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都是弗洛伊德的忠实的崇拜者，并专心至致地研究精神分析。一九三四年，弗洛姆脱离纳粹统治的德国，加入美国国籍，这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一九四一年，他在美国出版《逃避自由》，一鸣惊人。在美国，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他自称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之一。 他认为，与弗洛伊德相比，马克思的理论更具有世界意义、更为深刻。 如果说，弗洛伊德关心的是个人的解放，那么马克思关心的则是整个人类的解放。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弗洛姆开始从精神分析学说转向人本主义心理学，或者说，是将精神分析引入人本主义，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弗洛姆认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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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２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弗洛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核心是“性格结构论”。
他认为，气质与性格共同组成了人的人格。 人格是人的先天和后天的全部心理特征的完满融和，也是使人成为独一无二之个体的心理学标志。 一般人都以为气质与性格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两个心理学概念，但弗洛姆指出，气质是体质上的，是不可改变的；性格的形成则是源于人的生活体验，尤其是对早期生活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可以改变的。 基于这一认识，弗洛姆将性格定义为：
把人之能量引向同化和社会化过程的（相对固定的）形式。
重视童年经验对人的性格形成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弗洛姆与弗洛伊德是一致的。 然而，弗洛姆人格理论的基础并不在力比多之中，而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中。 弗洛姆认为，将爱洛斯冲动视为人格生成与流变的唯一源泉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事实上，人格流变的动力，来源于人的境遇，来源于人性的冲突，是人的生命力的体现。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同化和社会化过程；人，正是在他与世界联系的形式中，塑造着他的性格，展示着他的人格。 于此，我们再次看到弗洛姆对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综合。弗洛姆认为，性格，也是人适应社会的基础。 人一出世，舞台已在等待着他，他必须吃饭，因此他必须劳动，这意味着，他必须在特定的环境下，按照某种特定社会方式来工作。他需要生存和社会制度——这两点，作为一个人是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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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爱洛斯”１５２
的。 因此，个体人格的生成与流变，一方面取决于他的爱洛斯本能，同时也取决于他所生存于中的那个社会。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格的发展是以适应社会为核心的。 弗洛姆还特别强调家庭在人格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称家庭是社会的“精神培养处”。
人格发展与社会生活的这种紧密的联系，决定了人格结构的稳定性与变动性。 作为行为、思想的规范，个体人格是稳定的；作为对社会适应的结果，人格又是变动的，它必须随着社会、文化的变更而产生变化。在人格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上，现代心理学的三大思潮是各有自己的见解。 精神分析学说虽然重视童年经验，但它并不重视成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而且它更强调的，是人的爱洛斯本能。 行为主义心理学，则将人的心灵看作一块白板，这块白板消极地等待着环境之手的涂抹与描绘，也就是说，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完全取决于环境的影响。 而作为第三思潮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既克服了“白板说”的环境决定论，也克服了“潜意识说”的本能决定论，从而将个体的爱洛斯冲动与个体对社会环境的适应，统一在人格生成理论中。
４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A赫伯特。 马尔库塞（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ａｒｃｕｓｅ，１８９８—１９７９）
，与我们刚刚介绍的弗洛姆一样，也是犹太人，也是出生于德国，而后定居美国。 不同的是，马尔库塞并非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也从未进行过任何医疗实践，更不了解精神分析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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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在职业的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的眼中，他差不多是一个“门外汉”
，因而，在精神分析学史上，他的名字很少被提及。 但马尔库塞是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对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是十分著名的。 在他之前，或他之后，不少的哲学家或心理学家，都企图将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综合在一起（如我们已经谈过的弗洛姆）。
而唯有马尔库塞的综合非常成功。他的综合，无论是深刻的内容，还是精致的形式，都使得迄今为止的所有的综合者相形见绌。马尔库塞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完成的。 本世纪二十年代，马尔库塞曾试图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融和在一起。 马尔库塞参加过对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整理和解释工作，通过对《手稿》的深入研究，他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把人看作是“类存在物”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开始了对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马尔库塞还是一位出了名的“造反派”。
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西方陆续出现了一些反对资本主义的“造反运动”。在这些造反运动中，马尔库塞被“新左派”封为“精神领袖”
，被青年学生称为“青年造反之父”。
意大利学生甚至把他与马克思、毛泽东并列，称之为世界领袖“三Ｍ”。
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其基本方法是用马克思的观点来重新解释精神分析学说。 比如，他一方面承认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是合理的，同时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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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爱洛斯”３５２
出，弗洛伊德的理论本质上是社会学的，弗洛伊德的“生物主义”
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理论，只是人们没有看出这一点。聪明的马尔库塞借弗洛伊德的理论说出了他的认识，而他的认识又是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马尔库塞很看重弗洛伊德的爱洛斯理论，他认为弗洛伊德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爱欲”。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人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既造成了社会的压迫，又造成了对爱欲的压抑。 从根本上说，对爱欲的压抑，并非是人类文明所固有的，而是因匮乏和社会统治所形成。那么，一旦消除了不合理的社会，一旦解除了匮乏，对爱欲的压抑也就可以自然消除了。 在马尔库塞看来，现代资本主义主要是运用操作原则来约束人的爱洛斯欲望，异化劳动是对人的本能的摧残，所以，爱欲解放的实质是劳动解放。对“爱欲解放”
，马尔库塞充满信心。 他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大大缩小了人们匮乏的范围和程度，人们的爱欲压抑，主要不是文明发展必然强加的基本压抑，而是为了延长统治的额外压抑。 也就是说，人们的压抑主要不是为了生存斗争，而是为了统治利益。 在这种物质基础上，完全有可能消除人们的压抑。马尔库塞将“爱欲解放”视为人类生存的最高目标。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爱欲与文明的冲突是永远无法解决的，文明的存在必须以本能的压抑为前提。 弗洛伊德的这一悲观论点，使得他把人类的史前状况描绘为人类的天堂，原始人没有本能压抑，没有神经症，是无忧无虑的幸福人。 马尔库塞则认为，文明对本能的压抑只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特定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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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原则作用的结果。 如果消除了产生压抑的历史条件，也就可以消除本能压抑。 马尔库塞的这一乐观态度，使他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定向于完全成熟的文明状况。马尔库塞预言，人一旦超越维持现存统治利益的操作原则，便能彻底摆脱本能压抑，获得爱欲解放，获得真正的幸福。虽然马尔库塞描绘的“乌托邦”是模糊而抽象的，但贯穿于这一“描绘”中的唯物主义视角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精神，却是十分可贵的。 同弗洛姆一样，马尔库塞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修正弗洛伊德主义，尽管有种种缺陷，但毕竟救了弗洛伊德“生物主义”和“泛性论”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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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关于爱洛斯的跨世纪思考ｊｉｅｙｕ：ｇｕａｎｙｕａｉｌｕｏｓｉｄｅｋｕａｓｈｉｊｉｓｉｋａｏ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预言他的学说将“上撼天堂，下震地狱”。
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人类轮回般地走到又一个“世纪转折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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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数不清的天灾人祸，直到我们写这本书的一九九五年的某个炎热的夏日，打开当天的报纸，我们看到：汉城三丰百货大楼坍塌压死压伤几千人，中国广东南海市警察与绑匪枪战历时十二小时……
倘若弗洛伊德博士健在，他一定会对这些事发生兴趣。弗洛伊德八十寿辰时，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对弗洛伊德说：你已经给整个时代留下了你的印记。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弗洛伊德，这个世界（从外在的社会到内在的心灵）已经无法抵御精神分析学说的“幽灵”般的渗透。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正常的、异常的、不正常也不异常的）更无法否认他（她）们人格构成中的爱洛斯冲动。草创于十九世纪末、成熟于二十世纪初的弗洛伊德“爱洛斯人格理论”
，是货真价实的“跨世纪的奇迹”。
到人类再一次“跨世纪”的时候，我们对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作何感慨，作何评价，作何思考？
１两起两落话弗翁A弗洛伊德博士在现代中国的遭遇颇有戏剧性。国人常以伟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伟人的好恶为好恶。 反对弗洛伊德的人，常常引用鲁迅先生的两段话：“弗洛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性欲。”
又说“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 莫非他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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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关于爱洛斯的跨世纪思考７５２
要吃东西！“
（《听说梦》）
显然，鲁迅先生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颇有微词——平心而论，鲁迅的话也有欠妥之处：首先，弗洛伊德一生中确实有吃不饱的日子；其次，婴儿想吃东西是生本能，生本能与性本能是互换、互渗的。鲁迅写的是杂文而非学术论文，我们不必苛求；何况，鲁迅对弗洛伊德也并非全是微词。 一九三三年春，就在鲁迅批评弗洛伊德不知“吃饭之难”以后不久，纳粹分子于同年五月十日的晚上，仅在柏林一处，就烧了两万多册书，其中包括弗洛伊德等精神分析学家的著作。 消息传来，鲁迅做出如下评论：
希特拉先生们……所烧的首先是“非德国思想”的书……；其次是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８日《华德焚书异同论》）
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对弗洛伊德主义的评介：弗洛伊德的性学说是“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
，它给“妇人和小儿”带来“光明”。
作为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鲁迅并不隐讳他在创作中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 他承认自己１９２２年写《补天》，是“取了弗罗特（即弗罗伊德——引者注）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
（１９３５年《故事新编。 序言》）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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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１９３３年《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世界性的弗洛伊德热，暂且不说在弗洛伊德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在思想最为自由的美国，就是在斯大林时代的红色苏联，弗洛伊德也受到青睐，有苏联学者称弗洛伊德对意识形态构成的观念点与马克思主义是不谋而合的，从而为弗洛伊德在苏联的流行披上合法的外衣。苏联学者对弗洛伊德的态度，对中国学者是有影响的。不仅鲁迅谈弗洛伊德，潘光旦先生评价蔼理士的《性心理学》也谈弗洛伊德，钱钟书先生论中西文学理论也谈弗洛伊德。 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