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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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_2- 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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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考路上受尽磨难,最后虽然中了状元,但只能投身他的老师翁同龢率领的清流阵营中去,自然是不得权势,备受打击,但是张謇却能另辟蹊径,弃政从商,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张謇的转型颇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的转型并非是盲目的,他从商前先调查了中国海关的进口数据,发现棉纱是大项,于是就选择了从创办纱厂入手。
  概念可能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但是理念和智慧却是不会变的,如果你想从商,有一番作为,不妨学学张謇。
  自从最高层搞了科举以来,公务员招考制使平民子弟有了奔头。无数的年轻人放下锄头,放下算盘,放下麻将,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科举彩票摸奖中去。一旦中奖了,则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要是摸到了状元的头彩,就赢了大满贯,位子、票子、车子、面子、娘子,全都有了,就可以爽得挂着大红花带着车队满北京城地走秀。 
  状元虽每届选一个,但这么多年累计起来,人数也很多了。不过状元下海办公司的,在上千年的状元史上就只有一个人了,此人便是张謇。在过去,经商是被大家鄙视的,连秀才都不屑于干的事,更不用说举人、进士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应该是最特立独行的状元,也可说是最成功的状元了,因为其他的状元都是“独乐乐”,而只有他是“众乐乐”,一生不倦地拼经济,建设他心目中的富强国家。 

  (一)坚持,再坚持,是你的终归是你的
  张謇,字季直,晚年号啬翁,江苏南通人。张的爷爷是个贫农,靠着当上门女婿在经济上打赢了翻身仗。爸爸继承了那二十亩地后,进一步开拓了经济增长点,雇了十多个伙计办起了瓷器店。张謇在家排行第四,清咸丰三年(1853年)生,他小时侯就天资聪颖,才四岁就能背诵《千字文》,十五岁已修完传统的四书五经,是块念书的材料。 
  人的运气是不一样的,他虽然聪明过人,但是考试却很不顺,中举之路更是非常坎坷。张謇的父母虽然是生意人,但当时的社会普遍鄙视商人,所以还是常受人欺负,他们十分希望儿子能够靠读书来做官,为家族长脸。(那时候对穷人来说,读书是一种非常好的道路,因为几乎不需要什么大的投资,最大的投资在于辛勤努力,而穷人往往不缺乏这些,缺乏的是机会,读书中举是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当时有一条非常带有歧视性的规定,叫做“冷籍不得入试”。所谓“冷籍”,在清代,即指三代没有做过官,或三代以内不曾有人中过秀才、举人之类的家族。张謇的爷爷和爸爸都是文盲,连字都不认识几个,这种“冷籍”之家,怎有资格进科场应考?还好,后来总算探得一个补救的办法:按官场世俗的惯例,在同族中请一个做官的人出来“认保”,再请同县几个贡生连环“派保”,才可以去应试。张謇的爸爸没辙,只好去找儿子的老师宋璞斋商量。宋老师就介绍张氏父子结识了有籍在册的另一家姓张的,送了银子之后,就以认爹的方式取得了考试报名资格。 
  尽管很费周折地报上了名,张謇自己也意气风发、信心百倍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名落孙山,白忙活了,而且,成绩在百名开外。宋老师怒了,损他说:“省省吧你!就算一千个人去考,录取九百九十九人,就一个落榜的,也是你自己!”这话说得就相当地过分了,稍有羞耻心的人都难以接受。 
  张謇一听,羞愤交加,回头就在书房的墙上到处写上“九百九十九”五个字用以警示,同时,发扬悬梁刺股的精神,更加用功,终于学业日渐精进。
  同治八年,他的干爹迷上了吸毒,家底都抽光了,没钱买毒品,情急之下,就以要揭发为要挟,敲诈勒索张謇一家。一再二,二再三,遭到拒绝后竟真的向官府揭发了。于是,“假冒籍贯案”东窗事发。这一场官司拖了很久,把张謇一家也拖穷了。时任通州知州的孙云锦知道这件事后,同情年轻人的前程,就亲自调停,求助于江苏学政彭九余,彭九余行文礼部,同治十二年(1873年),礼部同意让张謇重填履历,结案了事,免于处罚。 

  (二)职场的得意带来考场的胜利
  虽然科考上“屡战屡败”,但是张謇没有灰心,该怎么学还怎么学,仍然博览群书,增长见识。同时,他也不好意思增加父母的负担了,就边工作边考举。可见,张謇在前半生始终有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为此,他全力以赴,历尽艰难考秀才,直至于不惑之年高中状元。 
  张謇旧照考场失意,职场得意,工作找得还不错。经人介绍,他到淮军大佬吴长庆府中当秘书,1881年,袁世凯也投奔吴长庆,吴长庆嫌袁世凯文化低,就让张謇辅导他读书,并让袁对张执弟子之礼。袁世凯虽然学习不好,但是张謇通过与其交谈,发现此人头脑清醒,办事精明,于是与朱铭盘商议,向吴长庆推荐袁世凯,袁才得以出头。可以说,张謇还算得上袁世凯的恩人。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随军奔赴汉城。在朝期间,张謇写了不少鹰派文章,对外持强硬政策,很快就受到了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张謇和翁同龢虽出生时间不同、门第不同、政治地位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他们的祖籍均是江苏常熟,放大一些都是江苏人,同乡往往有其独特的亲和力,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在张謇的才学渐渐为世人所知后,便受到已经身居高位的翁同龢这位同乡的格外关注。 
  自张謇从朝鲜回国起,“清流”领袖就有了扶他上位的意思,在四次的礼部会试中都暗中识别他的卷子,但是几次误将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
  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謇应礼部会试不中;光绪十五年(1889年)赴会试,考官误将无锡孙叔和卷当做张謇卷,孙中而张落,潘祖荫为此气愤不已,拒不接受孙的拜见;光绪十六年(1890年)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光绪十八年(1892年)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可见“清流”是多么着急地要提拔他。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张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由此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说是皇上钦点,其实皇上很少改动阅卷大臣拟定的结果,一般都是批个“同意,请酌情处理”完事。除非准状元名字太不吉利,叫“王国钧”(亡国君)或“傅明”(反清复明),呵呵,那可能就是杀头还是充军的问题了。可见,中进士,靠考生的本事就行,因为卷子是密封的,但要中状元,那可不仅是本事了,还得凭运气。有句特宿命的话:“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说得过了,但也不是没道理。这彰显着一种人生态度。 
  至此,张謇算是第一次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他此时的角色,已经是万人瞩目的新科状元。那时代的状元可不同于现在的高考状元,不用靠巡回报告挣点小钱,而是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紫禁城里,捏着银子,抑扬顿挫地讲着话。 

  (三)状元决定下海啦——他玩得转吗?
  张謇必须跟着清流混,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他的一切是清流给的。但他又不像张之洞,出身官宦世家,洞悉官场奥妙,懂得“不可得罪巨室”。他这个普通平民家历尽磨难的孩子,只知道中国的百姓太穷苦,中国太弱小,他想改变这一切,但是他无权无势,拥有的只是一支笔。所以,甲午之战他跟着翁同龢一道坚决主战,写奏折弹劾李鸿章。可最终,惨淡的结局使他备受打击,对政治感到失望。 
  不久,张謇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告假回家。可当他赶到家中,老父亲已经去世。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觉得自己空有状元之名,实在是做不了什么实事,决定不回单位上班了。直至七十岁修订《年谱》时还说:“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可见“孝子”之名不假,或者说,张謇更注重普通人之情感。这种人是很难在官场上位的。 
  而翁同龢得知张謇不想回来上班后很着急,多次来信规劝。张謇则表示了自己想实业救国的打算。翁同龢没办法接受这一切,频频来信,指出经商办厂在西方还有前途,在他们那里,商人可以当国会议员,可以参政议政;而在中国,经商却一向被鄙视,既辛苦又没前途。希望他回到政府单位,踏踏实实地做公务员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张謇不听,力图走“实业救国”之路。“状元办厂”,史无前例,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简直惊世骇俗,不可思议。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下海”了。冲出京城虚誉的包围,他立刻就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幸亏,他没有听官迷老师的话,否则我们可就少了一位实业巨人了。 
  张謇从小考到大魁(中状元),先后二十六年。在官只有一百二十天。张謇说:“謇天生野性,本无官情”,这不一定全是真话。张謇通过层层叠叠的考试,最终蟾宫折桂成为状元,说不想当官是不合情理的。但因甲午马关之辱,卷入宫廷党争,屡履险境;朝廷腐败无能,抱负难以施展,使他满腔宦海奢望顿时冷却,报国之志,治国之策,统统埋藏心底。同时西方文明的冲击,经营乡里和办纱厂的实践,已使他找到了补偿由仕途失意而带来的价值失落的方式。 
  然而创办实业,何其艰难!张謇实业救国的探索与实践是从创办大生纱厂开始的。
  大生纱厂的办公大厅内,悬挂着四幅画,名字很古怪,却大有深意。分别名为《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幼小垂涎》,由张謇的好友顾锡爵题诗作注。 
  《鹤芝变相》中的“鹤”指潘华,潘华字鹤琴。“芝”指郭勋,郭勋字茂芝。他们都是大生纱厂的大股东,曾承诺出四十万两,但迟迟不兑现。后来工厂改制,潘、郭又承诺出二十万两,没几天,就改了主意,只答应给八万两。拖到最后仍一分不掏,还带头拆台,公然退出董事会,使大生纱厂创业伊始就遭遇了一次危机。 
  《桂杏空心》中的“桂”指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杏”指大名鼎鼎的商父盛宣怀(字杏荪)。盛曾许诺筹资25万两,桂曾许诺助筹五六万两,但二人后来食言自肥,见死不救,使张謇“中夜旁皇”“忧心如捣”。 
  《水草藏毒》讽刺的是通州知州汪树堂及其幕僚黄阶平。他们一方面故意以资助张謇的名义动用“宾兴公款”,即秀才举人参加乡试、会试的路贴;另一方面又暗中煽动士人递呈抗议,聚众滋事。给张謇加上了办厂扰民的罪名,再次给大生纱厂设置障碍。 
  《幼小垂涎》影射上海商界巨子朱幼鸿、严小舫。当时大生纱厂纺机一开,每日需耗工本四千两,不到三个月,三十六万流动资金即已耗尽。朱、严之辈却想乘此危难之际巧取豪夺。 
  总之,这些人全是久经沙场的老狐狸,并且很坏。
  张謇怎么办?他阴差阳错中状元,又一介书生下商海,路在哪里?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这个书本知识天下第一的状元,能够与狼共舞吗?能够在商界长袖善舞吗? 

  (四)一代儒商高速成长的神话
  一流的企业需要一流的人才,而其领导人,甚至要具备天才的素质,张謇恰恰就是这样的天才。做点生意并不难,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张謇把生意做得很大,了不起;他又搞起了股份制以及一系列开拓性的制度,第二个了不起!张謇的经营管理思想绝对是值得研究的,也越来越为商界所关注。当人们对照清末状元张謇主张的“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时,发现张謇其实就是一个大儒商。近几年,涌现出不少所谓的“儒商”,大多是自封或媒体的关系报道。这明显是牵强了,不少企业家可以说是商,但是不是儒呢?儒商是有道德、有文化、有国家社稷理想的商人。张謇就是这样的儒商。与一般商人不同的是,张謇称自己是“言商仍向儒”,在他身上,凝聚着儒家传统文化和商品意识相融合的“儒商伦理”精神。他是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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