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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中共中央为援助纱厂罢工，发出了第32号通告，呼吁“各地同志对于此事，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19日又发出第33号通告：“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同日，李立三在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的宣传联席会议上发言提出：公祭顾正红，“作一大示威运动计划”。会议决议：确定了学生代表会、雪耻会、国民党上海执行会、店员联合会等方面的负责人以及游行示威的总指挥；假文治大学召开新闻记者会；露天讲演与募捐同时进行；全国学联通告各地学生会募捐和抵制日货等。
惨案发生后，租界当局严密封锁舆论。“新闻报纸更因受捕房压迫，不敢揭载此项消息。学生会四发宣言，均拒而不登”。因此，李立三在22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地委会议上发言说：公祭顾正红大会可有万人参加，“现在还没有得到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之同情起来援助，现在的斗争，只是极明显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大活动，没有广泛的争取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同情与援助，是不对的。太过则反而引起政治上之压迫。”所以，这次会议“取消了原定的游行示威计划”。李立三的这个动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立三领导革命具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较高的策略水平。
游行示威因条件不具备暂时放弃，并不影响李立三要藉顾正红被害案倾力唤起工人群众的决心。24日，纱厂工会举行有数万工人参加的大会，公祭顾正红。潭子湾三德里人山人海，庄严肃穆，笼罩着一派悲痛与愤怒的气氛。挽联是：“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横额是：“工人先锋”。
李立三在追悼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痛斥帝国主义的暴行，鼓舞工人踏着烈士的血迹，坚决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公祭大会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大会，也是一次显示上海工人阶级坚强的战斗意志的大会。大会还在进行时，军阀孙传芳派出军队，荷枪实弹，意图进行镇压。但工人们毫不退缩动摇，大家手挽着手，同仇敌忾，与军队对峙。杨之华、刘清扬等率一批女工走上前去，说服这些军人，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残害，激发他们的民族感情，许多军警当场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革命的学生对工人的斗争一直是很支持的。早在工人夜校成立之初，就有不少上海大学的学生去讲课。在二月罢工时，大夏大学的学生帮助印刷传单。顾正红被惨杀后，同学们都十分气愤，首先挺身而出，进行募捐，支持工人斗争，先后有19名学生和工人被租界当局抓捕。帝国主义者想尽办法折磨被捕的学生和工人。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加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上海学联和全国学联分别于25日、26日召开会议，发表宣言，抗议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逮捕学生，号召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等。27日上海学联再次开会，决定：①通过传单、露天演讲，向公众说明罢工真相；②募捐援助罢工工人；③设法营救被捕学生。各学校60多个团体成立“上海各团体援助被捕学生联合会”，通过章程，选举15人组成委员会，决议联合其他各团体共同行动。
28日，党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恽代英、郭景仁、梅电龙、黄正厂参加了会议。李立三在会上作了关于罢工形势的报告，他指出：“必须扩大社会的运动势力，各团体、各学生起来援助工人”；要求国民党党部命令各区分部组织演讲队；雪耻会要“运动各同乡会”，“引起各团体注意”。会议最后作出4条决议：①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②向各校宣传，并需派工人同志同去；③印发传单一一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实；④上街演讲。并定于30日下午举行反帝大示威。
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由李立三任总指挥的秘密指挥部，设在二马路的一个旅馆里，统一指挥30日的大示威。同日，李立三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集宣传会议，要求学生工人团结一致举行反帝示威。会后，李立三连夜写稿，送各报要求登载，以发出工人学生和上海市民反帝斗争的呼声。但是，5月29日上海各报都开了“天窗”。原来是警务处发了通知，不准报馆登载。这激起了群众更大义愤。
党组织的决定，很快在工人学生中传达落实。29日上午，各厂工人代表积极分子赶到潭子湾开紧急会议。学联作出具体安排：组织不怕牺牲的演讲队到租界演说；联合各团体一致行动；规定演讲队5至7人为一组。拟定了演讲大纲。晚上又召开各校代表大会，确定标语口号，起草宣言、通电，规定游行路线，组织纠察队、交通队、宣传队，规定口令为“下雨”、“吃饭”。
当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再次开会，李立三汇报了小沙渡工人罢工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会议等情况，商定“须达到抚恤死伤者和不得借故开除一人等条件，工人始可复工”。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6）
五、血染浦江的五卅惨案
原定30日下午开始游行示威，因29日李立三在南洋大学、同文书院、复旦中学作动员时，把原定的下午开始说成上午开始，所以30日早上这几所学校就最先出发了。一批批工人、学生及各阶层群众汇集到潭子湾，李立三把传单交给大家去散发。学生打着“学生讲演队”的旗子，喊着口号在各繁华街道讲演。10时左右，集中在南京路上的游行队伍越来越多，交通堵塞。帝国主义着了慌，派出马队来冲，用自来水龙头冲，巡捕房抓捕工人学生100多人。上海大学的何秉彝带着队伍在老闸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者，“西捕和印捕借口维持秩序，举棍向站在前面的学生乱打，头破血流者无数”。下午近4点“西捕命令开枪，华捕向空放一排，印捕平放一排，结果死学生5人、市民11人、重伤10余人，在狱尚有40余人……”南京路上顿时一片腥风血雨，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路面。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各帝国主义如临大敌，英、美、日、法、意等国军舰26艘开到上海，一批陆战队员登岸，在租界用沙袋筑起堡垒，对工人学生进行镇压。6月1日帝国主义巡捕又向群众开枪，死伤多人。6月2日小沙渡工厂工人被枪杀4人，沉尸苏州河。“新世界”遭机枪扫射，也有伤亡。被捕者累计达300人以上。
帝国主义的枪弹，激起全上海民愤沸腾。当晚中共上海地委、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全国学联、上海各工会组织、各马路商联会及各大团体均纷纷集会研究对策。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到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张国焘等，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反帝统一战线，发动全上海罢市、罢工、罢课，组织工人学生去总商会呼吁罢市。
上海总商会是个大资产阶级的团体，它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界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它与帝国主义有利害矛盾，又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一方面又剥削和压迫店员群众。它的政治态度一般属于资产阶级的右翼。
在当时，要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关键是要发动商人罢市。然而上海总商会却反映冷淡。因此，30日夜工人学生数千人包围了总商会，要会长虞洽卿、副会长傅筱庵出面宣布罢市。总商会说虞、傅不在商会，不能决定。群众又到海宁路包围了虞洽卿的住宅，仍无结果。直到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总商会才同意与总工会、学生总会谈判。总工会代表李立三、学生总会代表林钧前去。直到晚10时许，终于说服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当时虞、傅二人均在北京）在罢市命令上签上了“鉴于我国同胞惨遭枪杀，本会决定实行总罢市。上海总商会，民国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总商会宣布参加罢市，显示出上海市人民万众一心反对帝国主义的浩大声势。31日晚，中共中央开会决定：①成立工商学联合会总体领导上海的革命斗争；②把“三罢”斗争推广到全国各大中城市；③创办自己的日报《热血报》。
六、上海总工会的诞生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统一上海各工会的组织，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早在5月2日，李立三就根据党组织决定，召集24个团体代表开会，组成了上海总工会筹备会。5月18日又在会文路荣业里开筹备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工会章程，选举李立三为会长的筹备董事会。24日左右，总工会在宝山路开始活动。
31日，李立三与总商会谈判结束，迫使其签了罢市令以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连夜在宝山路又召开了各工会代表会议，宣布代表21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夜11时推选出李立三、刘华、孙良惠、杨之华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公推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兼组织部主任，孙良惠为宣传部主任，杨之华为女工部主任。随后，刘少奇到上海，也参加了总工会的领导，任总工会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也再次把李立三推向了代表上海数十万工人进行生死斗争的第一线。
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后，就在宝山路宝山里公开挂牌办公。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号召上海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大屠杀，实现全上海总同盟罢工。6月1日下午，上海总工会发布《告全体工友书》，呼吁“从6月2日起，上海全埠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
为了指挥这次大罢工，总工会先后设立了30个指挥点。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李立三为进一步加强上海各界反帝统一战线，又在6月4日以总工会名义推动召开了各界团体联席会议。大家公推李立三主持会议，研究“三罢”期间的统一行动问题。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上海的反帝运动。6日，李立三根据中央决议，在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包括4项先决条件和13项正式条件。先决条件是：⑴宣布取消戒严令；⑵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⑶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⑷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被占据之各学校原状。正式条件是：⑴惩凶；⑵赔偿；⑶道歉；⑷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⑸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⑹优待工人；⑺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⑻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⑼制止越界筑路；⑽收回会审公廨；⑾解决工部投票权案；⑿取消领事裁判权；⒀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军陆军。这17条得到会议一致通过，并公推李立三、林钧、梅电龙为交涉代表。这样，上海总工会实际上成为上海各界群众的中心力量。
李立三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和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公开领导推动和交涉全上海的反帝运动，成为各方面十分注目的人物，使得“一切公开场合都由李立三出面讲话”。
上海的“三罢”斗争风起云涌，反帝爱国运动热火朝天。
上海学联在五卅运动中是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各校几万名学生纷纷罢课，发表宣言，通电世界各国，公布五卅惨案真相，呼吁各弱小民族予以援助，积极开展募捐和抵制英、日货活动。
总商会的罢市令下达后，上海各租界内各行业都投入了罢市洪流。各马路、各公司、各商店，乃至交易所、银行、钱庄、报关、转运、保险、粮食、杂货、糖业、肉食、渔业、菜场、煤炭等等，莫不店门紧闭，一律停止营业。声势之大，前所未有。“武装西捕，至南京路等处强迫开市”，“拍桌漫骂”，也无济于事。
整个五卅政治大罢工，来势汹涌，席卷各行各业，气势磅礴，且步调整齐，目标一致。为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都不干活了。面包厂停业，清洁工不清除垃圾，码头工人不装卸，报童不送报，自来水工人不送水，厨师、侍者、奶妈、洗衣工、电报工都不干活，完全打乱了日常生活秩序，使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全部瘫痪，给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正如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在6月19日致电日本外相币原所说：“不仅英、日两国，即其他各国亦感受非常之痛苦。”罢工使帝国主义者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