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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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与性情- 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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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天天在大字报栏前流连,贪婪地读着,惊讶着,激动着。北大是一座大字报的森林,我一头扎了进去。有一天,我在一张大字报上突然看见了郭世英的名字,并用红墨水打着一个可怕的叉叉。那张大字报列数校党委的罪状,其中之一是包庇反动学生郭世英。我的头脑一下子痴乱了。当时的感觉是,当我在大字报的森林里漫游时,不期而看见其中的一棵树上吊着我的朋友。我立刻逃离大字报区,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乱走,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   
  返校后不久,北大发生了六一八事件。由于这个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点是我住的38楼前,我目睹了全过程。6月18日上午,哲学系若干学生把本系的“黑帮分子”揪来,在楼门口的台阶上进行批斗。所谓“黑帮分子”,在哲学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亦在其列,在学校和其他各系则是指当权派。事情发展得极为迅速,别系的学生纷纷效仿,揪来了他们系或校一级的“黑帮分子”。在学生宿舍楼里,只有38楼的楼前有高台阶,很适合做“斗鬼台”。那些兽性发作的学生把厕所里装便纸的铁丝篓拿来,套在被斗者头上,又朝他们头上脸上浇黑墨汁和红蓝墨水,逼他们下跪,拳脚相加,斗毕押往校园游街。在这场暴行中,活跃着我们班一个同学的身影。我在一旁无言伫立,一阵阵冷颤,为人的丑恶而震惊。   
  六一八事件后,工作组要求大家对事件进行讨论,吸取教训。新的一轮辩论掀起,有三派意见。一派说是革命事件,好得很,理论根据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派说是反革命事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捣乱,甚至有黑后台。一派说是错误事件。我持第三种意见,出发点仍是常识,觉得这种侵犯和侮辱人身的行为与革命反革命都不相干,纯粹是刑事犯罪。这场辩论没有结果,很快就转为对工作组的性质展开辩论。由于工作组倾向于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激进分子便贴出大字报,说工作组推行反动路线,已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必须赶走。正当自发的辩论热火朝天而又相持不下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来到了北大,7月25日和26日,连续两个晚上在东操场举办万人辩论大会。名曰辩论,实际上已有定论,便是肯定六一八事件,驱逐工作组。   
  这两场辩论大会对我震动极大,使我第一次对文革产生了明确的怀疑。人们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对江青也怀有相当的敬意,我也不例外。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江青的历史和个人品质,对这个突然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红角的第一夫人充满好奇。然而,第一次目睹她的公开表演,我不禁目瞪口呆。最令我吃惊的,一是她的飞扬跋扈,把工作组长张承先像孙子一样地辱骂,二是她的公报私仇,当着万人之众抖搂家庭私事。在第二场辩论会上,形势已经明确,支持工作组的人不再有发言权,台上站着北大附中“红旗”的中学生,其头目彭小蒙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孩,做了一个火药味浓烈的发言。江青为之助威,高喊:“谁不革命,谁就走开!”群情激愤之时,康生又火上浇油,厉声宣布:“张承先不只是反动路线,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反动路线!”话音刚落,彭小蒙等举起皮带抽向张承先,而台上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皆作壁上观。在作总结发言时,江青越说越激动,一声“我要控诉”,便开始详细数落张韶华如何利用毛岸青患有精神病而与之同居,张韶华的母亲又是一个多么坏的女人,说到最后,声嘶力竭地叫喊:“我们家没有这么个儿媳妇!我们不承认有这么个儿媳妇!”会场上立即响起呼应的声音:“把张韶华揪出来示众!”张韶华当时是北大学生,幸亏她早已逃匿,不在现场,暂时躲过了一劫。   
  辩论会之后,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记下了江青、康生的表现,也记下了我的不解和反感。在那段时间里,我仍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陆续记下了许多困惑。随着运动向前推进,不断有人遭殃,这些日记就成了我的心病,后来是我第一批毁掉的文件。   
  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学生一样,我以天真的热情接受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啻是一个神,甚至偶尔想到毛主席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生理活动例如排泄,便感到不可思议,仿佛是一种亵渎。现在人们会觉得这种想法太可笑,但我曾与人交流,发现当时有过与我同样闪念的大有人在。我对毛不完全是迷信,也有真正心悦诚服的成分。文革前期,他的一些未发表谈话传抄出来,不胫而走,我读后真心折服于他的天才。尤其是他抨击现行教育制度摧残人才的谈话,何其痛快淋漓,简直像是说出了我们这些受压抑学生的心声。因此,虽然我对文革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仍是强迫自己从正面理解和适应。报刊上出现的一些醒目口号,例如“触及灵魂的革命”,“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关心国家大事”,在我这个小资眼里被赋予了一种浪漫色彩,也诱使我努力顺应这场运动。我感觉到了理解和适应的困难,便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对自己说:这场运动既然是史无前例的,其发展进程必然会不断地出乎我的想象,是我这样思想一贯偏右的人所难以接受的,我必须自始至终对自己的右的倾向保持警惕。于是,在我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关于当前运动的若干问题》中,我特别强调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危险始终是右倾。我心里清楚,这个论点丝毫没有某种政治分析作为根据,其实只是我的不自信心理的隐晦表达而已。那时已有许多外地学生来京串联,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和抄写这张大字报,并在上面写满了赞同的批语。我还写过一张题为《造反有理,夺权有理》的大字报,时间大约在1966年九、十月间,由于开头引用了从民间小报上看到的朱德的一句话,结果整篇文章被误传成了《朱德同志讲话》。不久后,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延安、成都都收到过这个标题的传单,内容正是我的大字报。我忘了具体写些什么了,大约不外是说夺权才能使造反成正果罢,是逻辑上的推演。我在文革中写大字报很少,这是主要的两张,都是所谓理论思考,虽然没有伤害具体的人,但多少也起了煽风点火的坏作用。现在我提及这一点倒不是要忏悔,而是想说明当时的总体氛围,我不属于极少数能够超越这种氛围的先知先觉者之列。         
十六、校门外的世界           
  在运动初期,哲学系的情形比较特殊。全校和各系的当权派都相继垮台了,阵势大乱但显得比较有生气,唯独在哲学系,由于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响当当的左派,原来的当权派仍基本控制着局面,反倒显得沉闷。系里要求全体学生以班组为单位,坐下来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由于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恰巧是北大社教中的右派,这给了若干曾借小凳子事件向他和班干部发难的人以机会,他们便以一贯正确的左派自居。我们被关在宿舍里,人人必须对年级里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表态。原来的班干部,尤其是那位班长,被迫一次次做沉痛的检查。听着人们没完没了地唠叨鸡毛蒜皮的陈年琐事,一方恬不知耻地夸为光荣历史,另一方痛心疾首地给自己上纲上线,我感到荒谬和愤懑,只能以沉默抗议。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校园一角,外面的世界生气勃勃,越发衬托出寝室里的死气沉沉。左派们频频使用当时社论中的用语,命令每个人“触及灵魂”,我在笔记本上恨恨地写道:“你们的灵魂当然不必触及,也无法触及,因为你们根本没有灵魂。”红卫兵运动兴起后,这些人又率先给自己套上红袖章,神气活现,所做的事却仍是关起门来纠缠班级破事。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搅乱哲学系》的梯形诗,抄成大字报贴出来,讽刺哲学系的红卫兵不过是戴着红袖章的小老头,呼吁打破班级界限,到社会的大风大浪中去。贴出不一会儿,上面就写满了批语,指责我形左实右、仇恨红卫兵等等,宣布要和我辩论到底。我再贴出一首诗,满意地赞许:“瞧这群激动的小老头,现在总算有了一点儿生气。”   
  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之后,社会上沸腾了起来。作为一个对政治内幕一无所知的学生,我的革命热情也被煽动了起来。所谓革命热情,其实并无具体的目标,只是一种想要投身到沸腾中去的渴望。我心目中的榜样是马雅可夫斯基,我想象自己像他那样写出许多革命诗篇,抄成大字报,然后被转抄到红卫兵的笔记本上,传遍全国。然而,在现实中,我自己连红卫兵也不是,班上的红卫兵组织被那一伙自封的左派把持着,因而备感压抑。八一八后不久,北京学生开始到全国串联,我和几个比较亲近的同学商议结伴出行,某一个左派立即在我们寝室门外贴出告示,宣称倘若狗崽子胆敢外出串联,他们一定要把我们从火车站揪回,决不留情。在红卫兵极端分子的语汇中,狗崽子是指出身不好的人,其实我们都不够格。他们所骂的,一是图道,他的父亲是西藏贵族,但同时也是在文革中受保护的国家级领导干部,另一是班长,他的家庭出身不过是小业主罢了。有趣的是,许多年后,这两人是全年级官运最旺的,分别为副部级和正部级,远非那些孜孜于争夺班级权力的人所能企及。   
  我们是直到十一月份才走出北京的,那时候大串联在全国已成燎原之势,班上那些左派也早走得不见人影。我们一行六七人,包括班长、图道和图道的弟弟晋美,还有一个正在北京串联的名叫许凤的上海中学生,是一个容貌清秀、性格爽快的姑娘,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很喜欢图道,他在印度和西藏度过童年,从小受佛教熏陶,心地慈悲善良,接人待物有一种优美的平和风度。由于他始终以一种正直的立场和健全的常识看待班级里的纠纷,因此深遭左派们嫉恨。他对我十分友好,有时我因年少无知而口出狂言,他也总是予以宽谅。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无比踏实。大串联期间,乘车不要钱,见车就可以上,但每一趟列车都塞得满满的,超员何止一两倍,闷罐子货车也常常用来载人。每到一地,当地有接待站安排食宿,一般是在机关、学校腾出的空屋里打地铺。当时毕竟年轻,倒也不觉得苦。我们选择的是西行路线,第一站西安,折道去延安一趟,然后到成都。一开始,我们怀着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把主要精力用于到大学看大字报,但很快发现情形大同小异,而我们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   
  到达成都后,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要求学生立即回自己的学校。我和晋美决定上峨眉山一趟,然后再回北京。图道不想去,在成都等我们。许凤特别想跟我们去,我也很愿意带这样一个漂亮的旅伴,但晋美坚决反对,认为一个上海姑娘肯定会是一个累赘。出发那天,天蒙蒙亮,趁许凤还没有醒,我们就悄悄动身了。晋美健步如飞,我紧紧跟随,整个行程只用了三天。第一天,乘汽车到山脚下,登上半山腰的洗象池。第二天,登上金顶,那天阳光明媚,脚下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金色云海,云海里闪出一枚指环形的彩虹,人称佛光,据说是峨眉山极著名又极难得一见的景致,却被我们不期而遇。第三天,飞跑着下山,穿越积雪的原始森林,鞋子被雪水浸透了,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当天回到成都。这是我第一次攀登大山,为了跟上晋美的节奏,一路连滚带爬,而他好像仍嫌我娇气,下了一句“毕竟是一个上海人”的断语。我对他这个旅伴却很满意,他像图道一样寡言,但更有一种深思的潜质。留宿金顶的那个夜晚,他勤勉地阅读散落在僧房里的文献,并向临时充当招待的僧人请教。我们在串联中结下的友谊延续了多年,我分配到广西,他去内蒙插队,我们一直通信。我知道他在农村表现积极,做了许多好事,例如用自己的钱为生产队买猪种。有一回,他写信说,他有一个秘密,暂时还不能宣布。我立刻猜想他有了心上人,事实却是他即将被批准入党,但这件事最后告吹了。后来我们断了联系,直到有一天,我在《参考消息》上惊诧地读到,他在美国,成了达赖的发言人。   
  从峨眉山下来后,我们便打道回府,唯有班长决定从成都出发开始步行串联。他说到做到,走了小半个中国,许多天后脏兮兮地回到学校。这人身上有一种超常的克己品质,意志十分坚强。其表现一是极能吃苦耐劳,刚学游泳时,他的姿势非常别扭,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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