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的人，对政治的运作有切身的体会，所以他在文章中，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分高估知识和理性的力量有委婉的批评，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政治的矛盾是“力量强弱之争”，谁有力量，谁在政治上就有发言权。施复亮在对国共的评价上，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不等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也不等于苏联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以不能完全用欧美的眼光来评价这两个党，无论好坏都应当根据目前的事实。与李孝友的观点一致，他也认为只有在内战彻底停止，和平真正到来以后，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他“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内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施复亮认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他在文章的最后对自由主义的前途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自由批评‘异见’同时充分尊重‘异见’。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努力，在个人方面也许要归于失败，但在民主政治的促进上决不会失败，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会失败。”②这确是对自由主义精神的深刻理解。
在施复亮文章发表之前，《观察》在它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过朱光潜为《独立评论》写的一篇社论，题为《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
朱光潜与杨人楩、陈衡哲、储安平等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基本一致。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保持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他说：“他不参加一个政党，有时因为他要专心致志于他的特殊职业，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趣去做党的活动；有时也因为他觉得有党就有约束，妨碍它的思想与行动自由，而且他也看到在党与党的纷争中，一部分人如果能保持一个中立超然的态度，那对于国家社会有健康的影响。”①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分子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因为自由分子如觉得某一党某一问题是正确的，值得同情的，那自由分子肯定会成为它的朋友。因为自由分子是站在全体人民福利一边，是以公正的态度为民谋福利的。他说：“自由分子是政党的清化剂”，是在野党与在朝党冲突的一种缓冲。”自由主义者是国家至上的，决不会以党派利益而妨害国家利益。
朱光潜对自由分子在中国的地位的评价是：处在夹缝中，左右做人难。他说：“在朝党嫌它太左，在野党嫌它太右。”都以为它是眼中钉，恨不得拔去。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难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的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各方人士郑重考虑一番。”
《观察》的这场讨论持续了近两年多的时间，从《观察》创刊到被国民党查封，这个讨论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杨人楩文章发表以后，还曾有潘光旦就当时刚刚开过的世界自由主义大会发表的《自由宣言》写的一篇长文《读〈自由主义宣言〉》。文章侧重于从本意上阐释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基本精神。②接着郑慎山发表了《释LIBERAL·LIBERLISM》，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概念上阐明自己的理解，并对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一文中所始用的概念谈了不同意见。随后张东荪又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了不同意见。①这两篇文章着重谈了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概念的来历和在西方的基本含义，没有过多涉及当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及出路。②在这次《观察》的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首先他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40年代，张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当时张东荪特别推崇苏联的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他说：“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③
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4）
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在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是推崇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已经隐隐约约感到“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他所主张的“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的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习惯，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在西方也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
这次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张东荪将偏重于自由主义精神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引申到文化建设上的看法，确是非常有见的。不过对文化上的自由，张东荪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为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可以并存且互不妨碍，这未免有点天真。其实计划的社会必然导致文化上的专制。
1948年10月，杨人楩又发表《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一文，算是对一年多来各种对自由主义批评的回应。杨人楩保持了他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对自由主义概念的理解，并回答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当时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上，一是有人指责目前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难以实行，主要在于国人的知识水准低下，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会自趋没落，杨人楩对此的认识是，这种指责没有什么道理，像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也不是一般人民所能读懂的东西，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得不以口号来刺激人民，以使人民相信。而自由主义却在努力以理论与事实来说服人民。二是许多人指责自由主义在当时国共冲突激烈的情况下，是一种可以两面讨好的东西，这种左右夹攻式的批评，引起了信奉自由主义的人的强烈反感，杨人楩便说：“假使自由主义者是投机取巧的，那么，在这动荡不安的局面中，顶好不推出具体的主张，更不必表明与国民党或共产党之不同的看法。”①从情理上讲，说自由主义者两面讨好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一种人认为自由主义者是逢人皆骂，自诩超然，杨人楩对此也做了回答。他强调自由主义者是以理服人，他们不相信骂人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三是对于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是中间路线或第三路线的看法，杨人楩也做了回答。他继续发挥他以往对自由主义是创造历史动力的说法，他认为历史在不断地变，自由主义本身的要求也在不断地变，它是代表一种进步的力量，所以它总是与进步的势力合流，当某种势力不再求进步的时候，它便会与之分手，并指出进一步的前进的目标。自由主义始终是走在前面的。始终不满于现状而要求进步，所以它始终为掌权者所厌恶。四是还有一种认识是说自由主义者一面讨厌旧秩序，一面害怕大革命，他们代表小市民阶级的利益，害怕共产革命破坏他们的优裕生活，这种心情使他们拒绝流血的革命，而选择改良主义的道路。因为是改良主义，所以他们信奉英美式的民主，忽视经济民主，在当前的情况下，一碗饭比一张票更有价值。针对这种“吃饭第一”的观点，杨人楩从人类文化进步过程中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出发，指出这种观点的狭隘性，他说：“千万不能放弃这一张票的要求；否则民主要和我们隔得更远。”
杨人楩在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上之所以受到别人的批评，综合起来看，原因出在许多批评者过于考虑眼前的现实政治，而杨人楩则是从知识分子的立场，着眼于长远的人类进步，所以冲突自然是难免的。对于看重现实政治斗争得失的人来说，指责自由主义的种种理由似乎也不无道理，但从进步的观点看，则未免过于狭隘。杨人楩对于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不是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都知道组织起来或参加某一政党对现实的政治会更有力量，但自由主义者的坚强信念，却使他们把组织的力量看得过于透彻，以为一旦进入党派，难免受制于严格的组织和纪律，而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不相符的，他们都明白在当时两大势力对立的局面中，最现实的态度是“择一而事”，要两面讨好是不可能的，而两面不讨好又是最不现实的，最聪明的办法“是暂时保持缄默，待机而动”。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在一时的得失之间，靠着他们的知识和科学精神，按自由主义的信念行事。对于自己的选择，杨人楩说：“自由主义者不致因遭受打击而放弃其信念，在追求进步的工作中，能时时表现其力量，假使有人说自由主义是违反时代潮流的，那么等着时代潮流来考验吧。”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观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张东荪写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
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5）
张东荪文章发表之前，曾在《展望》周刊上写过一篇《告知识分子》的文章，《观察》也曾转载过。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转变局势下不必害怕。他以善良的愿望推测未来，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识分子是否了解自身的使命。倘若知识分子真能了解自身的时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还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①
当时相当一批大学教授有一种忧虑，他们恐惧将来的变化会使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张东荪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一种杞忧。张东荪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一片”。
张东荪察觉到当时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知识分子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说，“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
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中已经萌芽。“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
张东荪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退回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居然已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法再压倒下去。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些。对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作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