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和熊类不约而同来到近海发展，鳄类原本独领风骚的格局一朝破灭，鳄鱼的郁闷可想而知，于是拼死抵抗，更何况，三者的食性近似，为了抢夺生态位的战斗旋即展开。进化史最为悲壮惨烈的一场“三国演义”自此拉开帷幕。滚滚而逝的历史洪流中，染得通红的海水，让我们不禁缅怀起这一场犬牙交错的生态竞逐。
人类并不占据优势，“犬牙交错”三方决战并不恰当，至少人类的“犬齿”相当精致，杀伤力几乎为零。然而，人类是海陆两态最全面的生物，至少在“逃跑”这一项无出其右。他最早的策略，应该是将熊类引向深海，将鳄类引向陆地，奉行“游击战术”，虽然无法取胜，但暂时没有覆灭的危险。
如果从鳄类找出一名代言人，那无疑是湾鳄，直至现代仍雄踞于海岸，俗称“咸水鳄”。它拥有比熊类更适合水生的躯体，对人类的杀伤力更是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如果以“三国演义”比喻这场混战，当中的“正统”无疑是咸水鳄，它犹如三国当中的“魏国”，尽得天时，实力雄厚。熊类的代言人为“棕白熊”，现今世上的棕白熊是由棕熊与北极熊混血而成，但这种混血不影响生育，虽然分类学家将棕熊与北极熊分为两个种，但其实血脉相通，系出同源。棕白熊拥有力敌咸水鳄的体型力量，同时在陆地上也游刃自如。它拥有地利，进可攻退可守，实为三国当中的“吴国”。
人类丧失天时、地利，唯一可夸耀的是“人和”。凭借诸葛亮般超出众生的智慧，海人犹如三国中的“蜀国”。除却智慧之外，海人还是一种具有社会性，懂得群体协助的物种，因此伏击、包抄等初期兵法萌芽，集体猎鳄捕熊的场面屡屡上演。然而，熊、鳄不可能坐以待毙，必定奋起反击。于是咸水鳄在海滩阻截落单的海人，棕白熊在岸上偷袭熟睡的海人，诸如此类的场景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魏国”与“吴国”也陷入争锋，咸水鳄遭遇棕白熊，随即展开生死对撼，这对人类来说，无疑是“螳螂捕蝉”的最佳时机，他们就躲在后面有如“黄雀”，瞅准机会，将螳螂和蝉一举击杀。人类无须洋洋得意，“黄雀”这一段历史不会太长，熊类与鳄类反攻倒算，合作“猎”人的场景又再上演，犹如三国演义一般，利益制约着平衡，岁月在三方争夺中不断流逝。
咸水鳄没有退路，它的生态设计只适合于湿地，海岸线是它的老巢，因此咸水鳄也是这一场生态对决中最坚定的一方。熊类与人类，被称为“一时瑜亮”，拥有比鳄类更胜一筹的智慧，更何况熊类拥有三者当中最优化的陆生能力。战争强迫进步，它们既然已磨练到具有与咸水鳄对撼的实力，恐怕返身进入山林与猛兽交锋也不致落于下风。于是，熊类的一支，沿着河流深入陆地，虽然保持了水中捕鱼的能力，但食性变得更为广泛，毛色适应环境转变成棕色，成为后世最大型的陆生肉食动物——棕熊。
三国争锋注定是“三败俱伤”，部分咸水鳄也溯江而上，希望变身为淡水鳄。然而，江河中有前期分化的同类占据着生态位，兼且不时有河马等巨型杀手出现，所以，由咸变淡也并非捷径。原本鳄类的智慧就远逊于人类与熊类，因此它们也就不再多想，继续抗争到底。人类在近海的觅食变得困难，于是远洋捕猎成了主流，这一段时期相当漫长而反复，海人始终无法割舍海洋，他们在徘徊挣扎。
熊类与人类具有鳄鱼不具备的特征，它们是“温血动物”，因此可适应更为寒冷的环境。于是部分棕白熊逐渐北上，直至进入鳄鱼绝迹的北极圈，它们的体毛变得透明，在冰天雪地的背景之下，这个凶徒看上去雪白纯洁，因此被称为“白熊”，也称“北极熊”。既然有躲避锋芒、另辟跷蹊的北极熊，为什么没有“北极人”？事实上人类也有北极圈人种，它们与早期进入淡水的人种基因一致，其中“苗族”就是典型的溯江而上的北极圈人种，最终在长江流域两湖地区建立根据地。
三国演义尚未落幕，海人与咸水鳄的争锋仍在继续，暂未撤离的熊类，也骚扰着跑上海岸躲避鳄鱼的人们，“蜀国”成为被夹击的对象。但这与鲨鱼参与战团比较，还只是小儿科。鲨鱼不是近海种类，由于与人类的结怨太深，也频频袭击出海捕猎的海人，甚至冒险冲上浅滩向人寻仇。人类经历了最艰难的一段时期，他们上肢纤弱，为加强上肢力量，开始在岸边寻找武器，除了简单的石块之外，还将树枝削尖制成利器，“标枪”成为“海军陆战队”的常规军备。海人凭着智慧在这恶劣的环境里挣扎，同时也磨砺了生存技能，逐步成为一类不容小觑的生物。
在夹击人类的历程里，鲨鱼与鳄鱼频频发生摩擦，也使它们结下了深仇。一般位列“塔尖”的生物相遇，不会发生厮杀，就象老虎与棕熊偶遇，要不就视而不见，要不就虚晃几招，因为打下去毫无意义。这一种“识辨遗传”，现代人无法体会，但一般动物都有该类遗传特质。例如鱼类，是以对应于气味分子的神经元，记录为遗传密码代代相传，从而得知哪类动物危险。利用动物的“识辨遗传”，可以探知进化历程里的隐秘。海洋鱼类最“忌讳”是人类体味，但鲨鱼会追逐体味前来复仇。鲨鱼冲至海滩，无法避免与鳄鱼碰面，随即展开激战，最终结果通常是“冷门”——鲨鱼由于搁浅无法施展威力被鳄鱼捕杀。鲨鱼是典型记仇一族，它对鳄类的仇恨仅次于人类。
人类同样是一类记仇的动物，当他们成为万物主宰之后，迅速对咸水鳄反攻倒算。中国沿海数量庞大的咸水鳄，在唐宋两代被悉数剿灭。唐朝大文豪韩愈的《祭鳄鱼文》，虽涉嫌以猪羊贿赂，复以“强弓毒矢”相威胁，但可算是“先礼后兵”，使这不世奇功得以千古流传。客观而言，当初海人与鳄鱼的争锋并没有失败，而是人类拥有了更强盛的实力，眼界变得开阔，从此不再拘泥于方寸之地，继而深入内陆开拓了新天地。正所谓：没有挑战就无法超越，从这一个意义上说，咸水鳄对“人”这一个种类具有深厚恩情。
海岸线上被夹击的海人，被磨练得越来越不象“动物”，他们正朝着超级物种演变。海陆两栖的生涯当中，留在陆地上逐渐变成一种“嗜好”，由海浪“摧熟”的思维神经，同样遭受着海浪的“摧残”，在海洋里“动眼浅睡”，已无法满足大脑的要求。他们渴求一种“不动眼”深睡，让脑部神经获得休整，实现“关机重启”。缘于拥有陆地睡眠，思维进一步获得发展空间，更兼“升级”了上肢，凭藉标枪等原始武器，既可抵御棕熊，诸如猛虎等顶尖杀手亦可尝试挑战，至少狼、豹等二级杀手均可轻松应付。生态竞争当中，合作精神也越来越巩固，他们在陆地上的双足奔跑能力，也进一步获得提升……海岸线的纠缠，对于“新海人”无疑是一个包袱，于是他们作出了一个最正确的抉择：深入陆地开创了人类历史的盛世华章。
三十、人类为何要面红耳热
中国无疑是达尔文主义最受捧的地区，缘于新中国早期的社会形态及政治需要。“进化论”是斗争与生存的哲学，配合着“文斗、武斗”，相得益彰。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小学课本，均以“无可置疑”的方式来推介达尔文的人类进化学说，丝毫不理会这一种假说尚未被证实，更是掺杂了许多教科书编篆者的幼稚观点，令人哭笑不得。我们在这种氛围内长大，也就产生了两个极端派系：其一是坚决支持达尔文主义，认为它容不得一丝怀疑，成为典型的右倾顽固派；其二是逐步掌握广泛的自然知识，态度转变为强烈抗拒，认为一切有关达尔文的就等同于落后守旧，化身左倾强硬派。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般用以指代达尔文主义，它由中国近代翻译家严复始创，其实严复所翻译的是赫胥黎的部分著作，并以“教科书编篆者”的思维加入了自己的观点，名曰《天演论》。当时正值清末，严复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告诫国人如不奋发图强，即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赫胥黎是达尔文理论的传播者，然而，他个人并不信奉自然选择论，在他的观念里古猿变成人的过程可以忽略，他的目标主要是联手达尔文，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宗教神创论。
假如自然科学背负了政治任务，那就会产生异变。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是：达尔文主义的糟粕，被粉饰挪作它用；精华及远见，却被弃之如草芥。如果我们以一种谦和的态度，看待拉马克的“用尽废退、获得性遗传”、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自然选择”、孟德尔的“分离传递、随机组合”、古尔德的“突变演化、间断平衡”……等等，你会发觉，这些“进化论”学说均有值得借鉴之处。我们理应放弃“非此即彼”的内耗，放弃“假途伐虢”的城府，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科学，更需要稚子童心。
达尔文最具稚子童心的举措，是希望能够解决：“人为什么会面红”这一个进化疑难。他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将人类特有的属性，如智力、语言、道德、宗教、甚至友情都视为是自然选择的产物，面红自然也位列其中。人类与动物都是“利己主义者”，这是生物本能，无可厚非。现代人还会巧妙地利用“计谋”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玩弄这种手段的被誉为“智者”，智者的高阶标准是能够控制“面红”，即使撒下弥天大谎也要不动声色。
正常人不具备“智者”的能力。倘若避无可避之际，某人不得不承认曾有欺骗性行为，当其时一定是羞愧交杂、面红耳热。至于本性单纯的人，更在毫无暴露先兆的情况下，面红难抑而自我揭发。这种特质让纯情一族在社交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我们不禁要问：人类为什么要进化出“面红”这种反应呢？
针对这一个疑问，达尔文曾绞尽脑汁试图“编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他指出“面红”是人类的一项专利，其它灵长类动物不具该项特征。在人类的所有表情中，面红是最为特殊的一种。但如何对这种特征的“进化”加以解读，达尔文却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难道是上帝令我们说谎时会面红耳热，露出破绽？
生物多数的机制都对自身有利，但把尴尬的神态形诸脸上，既不能在交往时使对方舒服、又时时刻刻将自己出卖，它的真正成因实在令人费解。人类的这一张脸，遗留下诸多疑问。其实不能怪达尔文，直至科学发展的今天，“脸何以红”依然无解。流行的“童话”认为，脸红最初只是“让步型”神态，是向强者表达悉听尊便、任由发落的一种方式；在此之后，随着社会交互作用日趋复杂，脸红与更高一级的自我意识情绪联系起来，例如内疚、羞耻和迷惘。脸红似乎将人置于一个不利地位，但基于“博弈学”原理，它能让人更具吸引力甚至成为社交中的“红人”。
女性较男性相比更容易脸红。粉面飞红的少女事实上更吸引，脸红可能已经进化成女性证明自我的一种方式，能够吸引男性帮助她们孕育后代。科学家证实，女性回应男性关于“贞操”方面的咨询，无论东方或西方女性均会脸红，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脸红是一个明确肯定的信号，并已演变成一种“诚实”的符号；在一切关乎“性”的沟通，女性“脸红”成为一件武器，佐证自己的坚贞。
我们认可这个“衍生功能”，但问题是，这肯定不是脸红最初存在的意义。另外一些学者认为：脸红是培养信任感的一种方式。一旦脸红与尴尬和困窘等联系在一起，我们倾向于接纳“弱者”，原因在于：我们很难信任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可能城府极深，也可能是对情感麻木。综合这些，均可认为是“后现代”的功能，那么，最初的我们，是基于何种原因而脸红？
从人体构造学分析，某些个体出现“脸红”发作频密或无法消退，从而成为一种内分泌疾病。我们在介绍腋毛的时候，曾经提到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箭镞”被定义为“成熟激素”；因此可以断定，童年时期已具备的脸红神态，成熟期被强化为一种“技能”。脸红竟然牵连“肾上腺”这个首席军火库？它到底是何种利器？
一般人除了单纯脸部发红之外，尚有奇特的“耳热”。“面红耳热”连锁反应、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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