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高尚的修养。除此而外，他还有一颗爱人的心，而且是一颗过分多情的心。他有一种为人帮忙不大选择对象的性格，热心帮助朋友，更确切地说。他能帮助谁就做谁的朋友。他能满腔热情地办别人的事，同时又十分巧妙地安排自己的事。果弗古尔是一个普通钟表匠的儿子，他本人也做过钟表匠。但是，他的风度和他的才干召唤他走向另一个社会圈子，而他不久就进入了。他和当时驻日内瓦的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结识以后，两人十分要好。克洛苏尔在巴黎给他介绍了一些对他有用的朋友。他通过这些人获得了供应瓦莱州食盐的职务，每年可有两万利物儿的收入。他的运气总算不错了，在男人方面就到此为止，但在女人方面，则有应接不暇之势，他不能不加以选择，并且做到了如愿以偿。最稀奇、最值得敬佩的是，尽管他和各种身分的人都有交往，可是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人们都喜爱他，都欢迎他，他从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嫉妒和憎恨，我相信他这一辈子一直到死也没遇到过一个仇人。幸福的人啊！他每年都要到埃克司温泉浴场来，附近一带的上流社会的人全聚集在那里。他和萨瓦的所有贵族都有来往，他从埃克司到尚贝里来探望贝勒加德伯爵和伯爵的父亲安特勒蒙侯爵。妈妈就是在这位候爵家和他相识并将我介绍给他的。这种一面之交似乎谈不上什么友谊，其间又中断了多年，但是在我以后要叙述的场合中我们又见面了，并且成了莫逆之交。因此，我就满可以谈谈这位十分亲密的朋友了；但是，即使我不是出于任何个人利害关系而追念他，对于象他这样一个有吸引力的、得天独厚的人。我认为，为了人类的荣誉也是应该永志不忘的。这个十分可爱的人和其他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读者以后可以看到；但是，他如果没有这些缺点。说不定就不会那样可爱了。为了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也应该有些需要别人原谅的事情。
这个时期，我和另一个人也有过来往；这一来往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还不断地以追求世俗的幸福——这种追求在一个人的心中是多么难以混灭啊？——诱惑我。这个人就是孔济埃先生，他是萨瓦的绅士，当时既年轻又可爱，一时高兴想学音乐，更确切地说，要结识我这个教音乐的人。他除了具有艺术的天才与爱好以外，还有一种非常可亲的温柔性格，我十分看重有这种性格的人，所以不久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正在我头脑中开始滋长着的那种文学与哲学的萌芽，只要稍一培养和激励就能完全发育起来，这时候，我在同他的交往中正遇到了这种培养和激励。孔济埃先生对音乐没有多大天赋，这对我说来却是一件好事，教课的时间完全消磨在练习音阶以外的事情上了。我们吃早点，闲谈，阅读新的出版物，对音乐则只字不提。当时伏尔泰和普鲁士皇太子的通信正名噪一时，我们常常谈论这两位著名人物。后者不久就登基了，当时已经部分地显露出他日后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另一位，当时所受的诋毁正如现在所受到的赞美，这使我们对他的不幸深感同情，这种往往与伟大天才俱来的不幸当时仿佛专钉住他似的。普鲁士皇太子年轻时很少幸福，而伏尔泰生来就象是一辈子不能享福的人。由于我们关心这两个人，于是也关心起和他们有关的一切。我们把伏尔泰所写的文章都读了，一篇也没有漏掉。我对他的作品所发生的兴趣，引起我要学会用优雅的风格写文章的愿望，于是我竭力模仿这位作家文章的绚丽色彩，他的作品的优美文笔已经使我入了迷。过了不久，他的《哲学书简》出版了。虽然这并不是他最好的著作，然而正是这些书信有力地吸引我去探求知识，这种新产生的兴趣。从此就一直没有息灭。
但是，我真正完全献身于知识的时机尚未到来。我的性情始终还有些轻浮，那种想东奔西跑的癖好并未消失，只是一有所减少，而且这时华伦夫人的生活方式还助长了这种癖好。对于我那喜欢孤独的性情说来，她这里可真是太乱了。每天都有一些陌生人川流不息地从各处到她这里来，我确信这些人所想的无非是各按自己的方式来欺骗她，这种情况使我日益感到住在这里真是一种苦刑。我自从在妈妈的信赖中接替了克洛德·阿奈的位置以后，我对于她的景况知道得更清楚了，那种每况愈下的情形使我感到恐慌。我曾无数次向她提出忠告，央求，恳请，发誓许愿，结果一概无效。我曾跪在她的脚下，再三向她说明正在威胁着她的灾难，竭力劝她紧缩开支，并提议首先从我身上开始，我向她说，在年轻的时候忍受点艰难，要比欠下很多债，到了老年陷入困境，受到债主们的逼迫强得多。她体会到我的满腔热诚，也和我抱有同感，她满口答应了我，说得恳切动人。但是，只要来一个无赖汉，她便立刻都忘掉了。在千百次证明我的忠告无效以后，除了闭眼不看我无力防止的灾难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既看守不住家门，只好离开这里去尼翁，日内瓦、里昂作一些短暂的旅行。这种旅行使我暂时忘却了内心的愁苦，但同时又由于我的花费而增加了产生愁苦的根由。我可以发誓，如果我节省开支真能使妈妈得到好处的话，我是情愿不花一文钱的。但是，我确实知道，我省下来的钱也要溜到那些骗子的手里去，所以我便利用她有求必应的弱点来和他们分享了。我就好象一只从屠宰场出来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块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份。
出门旅行是不难找到借口的；单单妈妈的事也就有的是借口。她和各处都有来往，都有要接治或办理的事，这就需要委托一个稳妥可靠的人去办。她只愿意派我去，我也正希望出门，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过着一种东奔西跑的生活。这些旅行使我得以结识一些有用的人，他们以后都成了我的良朋益友。顺便提一下，有一个在里昂认识的佩里雄先生，就他对我表示的好感说来，我很后悔没有能继续和他来往。至于我和好心的巴里索结识的经过，等到适当的时候再谈。在格勒诺布尔，我认识了代邦夫人以及德巴尔东南谢议长的夫人，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人，如果我能常去拜访她，她一定会对我发生好感的。在日内瓦，我认识了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他常和我谈起我的母亲，虽然她已经去世很久了，往事仍在他心头索回。另外我还结识了巴里约父子，父亲把我叫作他的孙儿，他是一个令人非常喜欢与之交往的人，也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可尊敬的人物之一。在共和国的动荡期间，这两位公民参加到互相敌对的党派中去：儿子参加了平民党，父亲加入了政府党。当人们于一七三七年拿起武器的时候，我正在日内瓦，亲眼看到他们父子二人都全副武装从同一幢房子里走出来，父亲往市政厅方面走去，儿子则前往自己的集会地点，两人明明知道，两小时后一定会重新相遇，面对面站着并互相残杀起来，这种可怕的情景留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以致我发誓：假如我恢复了公民权的话，我决不投入任何内战，并且永远不在国内用武力支持自由，既不用个人行动支持，也不用言论支持。我能够证明，我曾在一个极其微妙的情况下遵守了这个誓言，这种审慎的态度，我认为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那时候，我还没感到武装起来的日内瓦在我心里激起的这初期的爱国热情。由于一件应该由我负责的十分严重的事件，读者可以看出我离这种爱国热情还远着呢，这个事件我当时忘了谈它，现在却不该略而不谈了。
我的舅父贝纳尔前几年为领导建筑他所设计的查尔斯顿城前往卡罗来纳。他不久就在那里去世了。我那可怜的表兄也为效忠普鲁士王而捐躯，这样我的舅母就差不多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这种丧夫折子的损失，使她对我这样一个仅存的近亲增加了几分亲热。我到日内瓦去的时候便住在她家，闲来无事就翻阅舅父遗留下的书籍和文件。我发现了许多有趣的著作和别人料想不到的书信。我的舅母对于这堆破烂旧书是不太重视的，我愿意拿走什么就可以拿走什么。我只看中了两、三本由我的外祖父贝纳尔牧师批注过的书，其中有罗霍尔特的四开本的“遗著”，这本书的空白边上写满了非常精湛的注解，它使我对数学产生了爱好。这本书以后就一直放在华伦夫人的藏书之中，很可惜我没有把它保藏下来。除了这些书籍外，我还拿了五、六本手稿，唯一的一个印刷本，是著名的米舍利·杜克莱所写的一份文件，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可惜性情过于好动，遭到日内瓦官员们极为残酷的迫害，最近死在阿尔贝的城堡中，他被监禁在那里好多年了，据说是因为他曾参预了伯尔尼的阴谋事件。
这份文件是对日内瓦大而无当的筑城计划的一个相当正确的批评。该计划已经部分地付诸实施，一些专家由于不了解议会实行这个宏伟计划的秘密目的，曾对该计划极力加以讽刺。米舍利先生因不赞成这个计划，被筑城委员会开除了。然而他认为，不用说自己是二百人议会中的议员，就是以公民的资格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写了这个文件，并且轻率地印了出来，虽然并未发行。他只印了二百份，分发给议员，此项印刷品完全被邮局根据小议会的命令扣留了。我在舅父的文件中找到了这份文件以及他的答辩书，我把这份文件与答辩书都拿走了。我作的这次旅行是在我离开土地登记处以后不久，当时我和担任处长的果克赛里律师仍保持相当的交情。以后不久，关税局长请我作他儿子的教父，并且请果克赛里夫人作教母。这种荣誉简直使我晕头转向，我对同这位律师有了如此亲近的关系感到自豪，为了要显示自己能够当得起这样巨大的荣誉，我一定要装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样子。
由于这种想法，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米舍利先生的印刷文件拿给他看，那的确是一份稀有的文件，很可以拿来向他证明我是属于知道政府机密的日内瓦的名人之列。但是，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谨慎动机，我没有把我舅父对这份文件的答辩书拿给他，也许因为那是一份手稿，而律师先生所需要的只是印刷品。然而，他非常了解我愚蠢地交给他的那份文件的宝贵价值。从此我就没能收回它，也没有再见到它。后来，我深信无论再费多大力气也要不回来了，使索性做了个人情，把他所强占的东西变成了给他的赠品。毫无疑问，他一定拿着这份十分稀奇而毕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文件到都灵宫廷大肆吹嘘去了，并且还一定会想尽办法要按照这个文件可能的售价来索取一大笔钱。所幸在未来的一切不测风云之中，撒丁王围攻日内瓦是一件可能性最小的事。可是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我由于愚蠢的虚荣心而把这个要塞的最大缺点透露给它的资格最老的敌人，这就成为一件应该永远自责的憾事了。
我就这样在音乐与医药，以及在制定种种计划和到各处旅行之间消磨了两三年，不断从这件事转向另一件事，不知道一定要干什么。然而，我对学问也渐渐发生了爱好，常去拜访作家，听他们谈论文学，有时自己也插上几句，但我与其说是对书中的内容有所了解，不如说是在玩弄书上的佶屈聋牙的词语。在我去日内瓦的时候。有时顺便去探望我亲爱的老友西蒙先生，由于他把他从巴耶或从哥罗米埃斯那里所得到的学术界的最新消息讲给我听。使我增高了求知的热情。在尚贝里我也常常和一位多明我会的修士见面，他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一个很和善的教士，他的名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常常作一些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小试验。有一次，我曾打算学他的办法制造密写墨水，我在玻璃瓶里装了多半瓶生石灰、硫化砷和水，用寨子紧紧塞好，差不多就在同时瓶内剧烈地沸腾起来，我赶紧跑过去，想打开瓶塞，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瓶子象颗炸弹似的爆炸了，溅了我一脸。我咽了一口硫化砷和石灰的混合物，结果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命。以后，我当了六个星期的瞎子，从此我明白了，不懂物理实验的原理就不能乱动手。
这个意外事件对我的健康说来可真不是时候，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坏了。我真不明白，我的体格本来很好，又没有任何过分的嗜好，为什么现在明显地一天天衰弱下去。我的体格相当魁梧，胸部也很宽，我的呼吸本应是舒畅的，然而我却经常气短，有时觉得很憋闷，不由地就发起喘来，而且有时心跳，有时吐血；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