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事实正是如此。”《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页。现在到了我们改变病态的文学习惯、恢复正常的文学判断力、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的时候了，到了强调文学的道德影响力和人格建构作用的时候了。
是的，贾平凹小说中的过度的性景恋和性歧异叙写，是一种应该引起注意的文学病象。由于缺乏道德敏感性，在贾平凹的小说中，读者就很难看到那种令人陶醉的充满诗意的精神图景。而说到底，文学的巨大力量，还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与信仰和道德密切相关的精神力量。一部缺乏稳定的信仰支撑和美好的道德激情的作品，是很难对人类的心灵生活产生普遍而持久的积极影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度重视道德感情同艺术作品价值的关系，他说：“天真未凿的、仿佛完全保持着少年时代白璧无瑕的道德感情的纯洁性会给予文学以优美迷人的特殊魅力。依我们看来，托尔斯泰伯爵的小说的美妙可人，在许多方面是有赖于这种特质的；”《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页。“一本作品如果洋溢着道德纯洁性的气息，就会像大自然一样令人感到清爽和宁静，——要知道大自然之所以能起诗意的影响，其秘密未始不在于它的纯洁无瑕。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的优美迷人之处也是多少有赖于这种道德纯洁气息的。”倪蕊琴编选：《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第35页。贾平凹的小说之所以充满大量的无意义的性景恋和性歧异叙写，之所以缺乏那种令人愉快的内在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道德感情的纯洁性的意义和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就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缺乏那种令人清爽和宁静的“道德纯洁性的气息”。贾平凹如果想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就必须同包围着他的反文学的道德环境保持距离，就必须在自己心中培养对纯洁的道德原则的信仰，否则，他是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家的，是不会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的。
何谓消极写作
我曾这样评价过《怀念狼》：“这是一部消极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它的“基本性质是虚假和苍白，它的叙述策略上的突出特点是拼凑和编造，而它对读者的态度则是戏弄和缺乏平易待人的诚意。它是一场游戏……”李建军：《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这些评价，我现在依然认为是妥恰而负责任的。《怀念狼》正是这样一部失败之作，它以其令人难以容忍的失败，成为我们时代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
消极写作是我对我们这个时代颇为流行的一种写作模式的命名。这种写作模式有这样一些突出特点。
一、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性。积极的写作，正像别林斯基指出的那样，“总是以真实性、自然性、正确性、现实性来打动读者，使你在读它的时候，会不自觉地、但却深刻地相信，里面所叙述或所表现的一切，真是这样发生，并且不可能按照另外的样子发生。”《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第197页。在他看来，“真实”与“现实”是一回事，没有“现实感”的“真实”是不存在的：“艺术是真实的表现，而只有现实才是至高无上的真实，一切超出现实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为某一个‘作家’凭空虚构出来的现实，都是虚谎，都是对真实的诽谤。”《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第197页。但我们缺乏这种积极写作。我们乐于谈论文学的虚拟性、象征性，而羞于谈论文学的现实性和真实性。我们倾向于把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联，当作一种滞后和落伍的表现。我们更愿意谈论技巧、形式和主观领域的事情，而不认为深刻的意义和客观、真实的生活内容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于是，我们的写作就沦为消极的写作，就成了精致的技巧操作，成了空洞的话语游戏。这样的写作与其说是一种关注现实的方式，不如说是逃避现实的路径；与其说是叙写真实生活的一种努力，不如说是遮蔽真实生活的一种手段。巴赫金说：“任何创作总为自己的对象以及对象的结构所决定，因此不能允许有任意性，实质上不是杜撰什么，而只是揭示事物本身的内容。人们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思想，但这思想有它自己的逻辑，因此不能杜撰出思想，也就是说不能从头到脚地造出它来。”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5页。但我们时代的消极写作，却把任意的杜撰和虚假的编造当作法宝，而不愿在现实生活的制约下，进行艰辛的创造。总之，由于消极写作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性，它很少能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很难赢得读者对它的信任和热爱。
二、消极写作是把写作变成一种消极的习惯的写作。这种写作的动因，不是来自对生活的发现，不是来自不可遏抑的内在激情，不是来自改变生活的强烈愿望，而是来自一种像不打麻将就手痒一样的消极需要。一般来讲，消极写作是那些专业作家，尤其是那些已经成名甚至被封为“大师”的人的基本写作模式。他们懂得消极写作的窍门，知道如何炮制文学赝品，正像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要制造这样的赝品，在每一种艺术里各有它的一定的规法和诀窍，因此一个有才能的人掌握了这些规法和诀窍，就可以毫无感情地、冷漠地制造出这样的赝品来。”倪蕊琴编选：《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第35页。别林斯基在批评制造赝品的“多产”作家玛尔林斯基时指出，这位作家的“才能非常片面”，“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深度、任何戏剧性；结果，小说中所有一切的主人公们都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差别仅在姓名而已，在每一个新作品里都重复自己；词藻多于思想，大言壮语的叫嚣多于感情的流露”，而他之所以多产，“不是由于才禀的卓越，不是由于创作活动的过剩，而是由于写作的熟练和习惯。只要你有一些才禀，读书养性，积聚了些概念，给这些概念加上性格的烙印，那么，你就提起笔来，从早写到夜好了。最后你学得这样一种本领：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心情下，写任何你所想写的东西；如果你想到了几段浮夸的独白，你就不难把长篇小说、戏剧、中篇小说凑合上去；不过，你留心一下形式和文体：它们必须是独创的”。《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别林斯基把“多产”的消极写作者的问题分析得多么透彻。他所批评的这种病态的写作模式，正是许多中国“专业”作家的“诀窍”，而贾平凹就是“成功”地运用这种写作模式的典型，雷同的情节，相似的人物，相近的主题，相同的细节和笑话，在他的不少小说中反复出现。例如，关于狼与人的生存关系的议论，我们在《白夜》中早就读到过《贾平凹文集》，第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第325页。；刮牛皮癣的场面描写，同样也可以在《白夜》里读到《贾平凹文集》，第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第325页。；其它的如老鼠在房梁上打架或从灯绳上往下溜，蛇从房梁上爬过，钱藏在鞋底，狗抬起腿对着电线杆撒尿，等等，等等，都是贾平凹喜欢反复描写的事象。另外，在他的小说中，也存在着我在批评《檀香刑》时指出的“瞬间转换”叙述模式。这个模式是所有消极写作在叙述上的一个看家本领。不停地转换视点和引入新的冲突，是消极写作的一个修辞策略。它靠制造出来的变化和冲突来推进情节，吸引读者。但这种策略的效力极为有限。它并不能强烈而持久地吸引读者。它很快就会因其虚假和混乱，而使读者产生厌倦和受愚弄的不快之感，所以，消极写作可以制造出许多作品，可以使作者得到文学以外的收获，但是很难写出有生命、有价值的大作品。
三、消极的写作是一种缺乏积极精神建构力量的异化性写作。伟大的文学从来都是一种积极的精神现象，它把科学精神、民主理念、人道原则当作自己的灵魂；它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痛苦，发现时代生活中的问题，并将这些痛苦和问题，转化为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艺术形象，通过这些形象来影响大众，推动生活向更加文明的境界前进。相反，消极的写作是没有这些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和精神指归的。它和光同尘、与时俯仰，是一种被时代生活的阴影遮蔽的写作，是一种迎合时代趣味的写作。在政治异化一切的时代，它是政治的工具；在商业价值主宰一切的时代，它把自己变成商品。我们时代的消极写作，主要是一种异化形式的商业化写作。它追求印数和码洋，把经济效果置于文化价值和道德效果之上。它放弃印刷文化对意义和深度的沉思与追寻，而自愿在消解意义的可视文化的聚光灯下倚门卖笑。对这种写作来讲，评价作家的尺度，不是精神性的，而是物质性的；不是内涵性的，而是形式性的；不是质量化的，而是数量化的。它同伊格尔顿批评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样，“用它那种游戏的、滑稽的和流行主义的精神使纯粹现代主义吓人的严峻变得堕落，这样，在对商品形式的模仿中，它成功地增加了市场所产生的更加有害的严峻。它已经释放了局部、地区和个人特质的权力，并且帮助它们均匀地分布到全球”。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6页。确实，消极写作不仅不给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一种解放性的力量，而且还瓦解人的生存意志和内在激情，使人在对感官体验和物质享受的沉醉中，丧失对灵魂品质和精神生活的敏感和沉思，丧失对现实生活的质疑的能力和改造的冲动。
最后，消极写作还是一种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伪写作。消极写作是一种社会订货式的写作。它具有商品制造的一般特点，即在最短的周期内完成最大规模的批量化生产任务。而完成这一任务的代价，就是放弃对艺术形式的细致、缓慢的打磨。于是，在消极写作者那里，你就看不到那种精巧的结构形式、过目难忘的细节及风格成熟、耐得住品味的语言。唉！消极写作简直是一种糟踏语言的写作。贾平凹的语言，就典型地表现着消极写作在文体上的问题。粗粗看去，贾氏的语言似乎精整、清雅、自然、俊逸，其实不然。他的语言远未达到成熟的理想境界。在我看来，他虽然着力拟仿明清小品的语体风格，但他的学养和语言能力，实在没有给他提供多少支持。他的语言常常给人一种半生不熟、半通不通、甚至滑稽可笑的印象，就像一个粗俗的女子，言语放浪，举止非礼，面目狰狞，却偏要手捧书卷、拿班做势。说老实话，我从来不认为贾平凹的写作对汉语有什么积极的贡献，倒是觉得他的语言互相夹缠，义理不通，根本经不住严格的语法分析和细致的逻辑推敲。贾平凹的语言病象实在太多，太严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逻辑混乱，语无伦次，义理不通。例如：
咳，生活在这个城市，该怎么说呢，它对于我犹如我的灵魂对于我的身子，是丑陋的身子安顿了灵魂而使我丑陋着，可不要了这个身子，我又会是什么呢？（第2页）
应该是“犹如我的身子对于我的灵魂”，因为“我”是“安顿”在城市里的，正如“我”的灵魂是“安顿”在“身子”里的；另，“而使我丑陋着”也给人一种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感觉。
狼的想法是张开血盆大口将人的脑袋囫囵吞下，但脑袋却只抵到口腔的深处，最后猎户将狼拥挤在了崖根，直到狼窒息而死，人也因失血过多死去。（第10页）
谁的脑袋抵到谁的口腔深处？从“狼窒息而死”看，应是人的脑袋抵到狼的口腔深处。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我还从未见过大得足以让人的脑袋抵进去的狼嘴，也没有见过小得足以跟狼的“口腔深处”发生关系的人脑袋。“贾雨村言”，欺人太甚也。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狼牛对抗的场面描写中（第228页）。
我毫不怀疑舅舅会悄然离我而去，因为那张皮还铺在床上。（第48页）
应该是“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