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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报告书所体现的为国家建设做长远考虑的理想是一贯的，在第2卷“报告书”中，虽然所说多为具体的刊物经营编辑情况，但这期报告书依然表现出储安平一贯的风格。他始终告诫读者，《观察》不仅是一个无党的刊物，而且也是一个无派的刊物。是一个独立而无任何党派的民营刊物。在经济上，《观察》的发行数是足以证明它可以自给，而无需仰求外援。储安平非常自信，对于《观察》的成功他有自己的评价，那就是办刊物不一定要靠津贴，刊物本身是可以靠发行自给的。储安平还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不要消极，一面争取更大的目标，一面在自身的范围内切实奋斗。政治的改革是一个方面，社会的充实又是一个方面，两者是并行的，互为辅助的。他希望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大家鼓舞起来，沉住气，在本身的岗位上努力，以充实国家的生命。
《观察》在出满第3卷时，由于储安平一篇《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一时《观察》面临被查封的危险，面对眼前的政治危机，储安平在第3卷的报告书中坦诚自己的心情：“在我们的心底里，我们有一种无可摇撼的信念，我们必须本着我们的良心，为祖国的前途努力奋斗。我们一切都为了国家，除了国家我们另无其他。请看今日天下，芸芸众生，奔波终日，究为何事？争得脸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还不是为了几张钞票，为了若干权势。可是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盘，转念头，绞脑汁，我们的国家怎么得了？假如人人只知为私，国家的事情谁管？我们不敢妄自菲薄，随波逐流，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我们也有我们的勇气，向前迈进，义无所辞。”①
储安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观察》发生危机的时候，储安平对北平周炳琳等四十八位教授寄来的有关民盟事件的评论都照发不误，毫不犹豫，没有任何利害得失的考虑。他所持的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储安平认为：“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的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含糊糊没有份量的话，那老实说，今日中国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尽管本刊已遭遇到政治危机，但我们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们在感情上对政府的不满，也不因此事而减少了我们在理智上对政府的批评。假如有人想扇我们，我们不会被人扇得冲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吓我们，我们也不会被人吓得后退一步。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尺度，无论我们所处的局势如何混乱震荡，我们必能撑住我们的舵，不使其在犹豫或张皇中失去方向。”①
1948年8月1日，储安平为《观察》第4卷写了“报告书”。虽然有关查封《观察》的信息传得沸沸扬扬，但储安平的态度很坚决：“我们绝对不愿因为外来的意见而改变我们的编辑政策。我们的编辑政策是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我们在商标上标明，Nonparty和Inde…pendent两字，lndependent（独立）是我们的主要精神之一。而我们所以如此者，就因为我们认为：要维持完整的人格，必须保有独立的意志。这个原则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的。”②
第一节 《观察》报告书的意义（3）
《观察》报告书所体现出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示出它的价值。对储安平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情况，曾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的费正清在一篇报告中曾有评价：“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③
储安平及《观察》在抗战胜利后的出现，可以说为费正清的判断作了一个有力的注解。曾经留学英国的储安平详细考察过英国的政治情况，并分别写了《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书及许多介绍英国工党执政的论文。④超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使储安平在《观察》时期为自由思想的传播做了很大贡献。储安平虽然没赶上像胡适年轻时那样开一代风气的历史时机，但他在本世纪4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在思想上信奉自由主义理想，而且身体力行。他没有像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跻身于激烈政治斗争的旋涡，也没像他同时代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有直接介入的兴趣，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政的形象，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都有待于重新认识。
第二节 “《观察》丛书”的情况
《观察》周刊社成立后，除了出版《观察》周刊外，还出版“《观察》丛书”。
储安平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在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他确是将这项工作作为一件长远的文化事业来做的，他的愿望是希望能在中国培养一点自由的种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做一点基本工作。
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具备通常理解的一般自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胸怀、知识和品质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除了对学问的研究，他对于办报纸、办刊物这样的事业都有执著的追求。他在20多岁的时候，即出版过小说集，后又做过大学教授，照理他完全有资格作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型的学者，即在思想上保持超然和独立，但对于具体的社团活动和具体文化事业的操作则又缺乏热情。储安平的长处是他能够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有一块生长的田地，甘愿舍弃自己在学术上的进一步发展，全身心地投入文化建设事业，储安平有这方面的才能，又有这方面的热情和宽广胸怀，所以在40年代末，《观察》才能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镇。
储安平是一个有清醒头脑和良好判断力的知识分子，他懂得自己事业的价值和意义，他在《中国的政局》中曾说过：“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①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不但体现在整个《观察》周刊上，也体现在同时出版的《观察》丛书中。
《观察》丛书，虽然不属于《观察》周刊的范围，但它和周刊是平行的，成为《观察》社的两大业务，并同时引起了读者的关切。
据储安平在一份报告中说，他们出版丛书有几个动机：一是周刊只能刊载短文，而且多数是有时间性的，所以要出丛书，以便容纳有系统、字数较长的著作。二是有许多作者有出版物出版，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出版人，所以他们愿意担当这个任务，为许多作者服务。三是当时一般出版界比较消沉，大家很少出书，而《观察》周刊略有盈余，《观察》既然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愿意以周刊的赢利来帮助丛书的出版，同时也给读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粮，为消沉的出版界增加一点生气。
《观察》丛书前后一共出了16种，分别是：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潘光旦《政学罪言》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费孝通《乡土中国》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朱自清《论雅俗共赏》何永佶《中国在戥星上》费孝通《乡土重建》萧乾《红毛长谈》樊弘《两条路》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神权》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语》周东郊《新疆十年》潘光旦《优生原理》储安平《英国采风录》这些作者多数都是《观察》的主要撰稿人，除樊弘、朱自清和王了一没有列在《观察》封面下连署的“撰稿人”中外，其余都是。周东郊的《新疆十年》多次刊出了出版广告，但最终没有出版，所以现在可以见到的完整《观察》丛书共有15本。
《观察》丛书出版后，受到各方面读者的好评。各位作者对于《观察》出书及时、印校认真以及支付版税迅速等都表示满意。《观察》丛书成为当时很畅销的一套书籍，今天看来，这些著作多数也成为研究每一位作者不可不读的重要资料。这套丛书多数再版，甚至连印四版，行销都在三千册以上，像张东荪的著作，一个月内曾销完五千册，在当时出版界萧条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得。
《观察》丛书，基本上都是集子，新写的很少，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动荡的环境和生活的不安，使许多学者难以安下心来写作系统的著作。储安平在当时也非常清楚这点，可当他设法改变的良好愿望尚未实现的时候，《观察》周刊即受到查封，丛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这套丛书的销路很好，但由于当时纸价的原因，对《观察》社来说，还是要赔本的。储安平说：“在业务上虽然是赔的，在精神上却是有收获的。”①足见这位理想主义者的远大眼光和胸怀。
另外，丛书出版后，引起读者的广泛好评，许多读者投书《观察》，希望发表书评，但储安平明确规定，《观察》周刊绝对不发表任何《观察》出版社出版书籍的书评。虽是小事，但也可以见出储安平身上所体现出的民主风度。
第三节 《观察》与学潮（2）
储安平说：“每当我们目击青年学生游行示威时，无不衷心激动，热泪盈眶，这些青年不幸而生在这样一个腐败黑暗的国家，竟使他们不能安心在校读书，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夜，声嘶力竭，奔走终日，曾不顾一己疲乏与饥饿，凭着一腔热血，以寻觅国家的光明。我们生在这样一个黑暗腐败的国家内，亦何幸尚有这一批热血青年，能责无旁贷地起来呼唤我们国家的灵魂。”②储安平在面对学潮的时候，能从公理和道义上给学生以强大的支持。在《观察》时期，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储安平尽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他称赞学生，认为今日的学生已非二十年前的学生，他们是成熟的，“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像。他们有感情并有理智，并且能使他们的感情约束于他们的理智之中”。在这篇文章之后，紧接着储安平又写了《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的专论，他以严密的逻辑和充分的证据，对学潮予以公正的评价，他认为这次全国的学潮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而非发动的，他们的行动绝对是纯洁的，而非卑鄙的，他们的精神绝对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
从《观察》时期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看，他们对于学潮的评价基本一致。钱端升对学生的评价是：“今天的学生，比我们的学生时代进步多了。第一，现在的学生了解人民的痛苦，已与人民痛苦连一起。第二，现在的学生无领袖欲，群众化了，无个人风头，所以组织力强。第三，学生的见解进步，老实说，已走到我们的前头。”①《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写过一篇《我看学潮》，《观察》很快就在“观察文稿”专栏中全文转载。王芸生在文章中以自己在北方的所见所闻，开宗明义地宣称，对于学潮“我同情”。②《观察》在第4卷第7期中还发表过一篇《谈今天的学运》的专文，作者回顾了从抗战开始以来发生的多次学潮，以此来比较当时学生的精神面貌。他认为，今天的学生是有理想的，同时他们的理想也经过了社会的磨炼，他们有热情，同时也经过了社会的冷压。所以“他们比昨天的学生更结实，更坚定。这其实就是说他们能够发挥理智，发挥理智表面看非常简单，不过绝对不是那些把自己关闭在象牙之塔里的书呆子办得到的。……今天的学生运动，理智占据了主要的地位”。③赵超构发表了专论《论政府大捕学生》。他首先反驳了政府认为学潮被人利用的观点。他认为，就任何观点看，学生批评政府是好现象，学生有知识，有热情，如果还不能有政治觉悟，还能希望一般人民有政治的兴趣吗？假如多数公民都能像现在的青年学生关心政治，勇于批评，岂不是国家的幸运？对学潮的总体评价，赵超构的认识是：“历史可以作证：民国以来的学生运动，在发生的时候固然都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