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米杂勺栽冢钪仗狭牛巧洗笪弧！�
如果白痴能飞，那晚清最后二十年的政坛就是个飞机场。
在那风雨如晦的机场上空，无数的一品二品直至九品的白痴飞来飞去，像无头的苍蝇。有一个矮胖的北方汉子，端坐在一边，目光坚毅而冷静。他的心里是最明白的。
是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
（一）读书，不是发迹的唯一温床
袁世凯，河南人。中国近代自曾国藩以下，大人物多出生江南，袁世凯则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
世人通常评价袁世凯是“不学有术”。
他不止在晚清政局中一柱擎天，还一手开创了民国的政治版图。历史曾经以他为分界线。他却因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而成为罪人。
他以孔武有力、深谋远虑的民族英雄的刚健姿态登上了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但到谢幕的时候，他已经是“不惜以一己之私害及天下”的无耻政客的活标本了。但谁也不能替老袁的晚年遗憾和叹气，因为人生不能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我曾仔细观察过他的许多照片，试图从相貌上了解这个轰轰烈烈而又神秘的人物。他身材不高，壮实，头大，但据史载并没有读多少书。
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居然有如此惊人的作为？
袁世凯于清咸丰九年生于一个大家族。清末北方有捻军起义，袁家遂于项城县东北张营筑寨号为“袁寨”，练乡勇自保。袁世凯就出生于袁寨之中，似乎这是他将戎马一生的征兆。
据说，出生当天，恰好叔祖袁甲三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其父袁保中大喜，遂取名为“凯”，并按照“保世克家”的排行，命名“世凯”。这似乎也在预示着这孩子天生就是一个能搞军事的坯子。
他的家乡项城常常闹灾，当地民风彪悍，能打能抢的人备受尊重。
那时的小袁，不爱念书爱骑马，自小便彪悍。打架打累了才回家看几页书，而且他对八股文章实在不感兴趣。要是搁现代社会，这种孩子是极令父母老师头痛的，撒到社会上也极危险。别说以后当皇帝，就是村长也轮不上。
幸好袁家有背景。同治八年，世凯的养父袁保庆，调任到南京当江南盐巡道，有权又有钱。生父袁保中就带着袁世凯到南京“利益均沾”了。
那时，世凯不过十一二岁，由于自小迁徙四方，他比同龄人早熟。也就是说，别的孩子在读万卷书的时候，他在行万里路。
在南京，世凯可没闲着，一手抓武术，一手抓交际。我们都知道要做老大就得“仗义疏财”，仗义是虚的，疏财才是真的。别人凭什么都听你的，首先你要能领着大伙弄来钱，然后还得会分钱。据说，世凯从小就拿钱当王八蛋，挥霍得很，你借一百，我给你一千，听戏喝酒什么的更是抢着结账。所以，很快就拉拢起一批死党。
如果仅仅根据以上事例分析，世凯其人不过尔尔。
但是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特点——既有远大抱负又善于有目的地学习。世凯自小虽然轻视读书，却喜爱兵法，立志要学“万人敌”。常常对朋友说：“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他酷爱兵书，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有空儿就翻兵书。可见，世凯不是不喜欢读书，而是不喜欢读那些枯燥无味的书，征战杀伐的专业书，他还是爱读的。
第36节：读书，不是发迹的唯一温床（2）
袁世凯旧照专业知识不断提高的同时，他又从袁保庆那里学到了为人处世之道。袁保庆身为朝廷命官，数十年官场风习的磨炼，使得他对人生的感悟很深。袁保庆常常把感悟教给这个义子。这些感悟颇为有趣，今日读来，也非常有意思，如：“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角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伶人所窃笑乎？”袁世凯后来于官场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早期教育。
读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通常评价袁世凯的“不学而有术”其实是误解。袁的不学，是有所学有所不学，根据自己的爱好去学习。这何尝不是一种明智？
所以，他虽然读书并不用功，但是，才气却是有的。十三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寥寥十字，比楚霸王的“彼可取而代之”和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豪气无二，而文采尤过之，从中不难看出少年袁世凯的才华和抱负。
他为学不喜欢文章，仅仅为应试科举勉强学习了一点八股的技法。袁世凯的文章写得极度另类。也是在他十三四岁时，塾师命其作八股，恰巧其师与客人下围棋，袁世凯忽然来了灵感，挥笔疾书：
“道千乘之国，若著此局焉。夫著棋不厌诈也，治国亦不厌诈也。治国非为著棋乎？”
其师看毕，大惊失色。据说袁保庆在看过这篇八股后说：“这个孩子志向不小，苟不慎之，覆家灭门，也是可能的。”
稍大些，老师王雁臣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要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的八股文章从整体上看，糟糕得一塌糊涂，不过其中两段却的确让人惊叹：
“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能将僵化枯燥的八股文写得如此豪放，虽然不合体制，倒的确是很难得。
袁世凯既然胸有大志，想成就一番功业，当然也希望自己有“传世之文”，所以也搞过一点文学。他的诗不计平仄，不讲对仗，一味以气势取胜。十五岁在南京时，袁世凯曾登雨花台，作七律一首，题为《怀古》：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他业余时间还组织过文社“丽泽山房”和“勿欺山屋”，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文艺生活。但终究不是这块料，“高考”失败后，一怒之下，烧毁了所有的复习资料，说大丈夫要效命疆场不应窝囊在教室里。终于，他带着几十个人跑到登州府，找到父亲的好友、一位叫吴长庆的“庆军”首领当了大兵。
当时天下越来越乱，他少年时代的学习经历，使他终究还是以做事的才干取胜。这个人最厉害的就是乱局中取胜，越乱越成功。按老官场的标准，他也确实能力强，做地方官，搞外交，练兵，办洋务，没一样不成的，没一样不体面的，而且全是真功夫，不像北洋水师成了“银样蜡枪头”。后来，他甚至庆幸自己没有科举成功，否则，人间只是多了一个腐儒。
（二）紧盯紫禁城，做大事要有大靠山
老袁还是小袁的时候，就很会交朋友。任何人，都不会拒绝一个讲义气，豪爽而又有钱，简直天生就是朋友坯子的人。李寻欢也是这样的人。
最关键的是小袁不傻，而且精明过人。他不是什么人都交，只去拉拢那些潜力股，如徐世昌，这一点和胡雪岩很相像。也就是说，小袁的便宜很好占，但不是谁都能占。
但小李探花就不行了，他交朋友，只凭爱好，不重实利。搞政治的人，如同商人一般，得“重利轻别离”。所以，李寻欢辞官是对的，他干不了政治。
这对我们的启示也很明显，就是当你给人好处时，只给少数人，这叫激励，如果一人一份，那就是福利了。
从所知史料来看，袁世凯堪称政治强人。如果不把天下作为满足自己一己私利的工具，又有几人肯孜孜追求这无上的权力呢？
每个人的发迹，归根结底都是靠“关系”，靠人生路途上不同的“贵人”关照、提拔，这是很难否认的。甚至有人深有感触地说：“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关键人物的一念之差，可以成全你，令你花上几千块请客庆祝，也可以让你万念俱灰，深夜里默默流泪。
我们年少时往往张狂，认为自己今后一定无所不能，给自己开出巨额的期票。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理想越来越小，目标从大官大科学家大作家缩小成处长科长副研究员。这时就会认为自己当年可笑。其实没什么可笑的！年少时，涉世未深，坐井观天，纸上谈兵，自然就会认为自己可以一手擎天，能够一往无前，当人生历程渐行渐高，渐行渐远时，就明白了世界并非为你一人存在。要想成功，就要像在北京西单商场门口挤公交车一样，要站准位置，摆好姿势，要耐心等，用力挤，还要“稳准狠”，同时要正确认识插队现象。当你奋力挤上车后，往往发现有些人根本就不必和你竞争，他们有自己的小车，人家一溜烟似的把你甩得没影了。这时，你要摆正心态，不能像个愤怒青年一样地抱怨。
在挤车时，人们前后左右推拉拥搡，这时，要是有人拉你一把，你将何等地爽啊！同理可证，成功的诀窍就在于你怎么去寻找、去开发这些“关系”，让这些“关系”成为升迁的“助推器”。其实，成功者和庸碌无为者的关键区别也就在这里：成功者知道哪些人是真正值得他关注的“关键人物”，知道如何赢得这些关键人物的支持，使他们在自己身上“下注”——投资于自己的前程！
袁世凯，就是这样的人！他具有灵敏的政治嗅觉，他能迅速地捕捉各种权力关系中的潜在脉络，将这些脉络一丝一丝地往自己身上牵连，最后他自己可以安然躺在这千丝万缕的权力经纬中指点江山。且看他是如何编织这张网的。
女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专业一直是做饭洗衣，连个知县都当不成。可是大清就比较另类，女人当了实际掌权者。那时，紫禁城里的西太后，一边逗着八哥，一边说话。她说：“要教训教训洋人。”义和团就蜂拥至东交民巷。她说：“皇上该歇息了。”光绪就被炒了鱿鱼。这是顶级危险的政治人物的典型。她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身居高位，无治国之才，却极精于权术。在这样的官场生态环境下，我不禁为袁世凯捏了一把汗。谁都知道，伴君如伴虎，何况还是一只母老虎。但介于牛A与牛C之间的老袁，他就能玩得转。他与荣禄、奕劻先后两个军机领袖保持了亲密关系。
其实，慈禧对袁是一直有顾虑的，荣禄曾经说过一句话：用袁，大清未必亡国；不用袁，大清肯定亡！袁世凯凭借他的势力与手腕，已经是尾大不掉的威胁了，大清既怀疑他，也离不开他，说白了，已经没辙了。而且，袁世凯向上爬的欲望是如此强烈，甚至敢于出格地扩大自己的人脉。按道德判断，袁世凯是吴长庆带出来的，他就应该忠于吴长庆，可是老吴在淮军系统里虽资历老，但慢慢落后于另一个老大——李鸿章，这时袁就渐渐冷落吴长庆，而热心追随李鸿章。以袁世凯的头脑，他当然看得出吴长庆是没办法和李鸿章抗衡的，靠老吴这棵枯树，是乘不到多少凉的。所以，袁早在朝鲜的时候就想尽办法结交李鸿章，一回国，就去汇报工作。
以后，在很多重要关头，袁世凯都毫不犹豫地在各种权力靠山之间转移活动，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这般举动是由他对政治权力的欲望所决定的，换句话说，这是他的活动原则。但这样的原则在张謇这样看重“一仆不事二主”的人来说就是背叛吴长庆，是反水，是二五仔。于是，书生意气的状元张謇纠集老吴的几名部下，写了一封致袁的绝交信。而袁世凯没有作答。可见，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是不同的，没必要争论辩白了。不久，张謇就去专心地搞公司了，没有继续玩政治。
十年后，两人重聚了，这时候的袁世凯已经不是当年的袁世凯，张謇也不再是当年的张謇了。中国的政治改变了他们性情中很多本来最率真的东西，使他们抛弃纯洁，融入职场。这是他们的幸，抑或不幸？很难说清了。
袁世凯告诉我们：在造假的时候，千万不要假设上司是蠢驴。也许他真的很愚蠢，但万一他忽然聪明起来，那么你一辈子的机会说不定就一把输光了，至少在他手里不可能翻身了。
（三）生活中的枭雄本色
清末官场有“三屠”之说：“士屠”张之洞，因他奏废科举，断了士子做官之路；“官屠”岑春煊，因他在广东大整吏制，导致无数人丢官弃爵；袁世凯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