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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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_2-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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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军队吗?那我就识时务了,坚决不压地头蛇,当妥协处就妥协。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杨元庆总裁评价柳传志:“我从他那里,学会了妥协。”笔者认为,妥协绝对是做人做事的大艺术,军事上称为“以退求进”。可惜,人们往往对这一艺术持不屑的态度。 
  关于曾公的性格,以如椽巨笔在天地间挥洒,也难画得周全。笔者只能略道一二个人观点。
  我对曾公性格的白描肯定片面,但不是丑化。理智冷酷,城府高深莫测,圆滑善变,这些词汇,对于政治家是褒义的。你若说他善良单纯,他会认为你是在骂他。政治家是不能用俗人的道德观来衡量的,否则,要么是小看了他,要么是戏弄了这份独特的职业。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曾国藩因病在书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世人道:“曾文正公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 


  第二章 李鸿章:在死棋局里博弈
  李鸿章是个非常地道的现实主义者,出来混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这是他经常的表白,痞子思想是他的外交哲学,龟缩大法是他的保官秘籍,自然,从曾国藩老先生那学来的“挺”经也不无用处,所以他的一生非常成功,“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成就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他绝对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他也不缺乏勇气和智慧,二十四岁就中了进士,使他顺利地进入官员们的游戏圈。“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李鸿章是看得很开的,他没有心理障碍,甚至还开口向朝廷要官,至少在政治上,他是很专业的。 
  (一)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总督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
  前两句还算有理,李鸿章的才识是公认的,举世公认的强悍。出道头几年,诗写得相当“言志”,后来,拼了命地做官,官越做越大,学术这一块儿就耽误了。

  后一句呢,颇有矫情之感。人家李鸿章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可你梁启超呢,变法让老太婆搅和黄了,跑外国后又跟康老师闹翻了,孙文革命党坐天下了也不统战你,又跟袁大头恩怨起来,最后到底也没搞成政治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你还悲什么李鸿章之遇? 
  很明显,是梁启超自作多情了。世界上总有一半人不理解另一半人的快乐。
  梁启超是才子,思维细腻,内心敏感,相对玩政治的人,还是相当地脆弱。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的的确确有不少挫折,对此,梁启超产生了悲情,而李鸿章是漠然的。这也恰恰是梁启超搞不了政治而李鸿章搞得了的原因之一。 
  透过厚厚的史料,我始终看到的是李鸿章的政治家面目,他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这里,我用了“合格”一词,因为这种表述更多地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而不是“好坏”这个简单而粗暴的词汇。 
  国人做事,总喜欢在道德上进行PK,评出个是非对错,仿佛一旦占据了“道德”的高位,便可为所欲为,做什么都是对了,都有道理了。与此对应,如果要反对什么,一定要将对方“妖魔化”,因此起义军们一定要将皇帝称为“昏君”,而统治者一定也会将造反者斥为“贼寇”。对李鸿章之评价亦是如此,仿佛捧上他,自己就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改革派;而反对他,自己就成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爱国者了。无非就是想从一个死人那得到心理安慰,其见识远远不如几十年前之梁任公(注:即梁启超)。 
  《李鸿章像》李鸿章,他不仅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以现代政治理论武装头脑去搞政治,以市场经济学武装头脑去搞洋务,也不可能超越职务权限,对一切决策负责,他要听皇太后的领导,要向皇太后汇报工作,要受一大群守旧派的钳制。够不容易的了!换一智商情商平平的当这份差,说不定没几天就推午门外边了。 
  或许,真正值得悲哀的是,习气,民族习气——从来不指责那些什么都不干的人。
  对李鸿章的另一个骂点,在于发迹历程过于血腥。
  嘿嘿,谁也别说谁了,电影《无间道》里,琛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一声长叹,尽显黑老大的饱含沧桑的厚重。哪个大人物的原始积累不是血腥的呢?专制政府的事情,向来是成就了个人,苦了百姓。李鸿章也不例外。最诚实直白的,还是董卓。他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首先,李鸿章的原始积累,跟师傅曾国藩一样,靠的是清洪天王的场子,也就是杀人起家。中国人写历史,比较会黑色幽默,往往喜欢把“杀人无算”作为被描写者的功绩,毫无悲痛之心,而老百姓居然也津津乐道,浑然不知其中的危险和恐怖。 
  对此有深刻反思和精辟见解的,在鲁迅之前,便只有梁启超先生了。在他的《李鸿章传》中有这么一段话: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以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祟,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侥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能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雰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梁启超先生的这段话说得何等好啊!我干脆把话说得更绝一些——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嘿嘿,谁也别骂谁了,天下英雄一般黑,都是拿人头当球踢的主儿。”
  当然,追究李鸿章之“原罪”从而在所谓的道德上否定李鸿章决非笔者的本意,笔者只是要提醒一下李鸿章的粉丝们,喜欢一个人,崇拜一个人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当这个人是靠杀你的头来成就他的事业时,可能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不过,敢于杀别人的头并非成就事业的充要条件,不然几千年来那么多暴徒岂不都成器了?

  (二)通权达变才能因事制宜
  “机遇”与“能力”是公认的成功路上的两个必备条件。你再能,也离不了别人的提拔,如果有能力就能成功,那天下到处都是成功人士了。机遇,才是稀缺性资源。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机遇来了,就先抓住,能力再逐步培养也成,否则就算上了位,也干不了多久。有首诗可以引在这里:“如果花儿要等春天来了它才开/如果春天要等花儿开了它才来/那么/春天永远也不会来/花儿永远也不会开。” 
  恰好,这些李鸿章都具备。
  他非常幸运地投身到了曾国藩门下。曾国藩这个人,打仗不怎么样,治学也算不上“国学大师”,偏偏在培养人才方面相当地有耐心。政治这东西,跟对人很关键。 
  他知道李鸿章犯才子病,即锋芒毕露,但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多开会,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地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再说。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率淮军增援上海时,曾国藩更是像嫁女儿一样,事必躬亲,竭心尽力为其操办。曾老头锦上添花的爱好此时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首批援沪的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亲自接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补充淮军,其中有一份“嫁妆”颇为值钱,那就是程学启的“开”字营。此人原是太平军的将领,后来“反正”投靠清军,作战勇敢,颇为得力。李鸿章能够率领新组建的淮军乌合之众在上海站稳脚跟,全靠程学启在那忙活。曾老师要是在今日,一定能当个非常合格的首相,其能力可能平庸,但其所用所培养之人却个个都非常了不起,李鸿章、左宗棠,“中兴四大名臣”,他一个人就培养了俩。俗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达到这个境界,“蓝”的素质非常重要。您要是运气好碰上了,那就等于是中彩了,不想发达都不行。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按:注意“老翁”二字,李鸿章顽皮对世之心态可见一斑)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这应该是真心话。可以说,李二先生的军功章上,至少有咱们曾老师的一半。从这一点来说,李鸿章有这么一位老师是非常幸运的。曾老师育人可谓非常合格,不像后来“国统区”的某些教授,学生搞点运动,无处容身躲在他家,他帮不上忙,想往外推又不敢,战战兢兢,吓得要死。其人格魅力与曾老师相比,差距不止十万八千里。 
  当然,这只是所谓的外部条件,如果李鸿章自己没有两把斧子,估计下场也不会比当年的何桂清强,但是李鸿章不愧是从曾国藩那生死未卜的大营里磨炼出来的,对于当老大争地盘,他是很有一套的。李鸿章在上海受任之初,危机重重。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洪老大自然也想得到这块肥肉,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总之是若即若离,虎视眈眈,摆明要拿下这场子。清廷当时是自身难保,自然无法分兵去保护上海。可上海毕竟是大都市,清廷开放的前沿,洋人在当地的利益甚多,因此并不想被洪老大给夺了去,于是组建了个什么“中外会防局”,凭借着先进的武器,总算是保住了地盘。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对淮军不以为然,一看穿着乞丐服的淮军,以为是安徽的小瘪三组团来揩油,非常瞧不起。面对这种“武器制胜论”,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果然淮军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深刻领会其师“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教诲,亲临前线指挥。有这样不怕死的领导,那士兵的战斗力还会差?自然成功打退了太平军,证明了自己不是小瘪三来揩油,而是要到上海当老大来了。上海那帮人一看李二先生杀太平军不眨眼,心底就惧怕了三分,以前只听说过“曾剃头”,谁知这位是个“李剃头”,知道惹不起,于是个个都老实了。老大的位子坐稳后,李鸿章开始从“吏治”入手,来个“大换血”,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那些当年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统统请回老家吃老米,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的,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李鸿章反对“武器制胜论”,但是他并不排斥先进武器,这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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