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盘，整个南方也由“洪”改姓“曾”了。曾偶像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这个顶峰的海拔，很多人认为几近皇位。也就是说，人们相信，曾偶像只要扫除了道德障碍，完全可以问鼎紫禁城。
那么，是不是此时的曾偶像已具备与满人叫板的底牌，改由自己来坐庄了？是不是此时的曾偶像已是万事俱备，只需一阵东风，便可翻云覆雨，城头变换大王旗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善良的人们解释道，儒家讲究“忠恕”。
从忠的角度，他是一个坚定的封建卫道者，对儒家经典、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有深入研究，并且著书立说。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实践者。他的日常言行及对子女的教育和对军队的训练，无不体现出他作为实践者的坚强一面。
从恕的角度，太平天国大乱甫定，有点社会威望的人，谁也不好意思令天下兵镝之余又被战火。拿出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经过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十四年的残酷战乱，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亿一千多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而且国力严重虚耗。如再起烽火，不给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又将有多少苍生惨遭不幸。这个大局，作为偶像级人物的曾国藩，不能不顾及。且他做人一贯讲究“以盈满为戒”，让朝廷忌讳的事他是不干的，所以洪杨一平，曾国藩就自请裁撤湘军。
这种解释，令长相并不耐看的曾偶像变得含情脉脉、可亲可敬了。
遗憾的是，这种解释仍只是推测，谁也没办法去了解一个官场老手内心的真实想法。
可是，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有的人是相信王侯将相“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比如陈胜、黄巢、李自成，等等，《水浒》里的李逵也是敢于拿着板斧去东京夺鸟位的。那么，果真是曾偶像心软不忍吗？非也。曾剃头的外号可不是白送的。
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推测，那就是由于曾偶像对成功毫无把握。
曾偶像虽然一军独大，但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左宗棠与曾国藩二人关系已经恶化，湘军失去一张巨擘；然后郭嵩焘、左宗棠又相互交恶，决策层之间出现严重问题；更严重的是清廷排挤曾国荃，敲山震虎；军事力量上又受损。李鸿章等势力集团未必会起来响应。他们虽不如曾氏集团强大，可毕竟是一个个已自成体系的集团了，必然会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最不可能为别人火中取栗。何况，李鸿章决非省油的灯。
李鸿章虽然是门生，却也是一个颇有野心和政治抱负的人。战争期间，他溜回老家安徽为自己做打算，仿效曾国藩创立湘军的治军模式，组建了一支新式军队——淮军。随着战争的深入，尤其是淮军在上海等地连战连捷，势力猛增，且军事配备强于湘军，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偶像若是起兵反水，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消息，他可以道貌岸然，可以声色俱厉，不顾师生之情，领兵剿灭“湘寇”，既可以向清王朝邀功请赏，又消除了自己的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何乐而不为呢？
带着这样比较现实的考虑，偶像如果把矛头指向紫禁城，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既有实力又有信仰的家伙不会沉默。按照传统的忠奸观，全国上下的老少爷们也会边骂边打，阻止偶像的反水行动。届时，推翻满清未成，汉族势力内部先自相残杀了。不要忘记洪天王在金陵屁股未坐热，多少老兄弟就已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下了。因此，匆忙起兵，只恐人心不服，导致四分五裂，难以收场。
另一方面，紫禁城中的那批爱新觉罗们不会答应。虽说鸦片闹了二十年，洪杨又拆台，清政府衰落得是很快，但是，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支撑天朝大厦的石柱上的裂缝还未发展到坍塌的程度。在北方，清廷还有几支军队可以顶一阵儿，比如僧格林沁就不是吃素的。
以上的推测无论有多少花样，终归结局是已定的——曾国藩毕竟不是“曾反国”，他是国之藩篱，而不是二五仔。况且，曾在晚清政局中是个决定性人物，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人物。于是，当左宗棠一纸书信试探曾曰“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时，曾国藩显得是那么木讷，这其实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最终，曾氏识时务，中央给面子。曾国藩还是选择被封了个侯爵完事，而不是学习平西王吴三桂反水。
（四）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时的政府军队，臃懒、涣散，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此，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从体制上来了个创新，堪称大手笔。他把世兵制改为募兵制。从兵源上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又壮实又憨厚的山野农民，不收小混混，也不要系统内的子弟，更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一手，很是凝聚了队伍的向心力，增强了战斗力。
其次，搞物质刺激，给大家发钱，涨工资。湘军的每月薪水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大家的积极性马上就上来了。看来，老曾不仅是口头教育，也很懂用金钱说话。
《曾文正公书札》再次，注意抓军队的教育工作。曾国藩很清楚地看到清军在百姓中口碑很坏，大家都不支持。为了得到民心所向的优势，他搞起了队伍的作风建设。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曾国藩是知识分子出身，有自己独到的带兵艺术。在他看来，军队不仅要能拼命，更要有信仰。有了信仰，才能产生强大的动力和自觉性，这也是他选兵要选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人的原因所在。
从政治策略上来看，在与太平军的争斗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舆论的高地。
首先，他妖魔化对手，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很善于搞宣传教育工作，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其实，他也算搞了一辈子“教育”和“宣传”工作。
（五）“黑”“伪”“滑”的官场生存原理
曾公出生入死戎马半生，终成沧海枭雄。一个读书人，能有这样的成就，不可不说是个异数。
最牛的是，他得以善终。不似韩信、年羹尧、隆科多等“飞鸟尽，良弓藏”。
前面说了，曾公虽然念书刻苦，但仅仅是这样还远远不够。如果只要勤奋学习就能成材，那天底下都是人才了。曾公赢在情商。正如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决定格局。”有人要说了，情商难道也是可以学的？那么，天底下的励志类图书的作者个个都应该先富起来了。
其实不然。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虽然密切相连，但也各事各码。正如经济学家未必能当企业家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不妨先走进曾国藩的心理世界，当然，只是能合理推测的那一部分。
关于他的性格白描，第一种感觉是“黑”。“黑”，就是“理智冷酷”。
他表面上还是很温和的。但恰恰是这种温和更让人心生敬畏，更说明其城府之深。香港电影在塑造黑帮老大形象的摸索中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成奎安为代表，那种凶悍全写在脸上，肌肉鼓鼓的，嗓门大大的，现在看起来简直是搞笑。九十年代初则是出现了吴镇宇那种神经质的老大，杀起人随意得很，像吃饭喝水一样，很明显地比成奎安狠了一层。但是，比起好莱坞的“教父”那种温和优雅的老大形象，还是缺了一层。
《曾国藩像》国藩先生就是教父型的。虚伪毒辣是他，有情有意也是他。国藩还要求自己“多用理智，少用感情”，追求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容，惊雷响于后而不变色”的大将风度。可当攻克金陵的捷报传来时，他还是晕了过去。他为气度压抑了个性。这种对自己的压抑，说白了，就是能超越自己，战胜自己。对自己冷酷才是真的冷酷。
所以，后人常用“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来形容他。
关于他的性格白描，第二种感觉是“伪”。“伪”，就是“城府的高深莫测”。
民间传说：清朝有西山八戾，包括多尔衮、老佛爷、袁世凯等人，他们不是皇帝实际上却是曾经控制中国的实权人物。比如慈禧是狐，袁是青蛙，而曾是蛇。蛇是狠毒阴柔而善于伪装的。
他这个一生靠读书来不断改变自己的演员，已经完全融入了政坛角色，高超的演技、激情的演出使他自己都难辨真伪。伪装得久了，假面具变成了真面目，真真假假实在不易分清了。当一个人自己都忘了自己原本是什么样子，谁还能把握他、控制他呢？
关于他的性格白描，第三种感觉是“滑”。“滑”，就是“圆滑善变”。
这种善变的习性使他的适应能力超强。既能钻研学问又精于江湖气，既能玩玩笔杆子还能指挥军队平天下，莞尔一摇身，还能把封疆大吏做得功德圆满。这境界，不是善于变通的人，哪能做得来？
何况，晚清官场是何等地波澜起伏，深不可测。内忧外患、派系相争之外，还有个“满汉之争”，皇帝太后也很是出了名的难伺候，为一个红顶子，门生可以出卖，朋友可以反目，甚至父子相害，手足相残。宦海风高浪急，非圆滑善变者根本就不能生存，何谈发展？
在这种环境下求发展，你就必须看透官场上的潜规则，必须既有能耐又有技巧，无能耐不可立功业，无技巧不可稳根基。否则，就早点踅摸个山洞隐居，别玩了。
曾公不怕，曾公能适应，还能玩好。你满人不是不信任汉人吗，那我就提拔一个满族将领让你放心；你地方官不是不支持军队吗？那我就识时务了，坚决不压地头蛇，当妥协处就妥协。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杨元庆总裁评价柳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