为理所当然，好像那君主、大臣、国家、臣民、法制就应该是他看到的这个样子，用不着再废话，然而我们今天再读《韩非子》的时候就必须对这几个概念多说几句废话。时代变了，内容变了，规则也应随之改变，这是唯一的不变。
韩非的思想来源于他对历史与时局的反思。在韩非能够考察的历史中，唱主角的是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他们有共同的主子，比如、夏、商、周，可这些诸侯国仍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独立，诸侯国的君主可以自己指定接班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管理自己的封国，可以有自己的军队，整个国家更像是种联盟。如果以企业做对比，这种组织更像是辛迪加，而不是托拉斯 。后来当共主衰败之后，这些诸侯国从半独立走向全独立，进而开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直到最后新的共主产生。无论诸侯国是大是小，是强是弱，但们都是健全、成熟的诸侯国，具体表现在有连贯的文化传统和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君主和大臣之间产权清晰，人民心理上认可。战国二百年虽然竞争激烈，但都是地位平等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社会精英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愿望虽然强烈，但都是投奔到已有的诸侯国旗下，没有听说谁从无到有，另起炉灶。韩非的分析和论断便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政治环境之下。由于韩非建立思想体系的历史素材有限，要他的思想完全能够适用于以后所有的历史环境，也是强人所难。前知五百年并不困难，而后知五百载就纯属吹牛，能够准确预言五十年就非常不容易了。鉴于历史局限，在学习与应用《韩非子》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不得不察。
1，正规军与非正规军
韩非熟悉的是成熟的诸侯国与成熟的诸侯国之间的较量，成熟的诸侯国内君主与大臣之间的角逐，他无法想到秦建立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前所未有的斗争模式：官与匪。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一场官与匪之间的斗争。匪成长为官的过程是一个实力长大过程，是一个文化逐渐成熟过程，是一个产权清晰过程，是一个制度完善过程。同样是统一战争，秦国吞并六国的战争与后世的改朝换代战争并不相同，前者更像是惠普并购康柏、耐克并购匡威，而后者更像是世上突然多了一个百度，当然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由于韩非没有接触过某某伟大人物“打江山”的历史过程，因而《韩非子》中对此并没有专门论述，韩非子研究的对象是正规军，而对于非正规军、准正规军、拟正规军，就需要进行辩证的分析，汲取《韩非子》中活的灵魂。
无论是政权还是企业，在打江山的阶段，由于还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由于某些个人的作用对组织的影响巨大，作为领头人，就必须注重人的作用，该论哥们就得论哥们，该讲交情就讲交情，该拉拢就拉拢，该贿赂就贿赂、该降身以求就降身以求，该做秀就做秀，该唱高调就唱高调。韩非的那些不讲人情的法、术、势在组织成熟的时候才有用武之地。这个时候，君主或者老板成为国家或企业毋庸置疑的唯一所有者，任何个人都无法挑战他的权威，他们这才具备全面推行韩非法家思想的权力基础。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韩非子的思想并不能指导政权或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过程，它的实施需要一定的先决条件的支持。当然当政权或企业小弱的时候，韩非子思想在微观、局部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我再重复一下以前的意思，《韩非子》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只是一种针对性很强、威力巨大的管理体系，针对性强的反面也是局限性大。包治百病是广告，专治一病才来得真实。
韩非子思想中的具体操作可能由于时代或客观的原因与现实脱节，但作为韩非子的思想内核一部分的“顺理而为”却具有普遍意义，尽管人们对何谓“理”可能有不同理解。这一部分思想是韩非对道家思想的扬弃和改造。“顺理而为”也可以作为韩非子对自己思想的注解，即：非正规时期实行非正规管理，正规时期实行《韩非子》这样的正规管理；看得见的规模就用看得见的管理，看不见的规模就实行看不见的管理；对于管理思想的取舍，既不能强求，也不能落后，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是为正解。还应该说一句，在正规组织的山头，韩非思想是最响亮的歌。
2，上下/下级关系与老板/打工者关系
众所周知，上、下级关系与老板、打工者关系是两组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上下级关系是一种由职权界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老板与打工者是一种由资产所有权界定的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职业经理人，虽然在企业中的职位很高，但还是打工者；丞相，虽然在官僚体系中职位很高，但也只能算是普通一官，乌纱一丢就什么也没有。丞相与君主，职业经理人与老板之间虽然在只差一级，但跨越这最后一级的难度要比从要比跨越前面所有级别难度之和都大的多。正是这层关系决定了君主或老板具有能够翻天覆地的权力，如果愿意他可以将整个全部洗牌。
君主、老板没有私人利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各级官僚、各级管理者却有私人利益。君主、老板的利益与各级官僚、管理者的利益既是统一的，也是矛盾的，但问题是很少有人将君主的、老板的利益看作自己的利益，是以人人希望少付出、多获取，最好是不劳而获。这种想法不但最基层的体力劳动工人和老百姓有，连最高层的丞相，总经理都一样有，其实君主和老板也一样有这种想法。只不过只有一方可以将这种想法变成现实。根据能量守恒原理，下面的人少劳多得就意味者君主和老板受损失，君主和老板少劳多得就意味着下面的人多劳动，在这两个矛盾的命题中，韩非只为君主和老板提供了解决方案。可是，事情就怕反着看，《狐狸与乌鸦》寓言的本意是让大家看清狡猾狐狸的真面目，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楞是学着狐狸的狡猾四处寻找容易上当的乌鸦。《韩非子》也可以看作一本变相地教人徇私舞弊、投机钻营、空手套白狼的书。《韩非子》为君主或老板提供了许多制服不良分子的招数，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君主或老板都能修炼到韩非所要求的功力。
准确地说，《韩非子》提供的是君主管理所有臣民，老板管理所有打工者的方法系统，而不是简单是上级管理下级的方法系统；由于这个原因，就出现了许多貌似有理，其实有害的命题。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权谋家为出君主、老板之外的大小领导提供了一条处事准则，叫：“功归于上，过归于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