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风雨独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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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风雨独立路-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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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早上九点半,秘书接到赫德办事处打来的电话。当时离宣言公布时间只有半小时,秘书回电话说我暂时不能同赫德通话。赫德问下午行不行。我回话建议晚上八点,最后双方约定7点5O分。
  7 点50分赫德来到斯里淡马锡官邸(基于保安理由,我没住在欧思礼路家中)。10岁的女儿玮玲当时穿着T恤和短裤正在门廊里玩耍。她跟赫德打招呼,问他:“您想见我爸爸?”由于独立后,我和他的关系突然变得不明确了,这样的非正式欢迎,算是得体。就在他从汽车里出来时,我及时走到门廊欢迎他,问他:“您代表谁讲话?”他说:“嗯,您当然知道,我是获任命的驻外专员。”“一点也不错,您是否获得特授的职权来跟我谈新加坡和英国的关系?”“没有。”我说:“那就是私下谈话,只是聊聊而已。”他说:“要是您喜欢这样说的话。”事情就这么办了。
  事实上,当时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赫德的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风度翩翩,俨然是个受过训练的英国王室近卫骑兵团军宫。1956年英国入侵苏伊士运河期间,他担任国防部长,在艾登首相辞职之后跟着辞职,以便对那次的事件负责。他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人物,善于在困难面前挺起胸膛。
  他为防止新马分家尽了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计地游说东姑和吉隆坡联邦政府推行一些政策,以促进马来西亚内部的团结。他以最高专员的身份不断会晤东姑以及东姑的部长。他和在伦敦的威尔逊首相两人,对我主张以宪制方式解决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纠纷,一直给予大力支持。他们成功地坚持了不应动用武力的原则,否则结果会大不相同。但是分家肯定不是他所努力争取的结果。
  当时英国有 630OO名英军、两艘航空母舰、80艘战舰和20中队的飞机在东南亚保护马来西亚联邦,但这还是不能战胜马来种族主义的势力。马来领袖,包括东姑在内,担心一旦同非马来人分享真正的政治权力,他们就会被压倒。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赫德不了解这一点。起初我也不了解,但比他早些看清形势,因为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同东姑、敦拉扎克和拿督伊斯迈讨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会说马来语,赫德不会。我也能回顾过去马来人和非马来人摩擦对抗的事件,尤其是1940年和1941年当我在莱佛士学院就读那段时期。我比较了解马来人。所以1965年 6月底,当我在报上读到东姑在伦敦患上带状疱疹的消息时,我猜测他可能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赫德同我谈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对话的过程心平气和,双方都尽力约束自己。他没指责我,只对我没把事情经过通知他或他的政府表示遗憾。而我却感到悲哀,因为如果我事先告诉他东姑要我们脱离马来西亚,而我所要求的是建立约束性比较小的联邦,他肯定会站在我的立场上想办法阻止东姑的。这一来就不能排除发生种族暴乱的可能性。在我们会面的17个小时后,英国政府承认新加坡独立。
  赫德离开后,我和内阁部长们通过电话谈了又谈,就当天的情况交换了观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我怕内阁和国会议员们之间会闹严重分裂,因此我要所有部长都在分家协议上签名。我知道有几位部长会极力反对分家。
  但我得继续管理新的新加坡的事务。当天我大部分时间是跟我的亲密同僚吴庆瑞在一块。内部安全和国防问题得先解决。我决定把内政部和新的国防部并在一起,让吴庆瑞掌管。财政部由谁来接管?我们选定了林金山。接下来的问题是国际上的承认,以及同能够协助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生存的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我们认为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的拉惹勒南应该主管外交部。但是当时我们有点茫然,担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形势。
  该怎么生存下去?
  前途是渺茫的。新加坡和马来亚只隔着柔佛海峡,由新柔长堤连接起来。两地向来是由英国当作一个地区统治的。新加坡是英帝国的行政和商业中心。现在我们分了出来,一切都得靠自己。马来西亚政府正准备教训我们。他们可能不再让我们扮演传统的角色,继续成为他们出入口货物以及为他们提供种种服务的中心。所有新兴国家都在推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一切都要自己干,直接同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主要买客和卖客打交道。在这样的世界里,新加坡没有腹地,就连我们的饮用水也来自柔佛州,该怎么生存下去?
  让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是人民行动党的基本宗旨。只有人口比较多,幅员比较大,才有可能建国。我们从来就不相信一个商业城市国家能生存下去,搞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不必说。1961年9月,我曾在一次电台广播里作了这样的解释:
  “没有一个政党也没有一个人敢反对合并……合并会实现,不只因为这是人民行动党的愿望,也不只因为这是联邦联盟政府的愿望。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样,这是不可避免的。两地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纵横交错,密不可分,谁也无法长期维持新柔长堤的人为障碍。”
  “我们单独生存不了。如果我们延迟合并,人人都会受苦,不管你是工人、小贩、书记、技工还是商人。生意会减少,利润会下降,待遇会降低,工作职位会减少。”
  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45个英国殖民地举行了色彩滨纷的典礼,为主权正式由英帝国移交给当地人的政府而庆祝一番。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在这之前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们说服了新加坡70%的选民在全民投票中投赞成票,赞成同马来亚合并。我们说过,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现在,让新加坡生存下去却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我们如何才能使一批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尼和亚洲其他地区,使用多种语言的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呢?
  新加坡是个小岛,退潮时,面积只有214平方英里。它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心脏地带,所以繁荣发展起来。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在我们的 200万人口当中.75%是华人。在居住着1亿多马来印尼穆斯林的3万个岛屿的群岛里,我们的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这期间,不但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所依赖的转口贸易前途难卜,随着英帝国的瓦解,新加坡维系英帝国方面的战略价值也跟着消失。英国在新加坡的防务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英国军部直接给3万名工人提供职业,也间接雇用另外l万名家庭佣人。除此以外,还有应英国军人需要而产生的裁缝师、店主、酒吧餐馆的员工。在新加坡人口增长率每年高达2.5%,使政府在提供职业、教育、卫生服务和房屋方面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存在给超过10%的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而且这一时期房屋匮缺情况尤其严重,经过战争岁月的破坏,没有足够的房屋可以满足需求。另外职工会和华校生的激进行为,使新加坡在世界投资者心目中留下不好的名声。
  但就这一天来说,我们终于平安度过,这使我松了一口气,感到心情舒畅。半夜过后很久我才上床,人是困倦了,却不想睡。直到凌晨两三点我累极了,才合上眼,潜意识里还在同问题搏斗,不时感到心绪不宁。这些问题要怎样解决?这就是40年来学习、工作和斗争的最后结果吗?新力坡的未来展望如何?我将在接下来的另一个40年里,为这些难题寻找答案。
  
  注:
  ①新加坡总统府内的一座建筑物.在1959年至1990年间,是新加坡总理的官邸。
  
  第二章 乡野童年
  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头虫”……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为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一件最早的童年往事,就是两只耳朵被扯着,头给按在一座房子围篱内的井栏上。这座房子就在现在的登百灵路。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那儿,而我大约只有4岁。
  我向来很顽皮。那次我把父亲一瓶价钱不便宜的4711牌浅绿色芳香润发油弄得一塌糊涂,气得他暴跳如雷。父亲的脾气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气冲天,一手抓住我的颈背,把我从屋子里拉到井边,然后扯着我的耳朵,把我的头按在井栏上。我始终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耳朵那么柔韧,竟没被扯断,而我也没掉到井里。50年后,也就是70年代,我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解释说当一个人在疼痛和震惊时,大脑便会分泌出神经缩氨酸,它使人把所获得的经验深深地记在脑细胞里,长久不会忘却。
  这件事发生之前,关于我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居住、怎样成长等情形,我是从父母亲那儿听来的。他们讲述的经历,可以从深褐色的旧照片和一些退色的文件中得到证明。母亲告诉我,我是于1923年 9月16日在新加坡一座两层高的大浮脚楼里出生的。这座浮脚楼属外祖父所有,就在甘榜爪哇路92号,对面是武吉知马河。那时我母亲蔡认娘16岁,父亲李进坤20岁。他们的父母在一年前给他们撮合了婚事,双方都认为这是天作之合。
  我父亲是富家子弟。他经常对我们夸耀他年轻的时候,祖父给他在莱佛士坊两家第一流的百货公司——罗敏申和然利直——开了个没有限额的户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西装和别的东西,挂账就行了。他在圣约瑟书院受英文教育。这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1853年由德拉萨尔修士创立。据父亲说,他修完初级学校文凭课程后,便结束正规教育。这对他自己和我母亲来说,是一件终生憾事。后来当世界经济大萧条来临,两个家族的财产都丧失殆尽时,他因为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只能在蚬壳石油公司找到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差事。
  对我来说,我们家族的历史应从曾祖父李沐文开始。他是客家人。客家人属于汉民族,发源于华北和华中平原,大约在700年到1000年前迁往福建、广东和华南其他省份。由于南迁较迟,只能挤到土地比较贫瘠、当地人尚未开发的山丘地带。根据曾祖父在中国故乡所盖的一座房子后面的墓碑碑文记载,他于1846年诞生在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长大后,搭乘帆船到新加坡来。当年他南来的路线,很可能是先乘小船沿着韩江顺流航行12O公里,到最靠近的广东省港口汕头,然后从那儿出海到南洋。从此以后,有关他的行踪便鲜有所闻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和华族少女萧唤娘结婚。萧唤娘是一个容家店主的女儿,在新加坡出生。
  1882年,曾祖父赚够了钱,决定返回中国祖先生息的村落,给自己盖一座大宅院,并以乡绅的姿态出现。可是,曾祖母却不愿意把子女留在新加坡而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小时候祖父和姑婆告诉我,他们(祖父当时10岁左右)和曾祖母跑到阿佛路外公家躲起来。于是,曾祖父只好自己回中国。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个妻子,盖了座大宅院,后来还捐了个小官。他叫人给他画了一幅身着官服的肖像,寄到新加坡来。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幅大宅院的画。画里的房子是传统的中国式建筑,屋顶铺的是灰色瓦片,并有庭院,美丽壮观。可惜这幅画遗失了,不过曾祖父的画像还保存着。
  我的祖父李云龙(我平时叫他公公)1871年诞生于新加坡。据父亲说,祖父在莱佛士书院念到5号,相当于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则告诉我说,他离开学校后,找到一份配药师(不是合格的药剂师)的工作。过了几年,他改行担任一艘轮船的事务长。这艘轮船来往于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之间,属于协荣茂船务公司。协荣茂船务公司的东主,正是华裔百万富翁、爪哇糖王黄仲涵。
  航海期间,祖父在中爪哇三宝垄同祖母邱念娘结婚。当年三宝垄孤儿法庭发出的一份日期为1899年3月25日的荷兰文文件,同意让16岁的邱念娘嫁给26岁的李云龙。文件还注明两人的婚礼是在1899年3月26日举行的。
  父亲于1903年在三宝垄诞生。换句话说,他是在荷属东印度诞生的。但是由于祖父来自新加坡,凭着后裔关系,他却成为英籍民。父亲出生不久,祖父便把祖母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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