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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没有想到，在中国人看来小事一桩的“杀降”居然会引起外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有可能破坏中外邦交。于是一方面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赫德和马格里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他则辩解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李鸿章的这两手果然奏效。朝廷下旨不仅明确支持他的所作所为，认为“洋人不明事理”，而且指责戈登“意殊颇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可见清廷并非所有的时候在列强面前都是软弱的，如果有人想挑战他在中国的老大的地位，那他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经过赫德等人的调解，英方认为维持与清政府的“和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主张将此事交总理衙门处理，制止了戈登的过激行为。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对此要求李鸿章立即答应，双方都有了“台阶”下，一场大风波立即消于无形。
对白齐文、戈登等人的“掌控自如”，使李鸿章对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本事颇为自得，他不仅将自己的这些个领导艺术的体会写信告诉其老师曾国藩，而且在以后的外交生涯中一以贯之，竟然幻想“以夷制夷”，结果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也给自己留下了骂名。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里有如此评价：“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
（五）不干则已，干就干出力度
有诗句曰：“春江水暖鸭先知。”知是知了，但是有什么反应，就很难说，有的鸭子乐得自在轻闲，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做的不做；而有的鸭子偏偏很好奇，想干点什么，这种不合群的鸭子注定是要受到众多非议的。大清帝国的官僚们就是这么一群鸭子。他们能最先接受到新鲜事物，因为他们手中有最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资源，区别在于其中有的人要做清闲的鸭子，而有的人却想跳出来做点什么。李鸿章就是只不安分的鸭子，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其他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利用英国火轮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肥水不流外人田，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就此奏折来看，李鸿章在京师大学堂当个名誉教授也应该是够资格的。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委托盛宣怀创立了著名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创办仅3年，就拿到了1300余万两的市场份额。后来“官督商办”得到买办富商们的响应，在1883年形成了一个高峰。轮船招商局仅在这一年就添招新股100万两。《字林西报》还在这年的1月22日报道：“现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兴办，千百人争相购之，以得股为幸。”可谓是罕见的大牛市。当然由于“官督的性质”，这些个红顶子企业都被严重的腐败所困扰，不过这是后话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需要巨额投资的现代企业都离不开政府的影子，连张謇最开始创办大生纱厂的时候也不得不接受官府的投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李鸿章不可能超越这个事实去组建什么“现代企业制度”。任何人在当时也不能。
作为一个想做出一番事业的政治家，面对如此落后的局面无疑是相当沮丧的，面对它尚且并不容易，何况还要设法去改变，而这种转变的结果会怎样，只有天知道。但是尽管“成事在天”，“谋事”毕竟还是“在人”，李鸿章毕竟是个实际的人，他一旦决定什么，是会付诸行动的。而他的行动，必定给中国现代社会进程造成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是那些只会“口活”的言官们所远不及的。
和所有致力于现代化运动的帝国官员一样，李鸿章深感现代人才的极度缺乏，（一个专门以培养奴才为己任的制度当然不会教给人民“科学”和“理性”）于是提出，应当在科举中另开洋务一科，用传统的形式选拔新型人才。（这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此他还专门设立洋务学堂，并设立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开始有组织地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和一些人文著作。江南机器制造局先后聘请英美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传教士，从事翻译和一定的教学工作；中国长于数理的科学家华衡芳、华世芳兄弟和徐寿、徐建寅父子，协助西人翻译，起了很大的作用。1870年前后即出版了有名的《汽机发韧》《汽机新制》等工程书，《代数术》《微积溯源》等数学书，《化学鉴原》等化学书，共达数十种，译作和印刷都称高速度。据统计，从1868年至1907年的40年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印的西书有159种，1075卷。其中除历史、政治、兵制等30余种关于文科的书籍外，其他均为工、农、矿、商、算、理、化、电、光、声、天、地等科学技术的书籍，这对中国新科技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又在天津陆续创办电报、水师、武备、医学等洋务学堂。
李鸿章所创建的江南制造局不仅是当时设备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军用工厂，也是如容闳所说的“机器母厂”。从所有那些机械结构情况看，专用于军用生产的车间设备占的比例很小，绝大多数车间设备是既可以为军用生产服务，也可以为广泛地制造机械设备、工业、农业等各种民用器具服务，造了大量的机器。据《江南制造局记》1867年至1904年粗略统计，计有：制造车床138台，刨床、钻床、开齿机、卷铁板机、汽锤、大锤机、砂轮机、绞螺丝机、锯床、翻砂机等母机性的机器117台，起重机84台，汽炉机32台，汽炉15座，抽水机77台，轧钢机5台，其他各种机器135台，另外机器零件及工具110余万件。可见制造机器的数目不能算少。它们既有自用者，亦有卖给或调给其他如天津、金陵等机器局者，售给一般民用工业厂家者亦不在少数。
1880年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北洋海军有两个根据地：威海卫军港停泊战舰，旅顺军港修理船只，各设提督衙门，保卫渤海口。李鸿章聘用英国人琅威理、德国人式百龄担任训练海军的主要职务。中法战争后，李鸿章利用海军衙门整顿海防的名义，4年间用巨款向英德两国订购舰船14艘，扩充北洋海军。其中“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舰，吨位均达7300多吨，威力居亚洲第一。1888年制定《北洋海军章程》，编成北洋舰队，12月17日成军，共有船舰25艘，官兵4000多人。除定远、镇远（主力舰）外，还有经远、致远、靖远、来远、洛远、超勇、扬威七艘巡洋舰，其余为蚊子炮船（炮舰）、鱼雷艇、教练船、运输船等，舰船总吨位五万多吨，排名当时世界第四。
可见，李鸿章办洋务，规模不谓不大，气势不谓不盛，然而这一切在甲午中日战争后竟然变成了过眼云烟，这当然是李鸿章的失败，但是却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失败。李鸿章搞企业，有人弹劾；倡导商务，有人弹劾；修铁路、建电报，还是有人弹劾。政坛上，就是有那么一帮人，整天什么事不干，专盯着干事的人找茬，还自命为“清流”。费正清先生称他们是“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真是形象而绝妙的讽刺。
看看这帮战略家心中的小九九吧。王伯恭（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所著的《蜷庐随笔》一书中记载的一段亲历：“甲午战前，翁同龢（著名的清流领袖）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同龢，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同龢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同龢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同龢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同龢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革命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惨白的事实似乎在嘲笑大众的智慧。
再看看历史上最奇特的用马来拉的铁路吧。早在1876年开平矿务局成立之时，其总办唐枢就提出“开煤必须修筑铁路”的主张，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立即奏请清廷予以批准。但当时守旧势力相当强大，反对修筑铁路的呼声甚嚣尘上。当李鸿章的奏章呈上之后，朝中顽固派大臣群起反对，甚至对李鸿章进行人身攻击，无论如何也不让清廷批准。但随着采煤业的发展，煤炭外运越来越成为最大的难题。面对这种局面，李鸿章巧妙地运用他的地位和声望，抓住有利时机，采取了“先斩后奏”的策略，授意开平矿务局，暂不要惊动清廷，由矿务局出钱，先修建从唐山至胥各庄一段铁路。一年之后，李鸿章才又具专折向清廷婉转奏请此事，并得到了允准。至1881年，这条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然而，由于清廷在谕旨中明文规定，不准在铁路上使用蒸汽机，以免大声呼叫。于是便出现了运输工人用驴、马拉着煤车在铁道上滑行的可笑之举。
在多年以后，李鸿章与晚辈聊天谈到他的无奈：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即使是修葺，作为一个改革者，李鸿章发现改变这个帝国庞大的惯性，是多么力不从心。
但是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对利益分配的调整，面临的巨大难题就是既得利益者往往是大大小小的掌权者，非常不好对付。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从来没有“赎买”制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往往就是对改革的对象进行“妖魔化”处理，从而剥夺他们的利益，这样做虽然减少了改革的成本和时间，却掩盖了真正的矛盾。因此改革者和被改革者往往势不两立，而改革的结果也往往不彻底。清政府当时面对的正是这种情况，对官制和政体进行改革可能符合皇家的利益，也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改革，但是不符合大大小小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