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之死令蔡元培悲痛欲绝，入殓那天，大雨滂沱，狂风大作。一路上杀机四伏，谣传特务将在这一天暗杀民权同盟的其他重要成员，尤其是蔡元培和鲁迅。但蔡元培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毫不犹豫地前去万国殡仪馆主持吊祭，致词时因悲痛泣不成声，直到下午4时才返回寓所休息。而鲁迅的态度还要决绝，出门去送殓时，干脆钥匙都不带，以示不存幸还之决心。
杨杏佛走了，以冲天的血光，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争取十八世纪的民权的泥泞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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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 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 他毕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以在朝要人的声望从事在野的民权运动，其目的不是想唤醒当局，以民族利益解除党禁，停止内战，真正发动全国的力量一致抗日 虽然他平时最讨厌官场应酬，但是为了推动抗战国策，一次他刚从上海到了南京，当汪精卫宴请时，他竟在酒席上语重心长地劝说江尽快改变亲日的立场。他说：
“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了，我们的后辈也会抵抗，中国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他实在太激动了，一边说着，一边又老泪纵横起来。泪水就这样滴在西餐汤盘里，他浑然不觉地又和汤一起咽了下去。举座无不为之感动，连铁了心的汪精卫也如坐针毡，尴尬不堪起来。
他是位学者，只能以学者的方式抗日。正当红军发表通电，放弃“反蒋”口号，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时，他在邹韬奋的《生活星期刊》上发表了《墨子的非攻与善守》。仿佛他自己也回到了二千多年前，他借墨子的《非攻》篇的故事，大声地赞扬起墨子的反侵略精神。也许毛泽东出于对他一贯来的崇敬，出于自北大以来包括营救杨开慧义举的感谢，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1936年的9月20日，毛泽东终于在延安的窑洞里挥笔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表达了与这位爱国民主人士共同抗日的真诚愿望。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 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 他毕竟发动了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位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启蒙先驱。而三十年代思想界的复辟之风不能不令他愤怒，蒋介石以提倡新生活运动为名倡导尊孔读经，国民党又恢复了他主持大学院时明令废止的祀孔祭典。还给了孔子七十七代孙特任官的待遇，任命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历史又无情地倒退了二十年，他不得不佩服鲁迅当年深刻的预言。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他又拖着疲乏衰弱的身体，领衔与陶行知。李公仆、陈望道、黄炎培等百余人，在上海发起了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还在同一天，去上海青年会主讲《科学的社会主义概论》。当他在台上从容而凛然地大声演讲时，门外的特务竟如临大敌，生怕他的声音会引发一场暴乱。
五十年中，马克思之学说所给予世界之影响至为重大，而五十年来世
人对于马克思，无论其为憎为爱，为毁为誉，而于马克思之为一伟大之思
想家，为近世科学之社会主义之始祖，则殆无人否认。近年来我国以反对
共产党之故，辄联而及于马克思之思想与学说，而且言者有罪，研究者亦
有罪，此种观念，亟应打破。
他其实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无非是想冲破那道不许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禁令，重新倡导思想自由的民主原则。
他是位学者，只能以学者的方式抗议。他先后在1934年发表了《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和《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两篇重要的自传体文章。还在夏天写下了《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公开赞扬新文化运动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当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准备编选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青年编辑赵家壁跑来约稿，说鲁迅、茅盾和郁达夫建议这套煌煌巨著惟蔡先生才有资格书写总序时，他欣然答应，认为这是对当时的复古倒退思潮的一个有力反击。这年夏天，蔡先生避暑青岛，挥汗写下了长达二万多字的序文。当赵家壁从邮局收到挂号寄来的稿件时，还收到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表示天气炎热，交稿期迟了几天，希望不要影响全书的出版。而信尾的一段话，却如灯火照亮了漫漫长夜：
“中国的文艺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运动体现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以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我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我们，不得不有奔腾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的百年。相信在第二个第三个十年里，中国一定会产生出自己的拉斐尔和莎士比亚等人类文化巨匠。”
当样书出来时，赵家壁最先送去给蔡先生看。先生抚摸着深蓝烫金布脊，配在灰色纸面上的精装本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又鼓励这位年轻人，有可能应编比这更重要的翻译作品的结集，把它作为姐妹篇，那将是多美 赵家壁是位有心人，又开始奋战了一年多，终于落实了《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十卷本的编辑计划。他又跑去研究院拜见蔡先生，想请他写篇短序。当时蔡先生大病初愈，刚刚出院，医生规定每天办公一小时，绝对不能见客。当他请门房通报姓名后，一位秘书出来招呼，轻声地关照：“先生今天破例，谈话请以十分钟为限。”正在这时候，蔡先生已推门进来 见他虽面容苍白，仍精神矍铄，一见面就紧紧握住年轻人的手，说你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好事，还一口答应撰写短序。正当先生谈兴正浓时，秘书已进门向他暗示。他知道不应过度消耗老人的精神，忙起身告辞。大约三天之后，先生就派人送来了一篇短序。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 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 他毕竟是本世纪中国现代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奠基者，随着梁启超、章太炎的相继过世，他成了当时文化界惟一能领袖群伦的精神导师。但他毕竟垂垂老矣，而在这苦风凄雨的乱世里，要找他帮忙和关心的人和事也实在太多 为了集中精力办好中央研究院，创建第一届评议会，他终于无奈地在七十寿辰前发表了一份启事，宣布辞去一切社会兼职，停止接受写作，停止介绍职业。虽然他也明知这只是一纸空文，但是他确实感到自己老了，有点累
当他的七十岁生日即将来临时，他的学生和朋友突然惶恐起来。先生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了一生，但至今连一所自己的房屋都没有。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出于对先生的敬重，发出了集款建屋祝寿的倡议，一下就得到各地几百位名流的响应。这则新闻在当时的报纸上广为流传，尤其是北大校长蒋梦麟的献寿函，令一些为富不仁者闻言失色。
我们都是平日最敬爱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四日，是先生七十岁
的寿辰，我们都想准备一点贺礼，略表我们敬爱的微意。我们觉得我们要
送一件礼物给一位师友，必须选他最缺少的东西。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
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
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没有一个归拢
度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
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现在我们很恭敬的把这一点微薄的礼物献给
先生，很诚恳的盼望先生接受我们这一点诚意！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
献奉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
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
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
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现在轮到我们的蔡先生惶恐了，他从来只知道付出，而没有接受馈赠的习惯。他起先坚决不愿意，还说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 但是经再三劝说，朋友们要他把这看作是对一种精神的奖励，他也只好勉强答应
虽然因为抗战的爆发，很快就淞沪沦陷，建屋之举未能实现。但在朋友为他举办的祝寿晚会上，当马君武代表大家致词，以普法战争时德国的一些大英雄都是在七十岁以上建功立业为例，希望先生要不以为老，领导同人努力救国时，蔡先生也激昂地以孔子“五十志学”为例勉励自己，深情地表示：
“人到七十，只不过多活几年而已。如果人以一百二十岁为上寿，八十岁为下寿，我今年正好七十岁，实谈不上寿。惟马先生要我不以为老，努力救国，我极愿意接受。”
就在那天的晚上，马相伯老人书写寿字立轴相赠，中央研究院的同人献上了热情洋溢的长篇祝词。最令他感动的还是上海音专的学生们，用一曲《敬祝蔡院长孑民先生千秋》的诗朗诵，把晚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也让他感叹得热泪盈眶。
是艺人和学者的父亲，
博大的艺人和精明的学者的父亲；
作社会和人生的模范，
善良的社会和庄严的人生的模范；
是艺人和学者的父亲，
作社会和人生的模范。
欣逢上寿，敬祝千秋！
敬祝千秋！千秋！千秋！
其实那天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就在几天前，他的亲密助手，中央研究院的第二任总干事丁文江，又因煤气中毒不幸逝世。在这个世界上，令他遗憾和感伤的事实在太多 1936年真是个悲哀的年头，他先后送别了丁文江、王光祈和太炎先生，而当他在秋天为鲁迅主持葬礼时，他恍惚已感知到一种生命的大限在冥冥中逼近……
应该说，鲁迅能认识先生真是一种幸运。尽管他可以对先生的某些事有所保留，但先生对他从来只有情同手足的关怀，只有一如既往的援助。先生辞去大学院院长后，鲁迅的特聘撰述员曾一度因人而易。先生发现后立即疏通关节，求人弥补上才放心而去。鲁迅的晚年怨敌实在太多了，即使他死了，当局和他的对手也没有停止过一天的攻击。而先生就是这样顶着压力，怀着悲痛和愤怒，与宋庆龄一起为他组织了治丧委员会，并亲任主席。那天先生不但走了许多路去万国殡仪馆吊唁，还在出殡时亲自为他执绋。不但写下了“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的不朽挽联，还在葬礼上庄严地号召大家：“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 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 他毕竟是一切艺术家和学者博大而慈祥的父亲，是善良的社会和庄严的人生的楷模。就在他送别亲爱的鲁迅以后，也就在1936年的冬天，他终于被一场严重的伤寒症击倒了，病势险恶得几乎生命垂危。他的门生像蒋梦麟。罗家伦和朱家骅等人，都专程赶来商量急救方案，甚至已开始考虑后事。但他还是勉强地挺了过来，先生的生命终于步入了风烛残年的最后岁月。
紧接着爆发了“七七事变”，上海也很快地沦入敌手。他不愿意随蒋介石去重庆，考虑再三，还是去了香港养病和栖身。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经济十分的拮据。居港的开支需要用港币，而中央研究院每月所寄月薪为法币，按牌价一兑换就所剩无几 战时的香港房租既贵，物价又高，加上子女教育医药等费用均需开支，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许多熟悉内情的朋友都说，先生的生活连当地一般肩挑背负卖苦力的都不如呵！但他总是教育家人要安贫乐道，绝不肯屈节于豪门贵族和富商大贾。直到临终前过旧历新年时，才不得已向老友王云五要求过经济上的接济。
虽然他生活清贫，心力不支，又一直深居简出，但他始终痛心山河的破碎，关心着人类反侵略战争的正义事业。他曾在一首诗里抒发了抗战必胜的信念：“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
他还用生命的最后热能，为他的中央研究院，为国家的科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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