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种能使君主安稳的做法是：1）赏罚依是非而定；2）福祸与善恶相关；3）死生决定于法度；4）人的才能有大有小，但君主对所有人没有主观上的喜欢或憎恨；5）人的智慧有高有低，但君主待人的方式不以他人的诋毁和赞誉为转移；6）凡是有依据，不任意而为；7）讲求信用不耍弄诈术。
六种使君主危险的做法是：1）依法应该惩处的却受到君主保护，即循私枉法；2）依法应该保护的却得到君主的处罚，即以私代法；3）从别人的损失中获利；4）从别人的灾祸中取乐；5）危害别人的平安；6）所爱的人不亲近，所憎恶的人不疏远。
纵观韩非的法制概念，不外乎以下要点：
1） 法度是君主、国家的根本。
2） 法应该遵循天理人性的基本规律。
3） 法是臣民行动的准则。
4） 法能调动社会各阶层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
5） 不以私害法，任法不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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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章完
第四章，御下
这里的九篇文章基本都是围绕君主御下的方方面面来谈，上一章《主道》与本章《御下》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主道侧重于君主对自身的认识与要求，御下则是关于鉴别、利用和控制臣下的方法与方法论。春秋战国时期政权的变更无外乎两方面因素，其一是亡于外部敌人，其二是亡于内部敌人。相比较而言，亡于内部敌人所占比率更多，而且许多亡于外敌的情况也是由于祸起萧墙引起的。在民族观念、国家观念还没有完全清晰的农业社会里，一个精悍的小国完全有可能吞并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大国。因此可以说，内部敌人是君主的头号敌人，内部问题是君主的头号问题。韩非在御下方面着墨最多也就不足为奇了，这里有韩非最犀利的剖析，最幽微的论述，最华丽的笔触和最深厚的情感。
1。《爱臣》与《人主》——有一种爱叫掌控
初看题目《爱臣》很容易让人想到儒家的思想——明君贤臣，相亲相爱。其实不是的，在韩非的世界里，君臣之间只是基于利益的相互利用，没有超脱于利益之外的爱。那时候人们写文章有时用开头两个字做文章的题目，可能韩非一时没有想到更好的题目，依从了当时的习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爱臣》是一篇与情感无关的文字。
韩非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们君臣之间的秩序并不是建立在伦理道德、等级制度、情感维系之上，君臣关系的基础是赤裸裸的实力对比。虽然通过伦理道德，等级制度，情感维系等等手段，君主非常容易从大臣那里遭到君主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并不是平空而来的。君臣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却有无缘无故的恨。受到君主宠爱的大臣，报答君主的不是竭忠尽智，而是图谋不轨。由君主而得富贵的大臣不想着感恩图报，却想着取而代之。大臣之不能图谋不轨和取而代之，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实力不济，不得以而为之。一旦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所有的伦理道德、等级制度、情感维系全部统统撕掉，君主面临的将是大臣赤裸裸的夺权。而大臣之所以能够敢于向君主发起挑战，全是由于君主的掉以轻心、妇人之仁、安逸恶劳或胆小怕事造成。
《爱臣》中有“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人主》中有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在这里韩非一如既往地延续他的逻辑，“洪桐县里没好人”，大臣对君主无所谓忠诚，只是实力不够，就像今天的男人无所谓忠诚，只是受到的引诱不够。如果以更广阔历史空间考察韩非对贵臣、宠臣的品质定位，无疑显得有点偏激，即便是最不可信任的宦官群中也依然有高力士这样衷心耿耿的楷模，大臣中更有诸葛亮这样只手遮天又忠心耿耿的大臣。在“吃人”的历史中确实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有能力夺权，但却遵从内心的道德法则，尽了做大臣的本分。可韩非说了，良心战胜利益的事情或许有吧，或有没有，谁知道呢？君主的安全总不能依赖于平时看不清，摸不准，靠碰运气才能撞上的良心吧？靠人不如靠自己，靠撞大运不如靠实力，所以君主的安全应该一种稳固的实力对比格局之上。
大臣能够威胁君主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他们的实力，所以君主的安全正是基于控制好大臣的实力，大臣的实力表现在经济的富有，地位的尊贵，权势的威盛，这些都是君主所要防备的。君主只有在实力上对大臣形成了绝对优势，才可以说自己是绝对安全的，同时也是对接班人的负责。君主对臣下的信任，臣下的对君主的感激虽然听起来虽然感人，但权力之争根本不相信眼泪；君主不可能仅凭借显赫的威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就能把臣下玩弄于鼓掌之中，如果没有绝对的实力做支撑，到头来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君主最简单、最根本的控制臣下的办法就是限制臣下的实力，除此之外，其余都是不可靠的。韩非的理论道出了后世开国君主心中的秘密。每当新朝建立，君主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战争期间不得已形成的异己势力集团，对待大臣不是杀头就是杯酒释兵权，对待地方势力的威胁，则软硬兼施进行削藩，直至君主对大臣，中央对地方在力量上形成绝对优势。君主的实力一旦小于臣下的实力，君主就失去了驾御臣下的基础，也就是失去了威势。按照实力决定秩序的规则，臣下取代君主只是个时间问题。
然而这里有一个很明显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君主必须依靠许多大臣才能治理国家，这就需要对大臣进行授权，如果大臣取得成绩，还需要对他们进行奖赏，那么如何保证大臣手中的权力是君主所用，所获奖赏对君主无害呢？因为权力只是一种工具，它即可以用来贯彻君主意志，也可以用来为掌权者谋私利。韩非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尽之以法，质之以备”，就是将法作为大臣的行为规范，立足于防备，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在法中有详细规定，一旦超越雷池，面临的将是严惩。大臣的爵位高不要紧，如果职权大就需要注意；大臣的帐下有许多人马没有关系，但他们之间只可以是工作关系，不可以存在工作关系之外的效忠关系；大臣有钱没关系，要看他是不是把钱用在收买人心，修守战之具上；归根结底就是对于权力这个敏感的东西，大臣只有临时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力归君主所有。君主并不在乎大臣的爵位很高、穿着装饰跟别人不一样，享受的待遇高等一等，哪怕见了皇帝不磕头也没有关系，这些东西只能够满足有功之臣的虚荣心，但对君主无害。秦王嬴政遇见大军事家尉僚客气的像小学生一样，又是牵马、又是引路，还赐给王服，但对于兵权，秦王就不会这么慷慨了。君主也不担心臣下有钱，相反有时候倒是希望臣下有钱，贪恋于物质享受的臣下对君主是安全的。明白其中奥妙的君主赏赐有功之臣多用爵位和金银，而对于职权的授予则是另外一套规则。
2，二柄———一手萝卜，一手大棒
韩非在向君主讲明制臣的必要性之后，马上又提供了制臣的武器。这是一种双手武器，必须同时使用才能发挥威力。一是刑罚，而是奖赏。形象一点讲就是一手萝卜，一手大棒。在讲解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训练动物的过程。马戏团进行表演的时候，不少动物都能作出他们在自然界从来不曾有过的动作，猴子可以独轮车，狗会做算术，大象能够踏着节拍跳舞等等，动物们精彩的表演博得了人们的阵阵掌声，马戏团也从中大赚一笔，可谁知道动物们台前风光的背后是人们对自然法则的无情运用。动物训练人员根据动物的特质设计出一个动作之后，通过诱使或者强迫等方法让动物完成，做得对就给予一点食物作为奖励，做的不对就进行体罚。动物的智商毕竟不能跟人比，只有经过无数次的重复之后，动物才能正确的完成动作，其实这也不是动物掌握了动作的要领，仅仅是在奖励和惩罚之下形成了条件反射。
由此可见，赏和罚的威力是多么巨大，连没有思维能力的动物都能被制得伏伏帖帖，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呢？韩非既然认为人与动物一样趋利避害，就不难理解他向君主建议用对付动物的手段对付群臣，从趋利避害到赏对罚错之间是条无缝连接，如果认为趋利避害正确，那么赏对罚错就在情理之中。由此也可以看出韩非对君臣关系的界定。君主与臣民之间是一种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根本不存在平等，所有的资源都归君主一个人所有，没有卢梭的契约，也没有罗马人的共同体，就像公司，君主是老板，所有臣民都是雇员。韩非既不指望臣民能够克己爱人，也不奢求他们能舍小家为大家，他甚至反对那些怀有这种想法的人。如果有人告诉韩非说以天下为己任，我相信韩非的回答是，天下是君主的天下，与你何干？你只要专心干好你的事情就行。韩非心目中的理想臣民是关注于自身利益的人，只有针对这样的臣民，赏罚才对他们有效用。 韩非认为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利己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为君主打造出赏罚两种武器，而那些利他多余利己，好文胜于好质的人，则遭到了韩非无情的打击，韩非将他们定义为社会的无用之人。
利己的人最关心的莫过于增进自己的利益，最害怕的莫过于自身利益受损，凡是能增进自身利益的事情都会满心欢喜的去做，凡是会损害自身利益的事情都会小心翼翼的避开。君主正是利用臣民的贪婪和恐惧的心理实现了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赏和罚像一根风向标，明确表达了君主的意志。商鞅在城门仅仅立了一根木头，整个秦国都知道从此之后朝廷要说话算数；曹操在洛阳北城的衙门口摆了五色大棍，附近的太子党都知道现在胡作非为行不通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在法律和政策赏对个体工商业者进行鼓励与保护，于是整个社会下海经商蔚然成风，经济为之一振。
韩非看得很清楚，臣民之所以围在君主身边做事，并不是崇拜君主的超凡魅力，也不是发扬什么集体主义精神，每个人的头脑总都想着同一个事物———利益。韩非与马克思一样，擅长透过现象看本质，臣奉君命的本质是君能给予臣利益，君能制臣的本质是君比臣实力强。上层建筑总是跟着经济基础走，表面现象总是围绕内在逻辑转，一旦经济基础、内在逻辑发生了改变，经济基础与表面现象随之会发生改变，君主切不可因表面的光鲜麻痹了对本质的判断。战国年间，乐毅率领燕国军队大败齐国军队，击破齐国首都临淄，齐泯王率领一小股随从夺路而逃。以前的齐国是东方的霸主，周围的小国见了齐泯王都是客客气气，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也是忍气吞声，养成了齐泯王自大傲慢的心态，可是现在形势变了，齐泯王已经没有了让人畏惧的实力。逃命之际，齐泯王却依然像以前一样拿自己当大国的领袖，结果处处吃闭门羹，后来因得罪楚国大将淖齿被虐待致死。
在大家都只讲利益的情况下，自然就是谁能动我的利益我就跟谁走，赏罚也就不单单是一种利益手段，而且也是一种凝聚民心的手段，民心本身就是实力的一种体现。所以一个合格的专制君主非常在意民心的归向问题，务必使全部的民心都集中在自己这里，在这种前提下，任何一个得民心的大臣、英雄、才子都是危险的，后来在中国的官场形成了一种习惯，叫做功归于上。其实韩非站在君主的立场也主张臣下这么做，臣下能这样做对己对人都有好处。不过韩非这里的“上”指专制君主，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上级有所不同。其实，韩非担心的并不是大臣的功劳本身，韩非主张君主无为，君主既然无为，大臣就必须能干，大臣能干就会立功，立功就应该得到奖赏，这里面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啊，有一些事情大臣立功之后，收获的不仅仅会有君主的奖赏，还有君主十分忌讳的民心，尤其是大臣在处理一些民心工程时，比如开仓赈粮，兴利除弊，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政务。君主并不在乎大臣立下的功劳和应得的奖赏，臣下所得的奖赏只能是他们创造价值中的一部分。如果单以经济算账，君主从大臣创造的价值中获得的永远比大臣多。老板本来就是这么当的嘛。不善于榨取员工的剩余价值就当不了老板。
可是一旦涉及到民心的归属，事情就麻烦了，对于民心，君主是一点都不想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