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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迟到的初恋
我到北京后，一刻也没有忘记留在广西大山沟里的妻子，我知道独自一人在那里过日子有多么冷清。因此，每隔四五天，我必给她寄出一封厚厚的信。有同学发现我老是埋头写信，感到好奇，一听是给老婆的，就嘲笑说，没见过给老婆写信这么勤的，那有什么意思。我实在是惦念敏子，怕她承受不了那份孤单。看一场电影回来，我会详细地描述情节和感想，想让她分享看电影的愉快。我不断地给她打气，鼓励她自学英语和其他知识，可以使生活有点内容，一旦调来北京，也便于找到合适的工作。在我给她的信中，有一大部分是我的日记。我不再用日记本，日记都写在纸上，随信一起寄去。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她随时了解我的日常生活、思想以及北京的情况，既给她解闷，也防止我们之间越来越隔膜。然而，我很快发现，把日记和信合一的做法实际上产生了极大的麻烦。经常的情形是，我在日记中写的某个想法引起了她的误解或不满，她回给我一封气愤和怨恨的信，或者干脆不回信，于是我必须写信解释这个想法的来龙去脉，然后焦虑地等待她的下一封信，不知道能否得到她的谅解。在我们的通信过程中，这样的龃龉层出不穷，使我不禁后悔随时汇报思想之迂腐。但是，让她了解我的愿望始终占着上风，我也就继续这样做。
事后来看，敏子的生气并非完全出于误解。每次她这样发作，多半是因为我在日记中谈到了对性、爱情、婚姻的看法，或者与女孩们的来往。我的看法当然是十分通达的，这就引起了她的警觉和担忧。就当时而言，我的确是在谈自己的思想，因此责怪她太容易联系实际，不善于从哲学和社会的角度思考问题。我向她指出，赞同性自由不等于我想和别的女人通奸，就像主张离婚自由不等于我想和她离婚一样。我的通达看法完全不妨碍我比别的丈夫更温存也更热烈地爱自己的妻子，毋宁说，只有一个主张爱情自由的人才懂得真正爱一个人，他爱起来是不会虚假的。我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我决不会抛弃一个共患难的伴侣，尤其是因为，她如此爱我，我已成为她的全部生活和惟一寄托，就更不可能做出绝情的事情了。我无比真诚地写了许多这类话，毫不怀疑自己一定会信守发自心底的誓言。可是，女人的直觉比书生的抒情更接近真理，敏子依然处在深深的不安之中。
在一次通信中，敏子明确告诉我，她之所以对我不放心，不是因为我的为人，对此她是信任的，而正是因为我对问题的通达看法。她比我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把爱情视为人生主要价值和婚姻惟一理由的人，却和自己不太爱的人结了婚，他一旦有了接触更多异性的机会，必然会发生什么事情。到时候，无论人品和良心，还是共患难的经历，都将阻挡不了那件事情的发生。也许正因为如此，在相当时期里，我们两人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自欺之中，尽管方式不同。她常常对人兴奋地谈论我，说我如何好，如何爱她，我则不断地向自己也向她陈述理由，证明她是值得我爱的。在她是感觉到了危机，便急于逃到自己编织的梦境中去，在我则是要抵御爱情之梦的诱惑，便竭力美化既成的婚姻事实。我不愿正视明显的缺憾，仿佛必须到有一个人出现，使我积压的爱欲如火山般爆发，才明白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恋爱过。
这个人必然会出现，也果然出现了。1980年春天，我在一次郊游中遇见了她。树林里一个人影，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一只手托着腮帮，如一座雕像。她对同伴悄声说：“瞧，罗丹的思想者。”一个男子带着一个小男孩在野草丛里追扑蝴蝶，她脆亮的声音喊叫起来：“你们看那个人多可爱呀！”然后立即跑过去，加入了追扑蝴蝶的行列。可是，当某名刊总编辑驾到时，人们纷纷起立握手，惟有她坐着不动，总编辑特意走到她面前，她也只是微笑着伸出手让握了一下，毫无起立之意。我把这些细节看在眼里，怦然心动。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女孩，如此天真烂漫，又如此脱俗。
后来我就经常见到雨儿了，并于一年后开始恋爱。旁观者说，没见过三十多岁的人爱得这样疯狂的。这有什么奇怪呢，既然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尝到了恋爱的滋味。洪水滔天，我除了接受灭顶之灾——或灭顶之极乐——外，别无选择。雨儿也真是可爱，那一年她二十四岁，整个人放射着青春的光彩，脸蛋透出天然的娇媚，性格非常好，自然而健康。一个女同学在她的毕业纪念册里题词说：“你的优点令人绝倒，你的缺点可供玩赏。”她的确生动，你看她整天无所用心似的，说出的傻话每每令人捧腹，却又会突然说出令人叫绝的精辟之言。
从1981年相爱到1988年结婚，我们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路。敏子太可怜，一旦失去了我，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都清楚这一点，所以在开头几年不考虑结婚，只做情人。因为偶然的原因，我们的事被双方单位知道了，好在那时我已毕业并留在哲学所，仅受了批评，而她却付出了代价，毕业时分配工作甚不如意。由于前途的不确定，至少这是原因之一，她一度动摇，把我搁下半年之久，让我尝尽了恋爱中的酸甜苦辣，包括失恋的滋味。当我终于熬了过来时，她又一脸轻松地回到了我身边，然而是义无返顾地回来了。我说：“你是一个玩水的孩子，把我的生命之海搅得沸沸扬扬。”她说什么？她说这句话好，赶快记下来。毫无办法，她是一只小动物，她身上的一切，包括她的迷乱、荒唐、背叛，都是出于自然，所以我只好原谅她，在她最不驯顺时仍然欣赏她。
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向敏子隐瞒我与雨儿的恋情，事实上也瞒不住。每年探亲假，我去资源，或她来北京，敏感的她不会觉察不了我的情绪异常。那件她一直在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的反应是矛盾的。有时候，她表现得极其通情达理，甚至高尚，表示完全理解我，说我不应当压抑我的艺术家天性，而和她在一起就必然受压抑，劝我快些离婚。有时候，她又激烈地责备，愤怒地控诉，发誓就和我这么过下去了。我知道，这两者都是真实的，所谓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而比这两者更真实的是她对我的依恋，她的痛苦和绝望，往往通过目光和眼泪表现了出来。然而，我们都明白，覆水难收，分离只是迟早的事。这是无情的一步，但我不能无情到把她扔在山沟里，只要她走不出资源，我就不离婚。她于1987年调到北京，安定下来后，我们办了协议离婚手续。那一天，她显得平静而自尊，她在分手时刻的表现赢得了我的永远的尊敬。
何尝想到，我和雨儿也未能走到底，最后也分手了。但是，我不想以成败论爱情。衡量一个爱情是否成功，长度不是惟一标准，更应该看它的质量，是否对双方的人生发生了长远的积极影响。我是我的生命财富的守财奴，任何一笔收入一旦记到我的帐本上，我就决不会把它划掉。我相信，事实也是如此，无论对我还是雨儿来说，我们的相爱都是人生中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雨儿曾问我：“我是通过你认识我自己的。你不也是吗？”我回答说：“是的，不但认识自己，而且提高自己。”我确实感到，我们能够互相激励，我们的关系是富于生产性的。刚开始恋爱时，她这样夸我：“你是很完善的，人格、智力、情感都高人一筹。”若干年后，她向人这样谈论我：“他外表随和，内心单纯、敏感、细腻，但柔而不弱，有内在的力度。”就算这些话是在被爱情蒙住眼睛的时候说出的，对于我这个一向不自信的人也是极大的鼓舞。对于我的写作，她总是怀着热烈的期待，于是催生了我的第一个多产时期。她喜欢芒克等人的诗，我不服气，也憋足劲儿写，竭力写得让她喜欢，结果也许仍不如芒克，却比我自己以前写的好许多，发生了一个飞跃。我于1991年出版的诗集《忧伤的情欲》，其中大部分诗就是那时候写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段爱情对我的人生的影响仅次于郭世英。我走进大学，一心想做学问，郭出现了，告诉我说：首先是生活，然后才是学问。我重返北京，觉得我的生活已经过去，剩下只有学问了，雨儿出现了，告诉我说：你的生活并未过去，其实刚刚开始。通过这场恋爱，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并且比以往更坚定了。
五、与尼采结伴
硕士生毕业后，我留在哲学研究所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当时的一位负责人很欣赏我，向所里要我，我被分配到了那个室。可是，我很快发现，那里的气氛是非常不适合于我的。在贾老师的帮助下，第二年我归口到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顺着硕士生时期的惯性，我所做的主要学术工作仍是苏联哲学的介绍、翻译和马克思人性理论的研究。作为消遣，我读各种闲书，读到徐梵澄、楚图南在解放前翻译的几种尼采著作，顿感一见如故。那一年，所里有人筹备《外国美学》丛刊，向我约稿，我便决定写一篇谈尼采美学的文章。于是，我开始抱着词典读尼采的德文原著，一边翻译《悲剧的诞生》和《权力意志》中的若干段落。我译得慢极了，艰难极了，但别有一番趣味，觉得尼采薄薄几页东西比一大堆俄文书包含远为丰富的内容，像一个美丽的谜语，经过枯燥的劳动却探得了奇妙的谜底。我于1983年写出《从酒神精神到权力意志——尼采艺术哲学初探》一文，直到1986年4月才在《外国美学》第二辑上刊出，这是我从事尼采研究的开始。
尝到甜头后，我停不下来了，于1983年9月开始翻译《悲剧的诞生》全文。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译别的著作，编成《尼采美学文选》，计二十八万字。开译时我并没有想到出版，只是因为喜欢，同时也可以练德语。译出后，恰逢甘阳创办人文学术文库，便收了进去，于1986年12月在三联出版。译过尼采之后，我再也不肯去译苏联哲学的书了，无法再忍受那样拙劣的文体和连篇的空话。同时，我也厌烦了在马克思主义人学问题上纠缠不休。我留所工作一年半后，所里讨论我们这批研究生的助理研究员转正问题，有人坚决反对给我转正，理由之一便是我在人性问题上的观点。此后不久，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学术问题与淫书淫画一锅煮，我被列入所内清理名单。我不是宁愿尝神设的禁果而不屑于闯人设的禁区吗？好吧，现在我在尼采这里已经品尝到了神设的禁果，回过头去看那些人设的禁区就更觉得滑稽了。事实上，一旦回到事物本身，意识形态的壁垒就不复存在了。八十年代初的人学论战无非是在争论思考人的根本问题的合法性，一派以马克思的名义宣布其不合法，另一派也以马克思的名义申辩其合法。可是，一个思想者岂不应该直接去思考本质问题，而无须理会任何名义之争？
1984年，全国开始正式招博士生，我在职做了汝信的学生，确定以尼采哲学为研究主题。事后听一位知情者说，汝信也正对尼采感兴趣并已开始进行研究，然而，为了不影响我的独立探索，便悄悄转移了研究方向。他自己从未对我提及此事，惟其如此，我心中就更加感动。常见的情形正相反，导师往往支使学生替自己做事，然后把成果占为己有。考上博士生时，我已经在酝酿写一本关于尼采的书，那是方鸣提议我写的。方鸣当时是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策划编一套丛书，想让我来打头炮。1985年的年初，我把自己关在那间充当宿舍的地下室里，用了两个月时间——日记记载：1月28日动笔，3月25日完成——写出了这本十八万字的小册子，题为《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我和方鸣可谓一见如故。他比我小一轮，那时二十多岁，在出版社第一次遇见，我就从他眼中读出了百分之百的友情。我们都写诗，他写的散文诗有泰戈尔之风，可惜后来不写了。他来看我，发现我成年累月一个人住在地下室里，对我忍受孤独的能力感到震惊。我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