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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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 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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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得已出此倒行逆施,以毒攻毒之法。这位冬烘先生还举例说明,就像打蛔虫,如饮以杀虫之药,又恐伤病者元气。不如以极臭秽之物,使病者饱进,则病者胸中之虫,群起而争食,如此,势必至病者五内作恶,尽积秽而哇之,其病从此霍然而愈。最后老先生呜呼道:“我故曰鹤卿先生别具苦心,不得已用此以毒攻毒之妙剂也。噫,此岂林琴南辈迂儒所能料及哉!”

  见蔡元培面露笑容,辜鸿铭又中气十足地说:

  “此文由你随便处置,我本想上门痛斥林琴南,又恐伤了身份。这样吧,尽管平日我极鄙视刘申叔当年为人,但这次一定正告他和黄季刚。在北大,只要我等不动,谁敢呼应林琴南?”

  他见蔡元培异常感动,又得意地指着两位学生教训道:

  “还记得我当初的话 这世界上只有两位好人,我不帮蔡元培,谁帮?”

  “林、蔡大战”终于因那篇《妖梦》又搞得舆论哗然。各地报纸纷纷谴责林琴南,挖苦他竟堕落到学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 在强大的舆论面前,他终于成了孤家寡人。最后不得已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骂人的错处。为此,陈独秀还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随感录《林琴南很可佩服》,向这位知道认错的先生表示敬意呢。但那位迷不知返的造谣学生张厚载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由于一意孤行,引起学生众怒,终于在三月底由校方刊出布告令其退学。

  想不到在军阀势力重压下的北京,这场由“林、蔡大战”引发的新旧思潮的激战,居然会以新派的胜利而告终。

                  9

  梁启超注定要当一回二十世纪的民族英雄,他没有错过历史给他的最后一次机遇,他又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政治明星。

  当他和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一行,揣着一腔美好的梦幻,在海上孤寂而缓慢的航行中漂泊到巴黎时,想不到举世瞩目的战后和平会议,早在一月前就在华贵的凡尔赛宫隆重开幕

  他一下码头,就四处奔走,想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角色。他先是吃惊于这次会议的规模,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共约一千余人参加了大会。后又惊叹各国关注会议的热情,由于这次将讨论如何分享战争带来的各种实际利益,各国都派出了规模庞大的代表团。美国总统威尔逊亲自出马,代表团的顾问及工作人员竟多达一千三百余人。而日本更是作了充分准备,起用曾任日本首相的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担任首席全权代表。英、法等国就不用说了,反正巴黎所有的大小饭店都人满为患。而值得讽刺的是一个泱泱东方大国,一个想通过外交周旋收回德国被占领土的中国,居然派出了一个超小型的代表团,还有梁启超那个栅栅来迟的六人观察团。

  梁启超匆匆赶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饭店。见陆征祥爱理不理,一副支支吾吾的应付样子,便去找驻美专使顾维钧。他对这个团的办事能力本来就不抱希望。惟一看好的就是这位既精明强悍精通西洋事务,又有正义感的年轻外交官。顾维钧见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到了,顿时双眼放光,异常兴奋。见周围人多嘴杂,便相约去一家咖啡馆密谈。

  巴黎的夜灯红酒绿,大约又碰上了什么喜庆的日子,人们正沉浸在狂欢之中。而两位肩负特殊使命的中国人,却在一种嘈杂的氛围里,开始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顾维约长叹了一声,喝了一口苦涩的咖啡,透露出积压多日的苦衷:

  “会议开幕后的第十天,我才轮到代表中国政府作了长篇发言。我严正指出中国在对德宣战后,既已声明废止中、德间一切约章,胶州租借条约原系德国以武力强行索得,自当废除。而且条约中也有明文规定,德国不得将此项特权转让给其它国家;因而日本不能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原有权益。”

  梁启超赞许地点点头:“你说的很有见地。”

  顾维钧苦恼地垂下脑袋,说:“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一个早已预谋好的命运已在等待我们。”

  梁启超惊愕地抬起头,听着一个令人震惊的不祥之音——

  “由于北洋政府在去年9月就和日本政府为济顺、高徐两条铁路借款问题秘密议定了《山东问题换文》,规定了日本享有在山东筑路,在青岛和济南驻军等一系列权利。所以日本以此为依据,坚持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向欧美各国进行了充分的外交疏通。这就使中国的外交活动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地位。我们提出的要求受到了蔑视,山东问题一直拖到第14次会议才提出来讨论呢。”

  梁启超终于愤怒了,愤怒于他曾寄予希望并为其忠心服务过的段氏政权,更愤怒于中国政府的这次外交政策。他“砰”地一拍桌子,责问道:

  “你们来之前政府是如何交底的?陆征祥身为外交总长,怎会一无所知 ”

  顾维钧的眼眶里突涌出大滴大滴的泪水,委屈地说:

  “我是到巴黎才明白,除陆征祥一人外,我们全被蒙在鼓里 段祺瑞的态度是,在对日问题上,只能失败,不许成功。而徐世昌呢,因刚上台又没参与私订密约,所以他的想法是能扳回多少算多少,只要将损失缩小到最少就可以回去交差 所以这些天陆征祥整日吃喝玩乐,非常轻松。梁任公,国之安危,现在只有寄希望于你我二人了!”

  梁启超突然觉得五雷劈顶,眼冒金星,整个世界都疯狂地倒旋起来。他气喘吁吁地扳紧桌子一角,才没摔倒在地。刚痊愈的肺炎又因剧烈的干咳,呕出一大口血痰。想不到自己生不逢时,四万万同胞的命运,将要压在一介书生羸弱的肩上,顿时哀情大恸,与顾维钧抱头痛哭起来。旁边的法国人以为碰到了疯子,忙四处躲避。

  梁启超一回旅社就开始发烧咯血,他已顾不得身体 慌忙叫来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商量对策。最后决定一是尽快致电外交委员会和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和蔡元培等人,利用舆论压力,谴责政府私订密约,出卖主权的罪行。二是借用梁启超的国际影响,竭尽全力对英、美、法等国开展外交攻势,力争挽回败局。

  蒋百里不愧是位军事战略家,他悲枪地譬喻道:

  “我们好像是一支已被统帅部出卖的军队,惟一的出路就是从巴黎将导火线引向国内,借用民间的力量点燃火种,逼迫敌方投降。”

  丁文江这位留英回国的第一代著名地质学家,一生主张用科学精神做行动的巨人。他已应蔡元培邀请,加盟筹建了北大地质学研究所。他不无感叹地说:

  “我们真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唉!这些年军阀政府忙于争权夺利,穷兵黩武,惟一做的好事是,放松了对大学和报刊的控制。以我之见,汪、林等下台官僚包括中国的工商界,根本没有力量给安福国会施加压力。惟一的希望就是蔡元培的北大,那里有一群思想自由容易激动的新文化运动主将,更有几千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们,才是我们要点燃的火种!”

  梁启超闻言大悦,连夜带病起草电文,拍发给国内。此电迅速在上海《申报》发表,国人大惊。从此国内的爱国力量,一直与梁启超频繁联络,始终保持着行动的高度一致。

  梁启超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他以二十年前那场维新运动领袖的巨大影响,以其“善辩”的外交魅力,很快成为法国上流社会和各国代表团之间争相追逐的政治明星。在众多法国名士中,他最感得意的是见到了十年来梦寐已久的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新派哲学巨子拍格森,一位是大外交家笛尔加莎。他特别喜欢同法国学者打交道,有约必赴,甚至与丁文江戏言道:“如果再停留半年,恐怕全巴黎的书呆子都要成为我的知己 ”

  而那位美国国务卿蓝辛,甚至被他的肺腑之言打动 突然在大会上提议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先移交协约国,表现出反对日本吞并山东的倾向。日本政府闻讯急了,慌忙拿出在1917年签订的《英日秘密协定》和《蓝辛——石井协定》胁迫英、美。并严厉训令其全权代表西园寺公望:“如果再不彻底贯彻我方上述要求,则拒签国际联盟章程。”

  一天晚上,这位被梁启超的穿梭外交逼得精疲力尽的老人不无感叹地说:

  “这位梁任公一人之攻势,不亚于十万雄师呵!”

  而最令梁启超感动的还是那封由蔡元培领衔拍来为他辟谣的通电。屈指算来,二十年前活跃政坛和思想界的风流人物,已所剩无几 当他扶病在榻前反复诵读时,眼眶里满噙着晶莹的泪花。

    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

  五十三商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仍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

  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问题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

  极动各国视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

                  10

  蔡元培辗转反侧,几乎一夜未眠,还是无法接受一个严酷的现实——

  陈独秀居然在他手里下台了!

  但是,陈独秀确实是在他手里下台

  就在昨天,清明节刚过后的第三天,在他主持的各教授会主任会议上,决定提前实行三月初评议会通过的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将文理两科合并,从十一位教授会主任中推选一名教务长,襄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任期为一年。投票结果,马寅初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陈独秀随同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自然辞职,由学校改聘为教授。

  虽然对外也有公开的理由,一是因为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调任教育部司长,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因事假南归,因此提前变动了内部机构。二是废除学长制是教学体制改革的需要,是迟早的事。按蔡元培当初的设想,第一步先采取加强各科学长的职责,取代过去的学监。第二步改革,就想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主要有以下几个机构。一是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掌握全校的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决策的事项。它的成员以教授为限,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二是设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系教授会主任组成,推选教务长一人负责。三是设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想真正保证教授治校。按蔡元培平时的说法,只要学校内部的制度完备了,就是谁来当校长,都不能搞个人专制。即使像德国一年换一个校长,也不成问题 这些仲甫平时都是赞成的,而且三月初的那次评议会他也亲自参加了,对迟早要废除学长一职应该有思想准备。

  但是,蔡元培扪心自问,仍然无法回答这个严峻的问题。为何要提前采取措施 按原定计划是要暑期后实行的。他还为此痛斥过那位张厚载,并要求在《神州日报》上辟谣呢。

  他痛苦地更衣起床,怕吵醒了黄仲玉,悄悄地步入书房。窗外天色未明,正下着濛濛的细雨。他在叹息中又想起了三月下旬的那个晚上,准确地说,是3月26日的晚上。那是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博士的客厅里,这是一间西式风格的屋子,墙上悬挂着一张油画。一侧是两张旧式单人沙发,呈八字形分开。蔡元培和汤尔和就坐在沙发上,好像是一对判官。对面是一张雕花圆桌,两把椅子上坐着沈尹默和马叙伦,犹如那带点阴森气的牛头马面。在吊灯昏暗的光线下,蔡元培看上去非常疲倦,靠不停地喝浓茶强提起精神。

  北京的空气越来越恶劣了,北洋政府已开始不安,开始对他和北大恫吓和施加压力。前几天,徐世昌亲自召见了他。今天,这位大总统又指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函蔡元培,要北大停止越轨行为。傅增湘也是翰林出身,只能无奈地写信规劝几句。他自己心情不好,就请傅斯年代为执笔回了封语气委婉的信应付了事。今夜,汤尔和出面请他来,就是想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之事。

  汤尔和知道他不想撤换陈独秀,但仍苦口婆心地极力劝说:

  “孑民兄,现在陈独秀已成众矢之的,成了关系北大存亡的矛盾焦点。我看还是趁学制改革,撤销文理科界线之机,免去他职务算 此人对北大有过功,但也有过。为人实在太霸道,去年五月,居然连我也敢在《新青年》上随意乱骂。唉!我们也是从大局出发建议呀。总不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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