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还是维持好本省的秩序。一向乖巧的端方幡然悔悟，他立即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仅竭力保护陕西境内的传教士，而且对他们极尽谄媚讨好之能事。“从陕西巡抚迁为湖北巡抚后，端方感到爱国主义并非生财庚途”。于是又抛弃爱国主义，选择更好的赚钱之道——与外国人交朋友，特别是与那些有利可图的重要人物拉关系。不过，他有时候也与那些无业的、把对中国的友谊作为最后避难所的外国人交往。这些外国人有奶便是娘，能忍受并欣赏这位满洲破落贵族那种骄横凌人和放肆的戏谑与嘲弄，因为他是个总督。我顺便在此指出，就我所知，端方是满洲高级官员中惟一一个言谈举止最无教养，令人讨厌的人。已故的张之洞总督就极其憎恶此人。记得在武昌的时候，有一次，他模仿端方那晃晃荡荡的步态，咬牙切齿地说：“这个人，居然成了一省的巡抚！”话扯远了，然而，端方也常常发现自己吃了亏，他同后一种外国人交往经常是一无所获，我说的后一种外国人，指的是那些无业的洋佬。事实上，德赖登谈论白金汉公爵的那些话，也同样适用于端方及其外国朋友：
傻瓜骗他、他知情为时仍晚，
他嘲弄别人，别人却骗走他的财产。
无论怎么说，端方有他的癖好，而他那些并不傻的外国朋友——那些精明的美国人，则迎合他的癖好，诸如爱好搜集中国和埃及古董之类，甚至于用黄浦浚治局的淤泥去激励他。而当端方有话可以戏弄他们的时候，那些精明的美国朋友和其他洋朋友们，已经是大笔酬金到手，或者是已经搞到了一笔中国的国家赔款。
我不必再谈端方的官宦生涯了。谁都知道，他通过炫耀与外国人的友谊，受命到欧美各国考察宪政，是同行五大臣之一。对于端方来说，无论是考察宪政，还是与洋人交好，都不是目的，而只是投机的手段。这时，他盯住的是两江总督的职位。果然，他考察归来便如愿如偿。当上两江总督后，端方像罗斯伯里勋爵一样，又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意味着好大喜功、一事无成，如约瑟夫·色菲斯（JoephSurface）大谈高尚优美的情操一样，在私生活上却挥金如土。正是这种空洞的“帝国主义精神”，使得端方不惜重金在南京修建一所特别学校，专门教育那些出生在爪哇和其他荷属殖民地的中国男孩。同样是出于这种空洞、虚幻和无良心的帝国主义，端方在他所统辖的人民饿死或几乎要饿死的时候，竟然设计建造了一个优美的公园，它的兽囿里有两头小狮子——所有这些几乎花了一百万两银子！事实上，端方自打成为北京花花公子的一员，到如今当上大权在握、关系到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总督，他始终依然故我，从来忘不了也改不掉了那挥霍钱财的特有技能。早年他破落败家，今日则将其统治下的各省——湖北，湖南、江苏、安徽和浙江搞得元气大丧，濒临崩溃的边缘。上海的中国士大夫文人给他取了一个外号，称之为“债帅”。他们还把《上海周刊》送给我们上海的荣誉市民福开森（61）博士的戏称，也用在端方身上，名之曰“应变有方”。
不错，已故的张之洞也滥用公款，但他本人的生活却很清廉。环视整个中国，没有一个总督衙门像张之洞当总督时的武昌（湖广）总督衙门那么破烂，待遇那么差。在此，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所有这些在张之洞手下当差的人，都同我们的首领一样清廉．我在武昌的老友和同僚梁敦彦，现在的外务部尚书，后来他被迫接待盛宣怀，即那个后来的督办铁路大臣，当那个李鸿章寡头政治集团里面最富有的成员的造访，他不得不把一条家用的红毯子扔过去，以盖住客厅里那个破烂坍塌的土炕——即中国人的沙发。
但是，满人端方以及在他手下当差的人却与此截然不同。他们滥花公款，为的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他们以为自己过奢华的生活是责无旁贷，以便激励和带动他人（pourencourqcerlesautres）。出于一种帝国主义的梦想，端方盼望把中华民族搞得富裕繁荣起来，他认为最好的途径，莫过于身先士卒，带个好头，无论想什么办法，先把自己变成豪华富翁再说。实际上，已故的张之洞大人，正如我们已说明的，他揭橥一个莫名其妙的站不住脚的理论，以为中国人就个人来说，必须严守儒家原则，努力去做一名真正的儒门君子，而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则必须抛弃儒家原则，去变成食肉野兽；而端方，及其像他一样的中国人，则揭橥更为莫名其妙的理论：认为中华民族必须坚守儒家原则，同时民族中的个人则不妨抛弃这一原则，见机捞它一大把，以赢得那“不沾灰尘的手掌”——在丧失天良的生活中获得成功。
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10）
一句话，在现时代，一个自称帝国主义者的人，像英国的罗斯伯里和中国的满人端方，就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丽亚（Ophelia）所说的那个牧师一样：
他指给别人一条险峻多刺的天堂之路，
自己却像一个无所顾忌的放荡人物。
踏上樱草嬉戏的快乐小径，
对自己给予他人的忠告满不在乎。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综述。端方是一个彻底丧失了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的满洲贵族。两年前，我在北京时，曾听他的一个幕僚对已故张之洞说：如果政府举行一场考试，设奖考一考中国的督抚之中谁没有良心，那么端方总督必得头奖。年老的张之洞极为痛楚地苦笑了一下，点头表示同意。实际上，近来，无良心的端方对于中国官场风气的败坏，比任何一个高级官员都严重——除了袁世凯之外。说句公道话，端方比起袁世凯来，还是要强得多。在血液里，他毕竟有或者说曾经有过英雄主义和高贵昂格，而暴发户袁世凯除了贪婪、伶俐和狡诈之外，实在一无所有。他那种狡诈，卡莱尔称之为“狐狸之智”，一种缺少优雅成分的智识，或者说是被欲念强化的常识。就端方而言，他身上那种满族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的毁坏，使他感到痛苦，就像罗斯伯里患下可怕的“失眠症”一样。相反，那些骨子里卑鄙无耻的人，如袁世凯，他们那无良心的、乃至于荒淫无度的生活，只能使他们变得越来越肥。其实，端方这种人，在本质上还不算卑鄙无耻，只是道德品质被其轻率任性和固执的自我放纵削弱和毁坏了。——这种人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大的危害在于，他们身居高位以后，那些寄生虫，国内的那些邪恶分子便蜂拥而至，聚集到他的周围，像一块臭肉上的蚂蚁或杆菌，不仅损害这些虚弱者自身的身体，而且危及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道德命脉和物质命脉。最近当端方离开南京北上时，一个中国学者兼诗人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讽刺诗，极为辛辣，其中有一句是：“狐鼠都来穴建康”（所有肮脏的动物，如狐狸、老鼠，都来这里搭窝造巢）。简而言之，像中国的端方和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这种人，其最大危害在于，当他们成为首相或总督时，正如德赖登对白金汉公爵的描写那样：
挥金如土，是他特有的能耐
无事不赏，只有弃他一事除外。
孔子说：“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这就是孔子对于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和中国的满人端方这种人、这种自称为帝国主义者的现代型新人所作的描绘。
在本文的开篇，我曾对满洲贵族及其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说过许多赞赏和表扬的话，人们可能会因此认为我著此文乃是利害攸关，偏爱使然。其实，我赞赏和要表扬的，乃是中国满洲贵族至今依然的那种良好的质地和高贵的气质。不过，我必须指出，中国满洲贵族目前的实际状况，确实离值得赞扬还差得很远。
跟英国贵族一样，满洲贵族最初是个军事部族。明朝末年，中国复兴时代伟大的爱国皇帝——我指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他的后人经过苦战，终于将蒙古游牧民族赶出中国，恢复了尚武精神和高贵品质，即古代中国的豪侠之风——后来，大约三百年前，中国的统治阶级又一次退化了，丧失了其高贵品质，无法保卫中国文明。当时，未退化的中国人，只有生活在白雪覆盖的深山中的那些女真部族——他们最初仅有二十八甲——因此，他们不得不进入中国本土，来指导和协助中国统治阶级，照管好中国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物质福利，并保卫中国文明。简而言之，中国现有的满洲贵族，最初是一个军事部族，后来成为了整个国家的核心和潜移默化的内在力量，它激励、改善并形成了中国的新统治阶级。
然而，跟英国的不列颠贵族一样，中国的满洲贵族打败了汉人，赢得并重建了中华大帝国。此后，他们逐渐地不把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帝国视作人民托付给他们照管的神圣之物了，而只把它看作祖宗的遗产或既得利益，认为有特权享用，而没有任何责任。因此一味地花天酒地、以为可推动劳工阶级的利益促进商业繁荣。有个真实的故事，讲一个无知无识、颇有来头的满族高级官员，太平天国暴乱前受任为两广总督。这位出身名门的满洲贵族，把全部时间都用来搜集和玩赏玻璃器皿和鼻烟壶上，当有人规劝他要他好好尽，一个总督责任的时候，他说：“我的责任！笑话！哎，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满人受圣上的鸿恩被派来当总督，不是来办什么事，而是来享福的？”可惜，我们中国没有像法国格拉蒙特公爵的回忆录和英国最近出版的卡狄根夫人回忆录这样的书，将太平天国前中国上层社会的腐败情形如实记述下来，传之于世。
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11）
不过，我们中国有一部著名小说叫《红楼梦》。据可靠说法，书中内容是以纯粹的事实为根据的——它的故事原型是一个名叫明珠的满洲大贵族家族的兴衰。这种大家族生活型态的衰落，乃由和目逄ㄋ隆：瞳｜是乾隆朝权势显赫的政治家，以贪婪著称。后来被乾隆的继位者嘉庆皇帝给杀掉了，但《红楼梦》在写作手法和风格上与《金瓶梅》不同，《金瓶梅》才是真正的写实主义小说。它描写了明朝末年的社会状况，比左拉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更有力度。
《红楼梦》所描写的是没有高尚理想的社会生活；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除了吃、喝、穿戴、互相调情之外，没有一点正经事情——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略施淡墨，描个轮廓而已：那些违反了第七条戒律（指基督教中上帝予摩西“十诫”中的第七条，即“不可奸淫”）的无味细节，只是一笔带过，并未大加渲染。不过，《红楼梦》尽管算不上是写实主义小说，但它所反映的满洲贵族中上层人物堕落的程度已经很是惊人了。从小说里所描写的一件小事便可见一斑。书中的角色之一（焦大）在谈及这个满洲贵族大家族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整个王府内外，也只有府前那两只石狮子是干净的了。”
的确，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前，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过的，由于丢掉了尚武精神和高贵品质，丢失了高尚理想，结果，堕落了的满洲贵族，无法给予国民所期望的高贵引导——正是这一切，造成了卑鄙无耻的浪费性消费，最终招致了那场太平天国大叛乱的灾难和激变。如果说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前，中国的满洲贵族实在犯下了大罪，那么，他们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些头扎红巾的狂热的叛乱分子，突如其来、气势汹汹地杀入那些无忧无虑、尽情享福、腐化堕落、享有各种特权的满洲显贵驻防的城市。正如那位希伯莱预言家所说的：“地狱已因此自动扩大，并张开了它那无边无涯的大嘴，他们的盛名，他们的民众，他们的荣耀，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不得不落入那张巨嘴之中。”事实上，太平天国叛乱刚刚爆发的，时候，驻防在不同城市的许多满族显贵，几乎全部丧命：老人青年、男孩、妇女、女孩、婴儿——统统被狂怒的太平军赶尽杀绝。所有满人和站在满人一边的汉人，都被称之为“妖”或“阎罗”，必须加以斩杀。
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统治权，也从满洲贵族手中落入到中产阶级儒生手里。由于丧失了在国家政治中的主动权，中国的满洲贵族便无力发挥他们在社会组织或社会秩序中的应有作用——激励和引导中国人民去过一种高尚的国民生活。既然无力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他们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简而言之，如不列颠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