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他一起穿过心中的迷阵；他提出问题，详加讨论，卸下对方心中痛苦的重担。然而这样的克里希那吉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严肃、充满着质疑的克里希那吉。所有的私人关系都有了转变。他仍然慈悲，但是他开始要求我们回答那些基本的问题。所有的欢笑和游戏都结束了。
他从孟买飞往罗马。万达？斯卡拉维利女士前往机场迎接他。克里希那吉一到罗马就生了很严重的病，起先是发高烧，后来又得了腮腺炎和肾脏的疾病。
克里希那吉和拉嘉戈帕尔之间的不满与疏离愈来愈严重。一群新的友人开始对克里希那吉的教诲深感兴趣，他们在欧洲聚集。1961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由拉嘉戈帕尔负责召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于瑞士的萨嫩举行了第一次聚会。克里希那吉感觉西方世界已经形成一个新的运动，他对这个情况的发展是全神投入的。
1962年的秋天，他决定不返回印度。他分别在罗马及格施塔德与薇姆拉？塔卡尔对谈，谈话中他提到对印度的忧虑。中印交恶这件事，令克里希那吉非常心痛。他在书信中明白地表露了他的担忧。萨嫩的演讲结束后，克里希那吉又病倒了。他写信告诉我，旅行、演讲、与人晤谈令他疲惫不堪。他的身体、肌肉和薄膜组织都需要加强。于是他决定1962年的冬天不回印度，继续留在意大利，直到年底。他需要休息、重新恢复活力和贮存精力。以印度传统的语言来形容，他进行的是引发能量的闭关。
1963年10月21日，克里希那吉返回德里。他在欧洲总共住了十八个月。离开机场以后，他在车子里告诉大家，他许久都没有接触人了，住在国外期间也很少想到印度。你可以感觉印度带给他的那份流畅的情感已经消失，他显得遥不可及。
马哈瓦恰利也在德里，每天傍晚我们都和克里希那吉到佛陀纪念园散步。我问克里希那吉，为什么某些人追随他的教诲只能到某种程度，然后就没有进展了。他说确实如此。走在前面的他，脸上显得十分沉重。他回到我们身边继续讨论刚才的话题。他感觉人类缺少没有冲突的能量——那股全神贯注和否定的能量，他说：“人必须彻底否定自我。”
后来几次的散步中，他开始询问有关克里希那穆提的事实。为什么那个头脑空空的傻男孩，没有被通神学会和它的仪式局限，也没有被西方生活影响？我问他知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悟的，他说：“不知道。然而那件事到底怎么发生的？难道真如通神学会所说，克里希那穆提是弥勒尊者的化身工具？这件事和轮回有关吗？克里希那穆提的心智为什么如此坦直、天真？他为什么对每件事都存疑？”
60年代初期，巴克敏斯特？富勒和克里希那吉在印度见了面。朋友们都称他为巴基，他是改革建筑结构的著名设计家。他设计的都是未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同时也是哲学家、具有远见和创意的科学家。他对于人类的需求有全面的了解。我和巴基是很熟的朋友，他听说克里希那吉在德里，于是打电话给我，要求和“那位奇妙、俊美而又智慧的人”见一面，于是我安排了一次晚宴，他们双方都在场。巴基手里拿着一个悠悠球走进屋来，克里希那吉则显得害羞与退缩。那段时期当他见到难缠的知识分子时都有这种反应。巴基首先开口讲话。晚餐时他讲话，晚餐后他还在讲话。克里希那吉只是安静地听着，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巴基仍然讲个不停。后来克里希那吉返回基蒂？西瓦？罗的家中，巴基才转向我，感谢我安排了这次聚会，他说：“克里希那吉真是一个奇特而又富有智慧的人。”
克里希那吉从德里前往拉吉嘉特和瓦拉纳西。阿秋在拉吉嘉特已经工作了多年，当时还在协助维诺巴？巴韦的捐地运动。他非常赞同维诺巴吉的工作方向和民族精神。对他而言，为贫困和饱受压榨的人出力就是宗教生活。克里希那吉对这件事的反应深深动摇了阿秋。
克里希那吉说：“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你怎么还是个笨蛋？你为什么还在那里干傻事？喂！我的孩子啊！如果你没遇到我，你现在可能还在那里搞‘人类大提升运动’，蹲在那里洗乡下孩子的屁股呢。做这些事没什么错，但是你来拉吉嘉特的目的不是这个。你自以为是地想改变社会，但是深刻的改变必须从自己开始。”
阿秋说他不了解克里希那吉的话中之意。安妮？贝赞特曾经告诉阿秋：“如果你不了解克里希那吉，你就把他的话置于高阁，但是永远不要拒绝他。”阿秋从这位先知的身上学到永远不要说“是”，除非你能确知真相是什么。于是他请了六个月的假，离开拉吉嘉特，前往喜马拉雅山的罗哈嘉特和比托乐格尔。他问自己：“我是不是太依赖克里希那吉和拉吉嘉特了？”他同时也探索自己为平民服务的动机。他开始在每一天的清晨写下自己的想法。不久他就察觉到自己的心智和思想的活动。觉察替他带来了自由。
1964年阿秋回到拉吉嘉特。当年的冬天他和克里希那吉再度见面，讨论他心中无法解决的冲突。克里希那吉说：“你在拉吉嘉特的这些年一点进展也没有，所以你应该离开。拉吉嘉特并没有帮助你开花结果。”1965年阿秋无怨无悔地离开了拉吉嘉特。他进行了一次闭关，观察心中的无明。他住在班加罗尔的一栋与外界隔绝的房子里。他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企图斩断所有的根。
阿秋的哥哥罗？萨希布对这件事非常懊恼。他觉得阿秋被人抛弃了。十三年来阿秋的生活都奉献给拉吉嘉特和克里希那吉的教诲，罗？萨希布觉得阿秋现在是空手而归，于是逐渐远离克里希那吉。罗曾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克里希那吉，他需要接近克里希那吉，他对克里希那吉总是怀着热情和情绪化的反应。他顽固地否定了自己。他发现自己内心有一些东西已经觉醒，却拒绝承认那是教诲的功劳。他深深陷在矛盾中，只好以照顾玫瑰园的借口来封闭自己，拒绝承认自己的困惑。但是你很快就能感受他内心深处的创痛。这种压力影响了他的健康，不久他就得了高血压和心脏病。
1963年以前，克里希那吉已经表达了他对印度的不满。他开始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持续地探索了许多年。克里希那吉觉得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他无情地询问自己和周遭的人。他说他在印度已经讲了三十年的话，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没有一个人真的活在教诲中。”他对于年长的人似乎很不耐烦，他觉得周围应该有更年轻的人出现。克里希那吉批评马哈瓦恰利的顽固和拒绝改变工作方式。那时聚集在克里希那吉身边的人已经为数不多。马哈瓦恰利管理基金会的方式就像一名士官长。马哈瓦恰利和罗？萨希布之间的冲突也愈来愈深。
1964年的12月我到达马德拉斯，住在瓦桑？威哈尔。克里希那吉时常和我们共进晚餐。马哈瓦恰利、阿秋、南迪妮、巴拉宋达兰都在场。罗？萨希布没有从浦那赶来此地。晚餐后我们开始进行讨论，我问道：“心智要想突破，必须采取哪种行动？必要的探索已经做到了，自知之明的觉察力有了，眼睛睁开了，耳朵在聆听，心智也觉醒了，然而整体的觉察和慈悲还是欠缺。要想突破，必须有完整的行动才行。”克里希那吉说：“确实如此。”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应该深入讨论。
第二天晚上我们再度试着去发现那个行动是什么。克里希那吉说：“觉知和情感的活动能不能合一。”
“拥有丰富精髓的觉知是怎么产生的？”我问道。
克里希那吉说：“那必须是一种非常单纯的活动。”然后他就静默不语了。讨论的本身为这个房间制造了一种气氛。这股能量像火焰一般，燃透了意识的长廊。屋子里充满着深刻而无量的空寂。这股能量大到连身体都无法承受。我们当时围着克里希那吉盘坐，我的身体实在无法承受这股能量，只好靠墙而坐。克里希那吉挺直地端坐着，头部没有任何动作，时间好像停止了。
1963年，聚集在拉吉嘉特的友人中，有一位高大健壮、长相很好看的年轻人。他名叫艾伦？诺德，是从南非来的音乐家。他在1963年的夏天参加了克里希那吉在萨嫩举行的演讲，并且和克里希那吉见了好几次面。不久他就切断了和南非的联系。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三部分
第24章 没有创意的人才设立僵死的制度（2）
从1964年的冬天到1965年，诺德伴随着克里希那吉来到印度。不久克里希那吉就告诉我们，他想让诺德充当他的秘书，陪他一同旅行，处理他的信件往来，鼓励青年人前来聆听他的演讲，等等。
1965年的秋天以前，克里希那吉还在欧洲，诺德开始充当他的秘书；1965年10月克里希那吉回到印度，陪同他的有玛丽？津巴乐斯特、诺德和乔治？韦涛卡斯。乔治？韦涛卡斯是来自希腊的同类疗法专家，多年以后他变得非常著名。克里希那吉这回要在德里举行数场演讲，然后再到瓦拉纳西。
克里希那吉曾经寄信给马哈瓦恰利，他很天真地建议马哈瓦恰利，好好安排玛丽？津巴乐斯特、诺德、乔治？韦涛卡斯住在拉吉嘉特的校园里。马哈瓦恰利对于舒适和审美的观点都属于太古时代，因此这些访客所受的招待简直是一场灾难。
在印度，厕所永远被视为污秽的地方，传统的印度教徒每次上完厕所都得洗澡。阿秋？帕瓦尔当告诉我们，他还记得过去住在瓦拉纳西时，婆罗门外出都会多带一条多蒂腰布，因为在友人家如厕之后必须清洗身体。多年以来我一直建议马哈瓦恰利，起码的卫生设备是必要的，但是都没什么效果。对他而言，抽水马桶或洗面盆都是不必要的奢侈品。多少世纪以来，小木桶和金属做的小水罐，已经足以解决印度人的需求，因此他觉得没有什么改变的理由。60年代的拉吉嘉特校园，只有克里希那吉的屋子里装置了起码的设备。玛丽？津巴乐斯特是典型上流社会的产物，她生长在一个最考究的环境里，已经习惯于父亲和丈夫提供给她的豪华生活。如今她却被安置在一个没有抽水马桶、没有浴盆的屋子里。这间屋子的墙壁刚刚粉刷过，窗户到处都是白色的涂料。克里希那吉亲自前来探视他的客人所住的房间。他被吓坏了，发了一顿很大的脾气之后，立刻安排玛丽？津巴乐斯特搬到他住的房子。但是马哈瓦恰利仍然不为所动。
克里希那吉和马哈瓦恰利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别扭。
从60年代开始，克里希那吉对于学校、工作人员和校务的态度有了重大的转变。他要求大家不断地改革。他发现印度正在急遽衰退，学校必须从昏睡中醒来。他觉得学校不能再停滞不进，眼前看不到任何的创造力，他不断提醒基金会的成员和学校的老师：“快点动起来！如果你们还在原地踏步，你们就会衰退僵化。”他认为一个人的内心和外在的工作，都必须一直不断地进展，他在写给我们的一封信中如此说道：“既然已经进展到某种程度，就该继续前进，不该原地不动。不进则退，你们不能静止不动。”克里希那吉的组织必须有爆发性的改变，在印度，一人觉醒，连高山都会移动。
1965年的夏天，我前往格施塔德探望克里希那吉。有人送了克里希那吉一辆奔驰汽车，他带着我兜风；即使缺少练习，他在急转弯的道路上仍然开得很稳。他开车的技术真是一件令人赞叹的事。
1966年的夏天，在从美国返回印度的途中，我顺道前往格施塔德探望克里希那吉。克里希那吉告诉我，美国有许多年轻人被他的演讲吸引。诺德曾安排克里希那吉前往几所重要的大学演说。年轻人正在反抗美国现存的文化，他们渴望的是“立即涅”。接触克里希那吉令他们觉得有充电的感受，于是他们纷纷前来听讲。但是他们并不愿意过简朴而严肃的生活，他们也不想放弃各种的迷幻经验，于是他们又转向那些比较柔顺、承诺他们至乐的上师。一大群年轻人率先前来萨嫩听讲，但是其中很少有人愿意认真地探究自己，或加入克里希那吉的工作。不久萨嫩就变成东西欧严肃人士的聚集地。这些人非常关心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他们想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诺德继续陪同克里希那吉访问印度，1966年的整个冬天他们都在一起。每一次的来访，克里希那吉和马哈瓦恰利之间的关系都在恶化，克里希那吉和印度基金会的鸿沟也愈来愈深。早在欧洲时就有人告诉克里希那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