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对广东政府和国民党内的派别、工农运动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具体的
调查和分析。指出：“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
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在谈到北伐战
争时，他说：蒋介石知道“到湖北后离其本乡太远，且情形甚复杂，自己力
量不够，所以他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指出，蒋介石所取得的
地位、权力，已经构成了对于革命的极端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
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②这是多么及时的预见，后来事态
的发展和结局，不证明了这预见的正确吗！①《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
《我们的生活》第4 号。据作者修订稿影印件。
②《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 年9 月15 日）。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
1926 年夏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里，对于农民、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
与无产阶级的联盟问题，也发生了明显的分歧。7 月间，陈独秀主持和指导
下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四届三中全会，没有继续贯彻2 月北京特别会议关
于放手发动工农运动，“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的精神，反而在农民运动
和农民武装问题上，接受了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陈独秀在会议上的报告和会
议通过的一些决议，虽然也谈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但是其基本精神是错误
的。会议认为；农民“在思想上尚不脱离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而在生活的
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①。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
②。会议指出，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并规定了限制农民运动的
办法。在《农民运动议决案》中规定：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
“不必提出‘农民阶级’的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
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
地主的口号”。还提出了所谓“农村联合战线”的策略，认为在农村联合战
线内，当地主与贫农发生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
会议反对和阻止农民掌握武装。认为农民“有了武装之后，很容易超
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保存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民团，只是提出“以
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③。而对农民武装，则规定“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
“不可有常备的组织”④；甚至提出要更改农民自卫军的名称，以讨好反革
命派。
①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③④《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坚持正确的主张，对于农民问题，作出了明
确的回答。瞿秋白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前述《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
中，他就指出：农民的赞成革命战争，不单是“用嘴来说”，而且是“用手
来做”的。他们迫切的要求是：（一）乡村政权归农民。（二）武装自卫。（三）
极大的减租减税。他们为这些要求而赞助参加北伐。1926 年8 月，瞿秋白
在广州停留期间，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进行了
深入的调查研究，深感“对于农民运动，我们不能站在调停地位，而当站在
领导地位，并做整个武装工作，才能与民团斗争。”①此时，广东省农民协
会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全体执行委员及所属办事处代表、各地农民运
动特派员参加会议。
瞿秋白、毛泽东、彭湃以及中共广东区委代表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
会议上讲了话。这可能就是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国
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①《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 年9 月15 日）。
这是一篇关于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献。
瞿秋白在这篇演讲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的
农民的痛苦最深，他们要缴纳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缴
纳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杂税，每个农民最低限度的损失要百分之六十
五，剩下来的只够他们吃饭，甚至饭也吃不饱，其他更是无从说起。中国的
农民的数目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
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中国工业的发展，社会的进化和革命的事业，无一
不需要农民。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痛苦，缴卸帝国主义
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必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
能说是国民革命成功。
瞿秋白在演讲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农民的造反。他把这些农民的造
反，说成是“革命”。他指出：中国的革命史应该是从陈胜、吴广那时候写
起，随后便是由赤眉黄巾至流寇，最近的是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从
来一般人认他们是匪徒，这是与现在说农会便是土匪同样。中国革命史，是
农民革命史。农民的反抗斗争都没有成功，其原因：（1）没有良好的组织；
（2）没有民权主义的实力，于是握取政权者成为皇帝；（3）迷信，如白莲
教、义和团、太平天国都有宗教的力量为他们的维系，这是因为农民很少团
结力。每次运动往往成为暴动，如其没有宗教将是散漫不可收拾，从过去的
义和团到现在北方的红枪会都是如此；（4）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阶级做他们的
领袖，如现在的无产阶级。
瞿秋白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革命不能取胜，而无产阶级
如果不与农民阶级结成工农联盟，也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他痛切地指
出：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为缺乏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
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
农民运动到现在已日益高涨了，很急切地要一个保护农民的政纲及农
工势力的结合。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
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总之，
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
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一个革命党，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
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
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
农民问题如何解决呢？瞿秋白从已经发展了的革命形势出发，在演讲
中指出：第一，用政治力量切实解除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明定“耕地农有”
的口号；第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农民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
的利益；第三，农民参加革命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政权也要有农
民代表参加；第四，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剥
夺其政权。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城市反帝运动、
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不断发展。在北伐军所占领的省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
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党对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几经变化，但是在1926
年底以前在实际工作中却一直是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广东、湖南等地减
租斗争普遍掀起高潮。湖南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 年11 月，已增加到一
百三十六万。1926 年11 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举
行联席会议，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草案》，准备提交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审查，提交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
草案提出了没收大地主、军阀及土豪劣绅土地归于农民的建议。11 月22 日
到12 月16 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斯大
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
斯大林在报告中批评了在国民党人中、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些人害怕
把农民卷入革命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认为共产党人要加入新政权机
关，帮助农民满足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
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但“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
使土地国有。”①斯大林还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
国共产党人要特别注意军队工作，研究军事，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
职务。全会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
的问题，要中国共产党人竭尽全力地争取最终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
12 月，在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的意见，尚未传到中国以前，中共中央政
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鲍罗廷在汉口举行了特别会议。
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都提出反
对“左稚病”。陈独秀报告中把“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
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
②等列为党内“左稚病”的六种表现，提出必须“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反
对“左稚病”。③会议根本不提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主张把政权、革命
运动的领导权交给汪精卫等所谓左派，主张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和唐生智，企
图利用蒋、唐、汪之间的矛盾，保持三者之间的均势，来防止蒋介石一个人
的军事独裁，实际上是完全放弃党对武装的领导权，加强蒋介石的独裁地位。
会议极力贬低农民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反对党“包办”农民
运动。陈独秀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
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
党左派标准”，就是“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
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④他认为只要赞
成减租减息的就是国民党左派。他强调要限制农民运动，以维持革命统一战
线。于是会议决议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
农有”，以使蒋介石由右向左转；同时扶助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
①《斯大林全集》第8 卷，第331、334 页。
②③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 年12 月23 日）。
④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 年12 月13 日）。
1927 年1 月底，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决议，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
带到中国加以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作出《对于
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正确地指出：“在今日以前，我
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
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
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
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
做一点便违了革命铁律”。认为如果按照这种方针从事国民革命，“只是参加
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
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
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
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①并表示今
后“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照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②但是，
党的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彻底改变自
己的错误。2 月，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首先提出必须“彻底解
决土地问题”，“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毛泽东在湖南考察
农民运动后，于2 月12 日由长沙返抵武昌，在2 月16 日给中央的报告中，
也明确提出应立即解决土地问题。在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影响
下，国民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如邓演达、孙科等，也都公开主张解决农民土
地问题。3 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专门讨论了土地问题，发表了《对
农民宣言》，通过了《农民问题案》，都表示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总之，土
地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国民革命中势在必行的大事，不能回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