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说的就是一种人格分裂，或者说是众多种类的人格分裂之一。 中国和外国的文学评论家，历来主张“文如其人”
，认为作家的人格与他的文章的风格是统一的。实事求是地说，“文如其人”的现象并非没有，但并不普遍，也没有什么必然性，与其说它是一种事实，倒不如说它是人们的一种理想。 这类例子简直是不胜枚举。六朝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专门记载当时文人的轶事，其中有不少人格分裂的例子，最著名的是“望尘而拜”。西晋大诗人潘岳，文才盖世，他写的《闲居赋》飘逸淡泊，清绮绝伦，全然是与世无争，看淡名利官禄的隐士形象。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潘岳，是一个名利心非常重的人，很想当官，很想当大官。任何时代，想当官，想往上爬，就得巴结权贵，就得逢迎拍马。与潘岳同时代的贾谧，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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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人格之碍７３１
岳便拼命巴结贾谧。 他守候在贾谧的家门口，看着贾谧的车子驶出来，又望着车子远去，对着车子所卷起尘埃而拱手揖拜。 谄上者，必定欺下。 有一个叫孙秀的小官，常受到潘岳的欺侮，潘岳甚至一次次地用脚踢他，完全不把他当人看待。谁知道，孙秀后来做了大官，找了个机会，就把潘岳给杀了。陶渊明是我们都熟悉的大诗人，他“忧道不忧贫”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 从整体上说，陶渊明的人格是高洁而完整的，没有潘岳那样的严重的内在分裂。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陶渊明也有属于他自己的人格冲突。 他清心寡欲，情淡如水。 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于世事都并没有遗忘和冷淡。”所谓“世事”
，也包括男欢女爱、情欲性感。 据说，陶渊明曾写过一部志怪小说《搜神后记》，小说中讲了许多人神相亲并纵情作爱的故事，甚至毫不掩饰地描写枕席之欢。 大诗人躲开了那个易使人放荡却又不许人放荡的浊世，在东篱之下，一边饮酒赋诗，一边编一些情爱小说。当然，《搜神后记》的作者究竟是不是陶渊明，学术界还有争议。 我们且不去管它。 我们来读读《闲情斌》，这可真是陶渊明写的，千真万确。 郑振铎先生称《闲情赋》“写得那么质实而富肉的感觉”。陶渊明写道：他爱上了一位“表倾城之绝色”的女子，而且为她的“纤指”
、“皓袖”
、“美目”
、“言笑”弄得心旌摇荡，神魂颠倒。 他想向这位女子求爱，却担心有违礼教，真正是“我想要——我害怕”。怎么办？只好借助诗人的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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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１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
诗人竟愿意变成丽人的衣领，而去亲近那迷人的脖颈，去承受那醉人的芬芳。 可是，丽人就寝时，必定要将衣服脱下，放在一边。 于是，变成了衣领的诗人，只好与丽人分离，在漫长的秋夜里忍受“可望而不可及”的孤独。 变“衣领”不行，那就变成别的什么，只要能与丽人在一起。 作者一口气用了十组“愿……，悲……”的句式。 悠长的“咏叹调”
，哀婉缠绵地抒发了诗人对丽人的挚爱，对情欲的渴求。 诗人不仅愿做恋人的“衣领”
，还愿做她的“裳带”
、“莞席”
、“丝履”
、“竹扇”等等。《闲情赋》的作者，受爱洛斯的驱动，想要爱绝色女子；而他的超我和自我却告诉他，这是不可能更是不允许的。 恋“人”不能如愿，只好恋“物”
，这有点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性目的之变异”。南山之下的隐居生活虽然幽静，却毕竟清苦单调。“夏日抱长饥，冬夜无被眠”
，温饱尚成问题，更何谈别的享受。而诗人又是“猛志固常在”
，激情爱欲并未熄灭。作者用奇特的想象，用优美的诗句，把人格构成中的“我想要”与“我害怕”融为一体，将个体的道德焦虑诗化为淡淡的哀愁，化为幽幽的意象，化为与南山的轻烟薄雾一样飘逸迷离的诗情画意。在如何对付道德焦虑这一问题上，艺术家比科学家幸运多了。 艺术家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化解并升华自己的道德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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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像陶渊明那样将道德焦虑诗性化、艺术化。 科学家却无这种幸运，他们只好受焦虑的折磨和煎熬，无法消释，无计逃遁。 尤其是那些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他们比常人有着更重的心理痛苦。 这是因为，为了维护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他们必须将自己的焦虑深深地埋藏起来，秘不示人。爱因斯坦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心目中，爱因斯坦不仅是相对论的首创者，不仅是知名的和平运动活动家，而且是人格高洁、道德完善者。 但是，最近由英国哈泼公司出版的《爱因斯坦的私生活》一书，打破了关于这位科学家的道德神话。 此书以翔实的资料表明，爱因斯坦在家庭生活中的表现，远远不及他在社会生活中那样光彩夺目。 爱因斯坦在与米列娃。 马里奇保持夫妻关系时，就爱上了表妹埃尔莎，此后，他一直虐待妻子，并在她患上精神病后抛弃了她。 母亲的悲惨命运，使两个儿子的心灵受到很大创伤，小儿还得了精神病，长期住在精神病院，作为父亲，爱因斯坦却从未去看望过自己的儿子，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第二个妻子也不忠诚。 随着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主动前来向他讨好的女人也越来越多，她们之中有不少人是在“讨教相对论”的名义下前来的。在超我与本我的冲突中，爱因斯坦放逐了超我，放任了本我。 他想要，但他仍然害怕，否则他不会将他的私生活隐藏得这么紧。他害怕公众的谴责，说到底是害怕超我的谴责。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我想要——我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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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１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３生活真是不易啊A我们曾用“一仆三主”来形容爱洛斯人格的自我、本我、超我与外界的关系。 说得通俗一些，本我代表着尚未驯服的激情，超我代表理想和良心，自我则代表理智和审慎。 自我必须同时服侍三个暴虐的主人，必须尽可能地调解三个主人之间的矛盾，处理好它与三个主人之间的关系。 自我常常感觉到自己从三个方面被包围了，并且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压力，遭到三种危险的威胁。 自我的这些感觉，就是“焦虑”
；自我所遭受的三种不同的压力和威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种不同的焦虑。 来自本我的压力，构成神经性焦虑；来自超我的压力，构成道德性焦虑；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则构成现实性焦虑。 压力越大，焦虑越重。本来，自我是从知觉系统的经验而来，因而要再现外部世界的要求。 然而，自我也希望成为本我的忠实的奴仆，希望与本我和睦相处。自我把自己作为一个对象介绍给本我，并将本我的力比多吸引到自己的身上。 自我很重视调解本我与现实的矛盾，它常常用自己的“前意识”的文饰作用来遮掩本我的“潜意识”命令，来掩饰本我与现实的矛盾。 当本我顽固坚持不肯调和时，自我就要用外交手腕卖弄一下虚情假意。另一方面，自我的一举一动还要受到超我的严密监视。超我坚持它自己的行为准则，决不向自我、本我和外部世界妥协，也不顾来自外部世界和内在本我的双重困难。 如果这些准则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超我就采用以内疚感和负罪感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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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人格之碍１４１
现出来的道德焦虑来惩罚自我。 可怜的自我，既受本我的驱使，又遭超我的包围，还受现实的拒斥。 它要奋力完成自己的任务，要把里里外外相煎逼的力量加以消解，达成某种协调。 在内外交困的窘况中，自我真是苦不堪言。 明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喊叫：“生活真是不易啊！”
作为“焦虑”的第三种类型，现实性焦虑源于自我对外部世界之危险性的感觉和恐惧，是由外部威胁所酿成的痛苦的情感经历。 这里所说的“威胁”或“危险”
，是指现实生活中任何可能给人带来伤害的因素。 应该指出，现实性焦虑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能是先天的。 因为人害怕某种事物或环境的心理倾向可以是遗传的，母亲怕老鼠，儿子也可能怕老鼠。 当然，更多的情况下，现实性焦虑是来源于后天，是在生活中形成的。 比如，人类对黑暗的恐惧，可能是先天的，因为人类在学会制造和使用光亮之前，曾有数代人在夜间的黑暗中经历种种危险与威胁；但也可以是后天学会的，因为人在暗夜经受恐惧感的可能性要比在白天大得多。 也可以这样说，是遗传和经验共同完成了人类对黑暗的恐惧。 遗传可以使一个人对这种恐惧产生敏感，而经验则可能使这种敏感成为现实。 顺便说一句，弗洛伊德所讲的现实焦虑的先天可能性，在荣格那里被表述为“集体无意识”——此乃后话。弗洛伊德认为，人在婴儿期和儿童期比在其它时期更容易学会恐惧。 这是因为尚未成熟的有机体，还无能为力，不可能排除外界的危险。 年幼的有机体经常处于恐惧状态，是因为他的自我还没有发达到能够控制大量刺激的程度。 弗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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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伊德把这种由于焦虑而使人感到无能为力的经历，称之为“创伤性经历”
，而这种经历的原型就是出生创伤。 刚刚来到人间的新生婴儿，被外界的超量刺激弄得晕头转向。 刚从受保护的胎儿期来到人世间，对周围的一切还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 在出生后的头几年里，儿童还经历过许多他所应付不了的其它情景。 这种创伤性的经历，为日后整个恐惧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准备好了心理原型。在以后的漫长的日子里，每当遭遇到类似于婴儿期那样的无能为力的情景，都会触发焦虑信号，都会导致现实性焦虑。 可以说，人一生的所有的恐惧，都与早年无能为力的经历相联系，并且还有一种发展上的先后关系。弗洛伊德曾打过一个很著名的比方，说人生历程，恰似一个向上飘升的风筝，借助秋天的风，风筝徐徐上升，渐渐地，与蓝天融为一体。 然而，风筝不管飞多高，只要还未断线（断线＝死亡）
，它总是通过那根几乎看不见的线，与地上的那双放风筝人的手紧紧地连在一起。 那双手，就是人的童年。 爱洛斯人格，她的冲动与拘谨，她的冷漠与激情，她的随和与庄重，她的欢欣与苦涩，她的从容与恐惧……都通过那根神秘的线，与“童年之手”紧密相连。哦，我那梦幻般的童年！
与童年经历藕断丝连的现实性焦虑，因其紧扣现实人生，所以引起人们的格外注意。人与现实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现实是由人构成，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现实对于人，是一种集合式的、契约式的存在，为了人的健康与安全，为了人际关系的和睦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现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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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要制定出许多的准则与戒律，来约束人的行为，来规范人的生存方式。 另一方面，社会的运行以个体的人的存在为前提，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个体的人的进步发展为前提。 从理论上讲，社会应该为她的成员提供便利创造条件，应该帮助并鼓励个体的全面发展。 而事实却常常相反。 首先，社会的那些整体性规范与准则，很可能衍为对个体身心的桎梏，衍为对个体创造性的束缚。 其次，在一个灾难性的社会，或者说在社会的某个灾难性时期，现实与人为敌，由人所构成的现实，成为罪恶的渊薮，成为恐怖的根源，成为人的地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类的许多灾难，其实都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个体的诸多现实性焦虑，其实来源于人自身。我们来看一个《靓女外嫁》的故事。 现代女性，有着太多的现实性焦虑，其中最典型最强烈的，恐怕就是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子作配偶。 本来，新社会解放了妇女，解开了妇女身上的四条绳索。 男人在失去对女性的统驭权时，也卸下了对女性负有的相应的责任；女性在解开“父（夫）权”绳索时，也担起了自食其力的重任。 然而，父权制意识渊远流长，绝非一两次社会变革能荡涤干净。 一个已经变革的社会，已不再为男性特权与职责提供理论与现实的可能，而这个社会的男性与女性，却依然滞留于父权制意识的阴影之中。 于是就有了现代女性的现实性焦虑：渴望找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靓女外嫁》所写的几位上海姑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