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督抚中之佼佼者矣。
卷上（7）
颂词
管异之尝谓中国风俗之敝，可一言以蔽之曰：“好谀而嗜利。”嗜利固不必论，而好谀之风亦较昔日为盛。今日凡有大众聚会及宴乐事，必有颂词竭力谄谀，与者受者均恬不知怪。古人有谀墓之文，若今日之颂词，可谓生祭文也。犹忆张文襄督鄂时，自庚子后大为提倡学堂，有好事者创开学堂会，通省当道官员、教员、学生到者数百人。有某学堂监督梁某，特撰长篇颂词，令东洋留学生刘某琅琅高读，兴会淋漓，满座肃然。适傍有一狂士，俟该留学生读毕，接声呼曰：“呜呼哀哉，尚飨！”闻者捧腹。
马路
有某省某中丞奉旨办新政，闻西洋有马路，即欲仿照举办。然又闻外洋街道宽阔，中筑马路，两边以石路厢之，以便徒步人行走。今省城民间街道狭隘，碍难开辟。后闻南京、武昌业经举行，民亦称便，遂决意办马路。既成，又在上海定购洋式马车，出门拜客皆乘马车，不用肩舆，亦觉甚适意焉。一日，有某道台之子，在马路上驰马，忽于人丛中冲倒一老媪，几毙命，行路人皆为不平。道台之子停马鞭指而骂曰：“抚台筑此路，本要给马走，故不叫作人路，而叫作马路。你们混账百姓敢占了马路，我不送你到警察局惩办已算你们造化，还敢同我理论呢。”有一乡人应曰：“哎哟，大少爷！如此说来，如今中国惟有官同马有路走，我们百姓都没有路走了。”后某中丞得闻此事，遂即停办马路，并不坐马车出门拜客，仍乘肩舆。韦苏州诗云：“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某中丞亦可谓难得矣。
大人有三待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或问曰：“何谓以匪待百姓耶？”曰：“今如各省城镇市以及通衢大道皆设警察巡逻，岂不是以匪待百姓？”曰：“何谓以犯人待学生？”余曰：“今日官学堂学生之功课，与犯人所作苦功同得一苦字耳。”至于大人待下属一节，今日在官场者当自知之，更不待余解说。袁子才曾上总督书有曰：“朝廷设州县官，为民作父母耶，为督抚作奴才耶？”
不问民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今日地方一有事故，内外衮衮诸公，莫不函电交驰，亟问曰：“伤羊乎？”不问民。噫！窃谓今日天下之大局，外人之为患不足畏，可畏者内地思乱之民耳。民之所以思乱者，其故有二，一曰饿，一日怨。欲一时即使民不饿，谈何容易，故人手办法，当先使民不怨。今民之饿者，新政使之也；民之怨者，非新政使之也。民非怨新政，怨办新政之衮衮诸公之将题目认错耳。我朝廷今日亦知新政累民，然有不得不亟亟兴办者，无非为保民而已，非为保外人以保衮衮诸公之禄位也。上下果能认清题目，凡办新政，事事以保民为心，则虽饥饿以死，民又何怨。孟子所谓：“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是也。
卷下（1）
真御史
昔司马温公论言官当以三事为先，一不爱富贵，二重惜名节，三晓知治体。三者具而始可称谏官，然兼之者难矣。国朝陈黄中与王次山论谏臣书云：“御史之职，本无所不当言，而其要在裨主德、肃纪纲、持大体而已。”近日江春霖御史因参权贵褫职，遂恝然去官归乡。由此直声震朝野，人皆曰真御史。余谓江御史不畏强御，此顾名节也，恝然挂冠而去，此不爱富贵也，然今日国事如此之陵夷，岂是如前代朝有大奸大慝，窃政柄以抑扬威福所使然耶？特以上下皆以顽顿无耻为有度，以模棱两可为合宜，不学无术以自是其愚，植党乾没以自神其智，此真患得思失之鄙夫，而皆足以亡人家国也。而今日言官即贤如江春霖者，亦未闻上一言以裨主德，建一议以肃纪纲，能使朝野上下革面洗心，徒亟亟攻讦一二贵人琐屑之阴事，愤愤不平一若与之有深仇积恨而不能自己，是尚得谓之明大体哉。
国会请愿书余尝谓诸葛武侯之《前出师表》即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何言之？武侯谓后主曰：“宜开张圣听”云云，此即是请开国会。又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云云，此即是请立宪。盖西洋各国当日之所以开国会立宪者，其命意所在亦祗欲得乎明之治耳。今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自明。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亦如无国会也。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大小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自平。如此，虽不立宪，亦是立宪；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吾故曰：“武侯之《前出师表》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若今日各省代表之所请者，乃是发财公司股东会，非真国会也。盖真国会之命意，在得平明之治，得平明之治，则上下自为一体，然后国可以立。股东会之命意，在争利权，一国上下皆争利权，无论权归于上，权归于下，而国已不国，尚何权利之有哉？噫！
马拉马夫
昔年余至上海，见某国领事谓余曰：“今日中国督抚凡办一事，辄畏惧本省绅士，并且有畏惧学生者，尚复成何政体。”余答曰：“此岂不是贵国所谓立宪政体？”领事曰：“是非立宪政体，恐是马拉马夫政体。”《书》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余谓民情固不可睇，然至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则乱之阶也。
夷狄之有君
辜鸿铭部郎云，甲午后袁项城为北洋练兵大臣。时守京师者多北洋兵队，适张文襄奉特旨陛见，项城特派兵队守卫邸寓。余随张文襄人都，至天津见项城，谈间，项城问余曰：“西洋练兵其要旨何在？”余答曰：“旨在尊王。”项城曰：“余曾闻，君撰有西文《尊王篇》，尊王之意余固愿闻。”余答曰：“西洋各国凡大臣寓所有派兵队守卫者，乃出自朝廷异数。今张宫保人都，宫保竟派兵守邸寓，是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兵见宫保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则兵将知有宫保而不知有国家，一遇疆场有事，将士各为其领兵统帅，临阵必至彼此不相顾救。如此虽步伐齐整，号令严明，器械娴熟，亦无以制胜。吾故日，练兵之要，首在尊王。”予闻是语，谓辜部郎曰：“君言今日兵不知有国家，君抑知各省坐官厅之黼黻朝珠者；其心中目中亦皆知有督抚尚知有国家耶？君子行伍中人又何责焉！”辜部郎曰：“信如君言。中国未经外人瓜分，而固已瓜分矣。”
烂报纸
国朝朱竹垞先生《秦始皇论》云：“当周之衰，圣王不作，处土横议，孟子以为邪说诬民，近于禽兽。更数十年历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见者：又从人之徒，素以摈秦为快，不曰熳秦，则日暴秦；不曰虎狼秦，则曰无道秦。所以诟詈之者，靡不至。六国既灭，秦方以为伤心之怨，隐忍未发，而诸儒复以事不师古、交讪其非，祸机一动，李斯上言，百家之说燔而诗书亦与之俱烬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尝习闻仁义之说，岂必以焚诗书为快哉。彼之所深恶者，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又谓：“邪说之祸，其存也，无父无君，使人隐于禽兽；其发也，至合圣人之书，烬焉然，则非秦焚之，处土横议焚之也。”余以为当日秦始皇所焚之书，即今日之烂报纸；始皇所坑之儒，即今日出烂报纸之主笔也。势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者。
卷下（2）
读书人
袁简斋《原士论》曰：“士少则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农工商，后有士。农登谷，工制器，商通有无，此三民者，养士者也。所谓士者不能养三民，兼不能自养也。然则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缓，而其果志在仁义与否，又不比谷也、器也、货之有无也，可考而知也。然则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为，惟其将为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则一人可以治千万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乱臣十人，岂多乎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禄之易厚，而用之亦易当也。公则不然，才仅任农工商者为士矣，或且不堪农工商者亦为士矣。既为士，则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转生嫉妒造诽谤，而怨之上不我知；上之人见其然也，又以为天下本无士，而视士愈轻，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无士也，似士非士者杂之，而有士如无士也。”余谓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不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乃近日上下皆倡多开学堂，普及教育，为救时之策，但不知将来何以处如此其多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为公卿大夫之人耶？且人人欲施教育，而无人肯求学问，势必至将来遍中国皆是教育之员，而无一有学问之人。何堪设想！
督抚学堂
昔年京师拟创办税务学堂，余适在武昌见端午桥，因谈及是事，午桥谓余曰：“现在中国亟须讲求专门学问，鄙意欲在鄂省亦创设厘金学堂。”
余曰：“既有厘金学堂，则州县官亦不可无学堂。”午桥曰：“诚然。”余正襟而对之曰：“如此则督抚亦不可无督抚学堂。”午桥闻之乃大笑。窃谓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也；大人之学明道也。讲艺，则不可无专门学，以精其业；至大人之学，则所以求明天下之理，而不拘拘以一技一艺明也，洎学成理明以应天下事，乃无适而不可，犹如操刀而使之割，锋刃果利，则无所适而不宜，以之割牛肉也可，以之割羊肉也亦可，不得谓切牛肉者一刀，而切羊肉者又须另制一刀耳。
女子改良
西人见中国市招有“童叟无欺”四字，尝讥中国人心欺诈，于此可见一斑。余闻之，几无以置喙。犹忆我乡有一市侩，略识之。无为谋生计，设一村塾，招引乡间子弟，居然拥臬比为冬烘先生矣。为取信乡人计，特书一帖，粘于壁右曰：“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其被误者，盖已不知凡几。内有一乡董子弟，就读数年，胸无点墨，引为终身恨。尝语人曰：“我师误我不浅，其得报也，固应不爽。”人谓汝师之报何在？曰：“其长子已捐道员，而其女公子现亦人女子改良学堂矣。”至今我乡传为笑柄。
高等人
曾有一身子极胖大之某教官，颇留心新学，讲究改良。闻新到学宪亦极讲新学，初谒见，称学宪为“高等人”。学宪大怒，以为有心侮己。某教官即逡巡谢曰：“高等人明见。晚生以为中国几千年来连用字都多欠稳切，极应改良，故如今大学已改为高等学。缘学问之道只有高等阶级，并无所谓阔大者，即如目前宪台身子比晚生身子并不大，不过宪台官阶比晚生官价高一等耳，故对宪台不称大人，而称高等人。”
费解
袁简斋晚年欲读释典，每苦辞句艰涩，索解无从，因就询彼教明禅学者，及获解，乃叹曰：“此等理解，固是我六经意旨，有何奥妙。我士人所喜于彼教书者，不过喜其费解耳。”余谓今日慕欧，讲新学家，好阅洋装新书，亦大率好其费解耳。如严复译《天演论》，言优胜劣败之理，人人以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未发明之新理，其实即《中庸》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之义云尔。
卷下（3）
不解
昔年陈立秋侍郎兰彬，出使美国，有随员徐某夙不谙西文，一日持西报展览，颇入神。使馆译员见之讶然曰：“君何时已谙悉西文乎？”徐曰：“我固不谙。”译员曰：“君既不谙西文，阅此奚为？”徐答曰：“余以为阅西文固不解，阅诸君之翻译文，亦不解。同一不解，固不如阅西文之为愈也。”至今传为笑柄。
狗屁不通
近有西人，名轨放得苟史者，格致学专门名家。因近年中国各处及粤省常多患瘟疫之症，人民死者无算，悯之，故特航海东来，欲考究其症之所由来。曾游历各省，详细察验，今已回国，专为著书。其书大旨谓，中国疫症出于放狗屁，而狗之所以病者，皆因狗食性不相宜之杂物，盖狗本性凉，故凡狗一食杂种凉性之物，则患结滞之病，狗有结滞之病，脏腑中郁结之秽气既不能下通，逍变为毒，不由其粪门而由其口出，此即中国瘟疫之毒气也。总之，此书之大旨，一言可以蔽之曰，中国瘟疫百病，皆由狗屁不通。噫！我中国谓儒者通天地人；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故需者是无所不通。今昔轨放得苟史者，连放屁之理都通，亦可谓之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