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作出正确的科学的判断。
革命的北伐观
在全国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也
随之逐渐发生，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1925 年12 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各地选举的大会代表
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居优势。但是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等在共产
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支持下，反对党内一部分同志关于打击右派、孤立中派、
扩大左派的方针，竟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谈判，应允
在国民党二大中央委员会成员选举中，共产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等无理条
件，致使国民党二大后逐渐形成右派势大、左派孤立的形势。
蒋介石在二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监
（相当于总司令）。
不久，蒋介石发动“三二○”事变，打击共产党人，排挤汪精卫的势
力，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继续采取退让方针，使蒋介石实现了部分篡权阴谋。
两个月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并被
通过，致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在会后全部离职。蒋介石担
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代理）、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
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原定由蒋介石担任，后由张
静江代理，谭延辏Т碇醒胝位嵋橹飨凸裾飨导噬系痴�
权，都掌握在蒋介石一人之手。蒋介石自谓，“三二○”事变和《整理党务
案》，是国共两党力量消长的分水岭，说的一点不差。
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在北伐战争这一重大决策上的机会主义错误，
其影响更为恶劣。
1926 年1 月，国民党二大确定了北伐的方针。如前述，中共中央召开
特别会议，确定党在当前的政治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和推动出师北伐，以革
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二十
五万人，控制东三省、津浦路北段，以及京、津地区；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
二十万人，经营湖北、湖南、河南、陕西东部和河北中部、南部；另一直系
军阀孙传芳拥兵二十万人，盘踞在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和上
海市。在北方，吴佩孚与张作霖合兵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方，吴佩孚
军计划出湖南，联合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各省小军阀，准备进攻
广东革命根据地。这时湖南爆发了所谓赵（恒惕，湖南省长）、唐（生智，
赵部师长）之争。唐倾向于湖南人民的驱赵运动，于革命有利。1926 年4
月，吴佩孚派军入湖南，援助赵部叶开鑫师打唐生智，实行所谓南伐。5 月，
唐生智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向广东请援。广东国民政府派遣国民革命军第
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个旅分路增援。6 月初叶挺所部占攸县、迫衡阳，
叶开鑫部溃撤，双方对峙于湖南中部。7 月1 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
言。9 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第四、七、八三个军陆续向湖南前线
集中。
就在此时，7 月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写成《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一文，赫然刊登在第二天出版的《向导》上。文中，陈独秀对已经开始的北
伐战争妄加评论，他说：北伐战争“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所
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
“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
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
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①中央总书记的言论，完全违背了中央二月
特别会议的决议。①《向导》第161 期，1926 年7 月7 日。
7 月12 日，在北伐军进入长沙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
对于时局的主张》，虽然正确地指出必须“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
军阀”。但是，这篇文件居然对于旨在反帝反封建的北伐只字不提。这个文
件，是在陈独秀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四届三中扩大会议的产物。会议错误地肯
定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战争的主张，强调“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
张国民会议是解决政治问题的道路”。7 月14 日，国民党公布《北伐出师宣
言》，历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指出他们是和平统一的障碍，是中国人
民一切困苦的总原因。宣告：“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
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
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
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
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对待北伐战争问题上，这是两份对照鲜明的文件！
陈独秀的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读者来信质问
道：这是“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
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
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矇懂一时吗？”①国民党内的右派及其追随者，借
此肆意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种攻击的反动性自不待言，但授人以柄，事出
有因，完全是陈独秀招来的。①黄世见致陈独秀信，《向导》第171期，1926
年9 月20 日。
陈独秀不懂得革命武装和革命战争的重要性。他认为国民革命既然是
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的领袖就该是国民党，就该是资产阶级；国民革命
的成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他公然宣称共产党是在野党，自愿地把革
命和军队的领导权让给蒋介石。陈独秀的追随者又是左右手的彭述之，善于
体察陈独秀的意图，发挥陈独秀的论点。当北伐军已攻克岳阳，兵临武汉之
际，竟发表文章说北伐战争“还不能说是革命群众的军事行动，只能说是接
近革命民众或为革命民众所赞成的军事行动”①。在彭述之看来，革命应按
照宣传、组织、武装暴动这样三个步骤进行，而北伐之发动似乎不合他设想
的步骤。当北伐战争已经胜利进军的时候，号称共产党的领袖，不去支持和
领导，反而空谈步骤，与其说是书生气，莫如说是机会主义的愚蠢无知。陈
独秀、彭述之都看到了国民革命军的弱点，以为共产党对北伐战争不予支持，
就可以防止蒋介石等右派势力借北伐之机，扩充权力。殊不知，这样做正是
把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军队的统率权让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利用了陈独秀的
愚蠢，扩充了军力，夺得了经济、政治权利，为其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
件。①《我们的北伐观》。《向导》第170 期，1926 年9 月10 日。
瞿秋白和不少同志一起坚持了正确的主张，对于革命武装和北伐战争
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重视武装革命的领导者之一。1923 年二七惨
案发生后，他在4 月间就著文指出：中国的问题，应当有一个“革命的解决
方法，拥护平民自由的武装革命与团结平民奋斗的群众运动，应当同时并进
互相为用。”①。。 ①《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向导》第23 期，1923
年5 月2 日。
1925 年6 月，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即连续发表文章，论述“解
放中国与武装平民”的问题。同年8 月到10 月，在《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
合战线的前途》、《反奉战争与国民革命运动》等文章中，指出五卅运动之所
以未能取得胜利，没有真正的人民的武力，是重要原因之一。1926 年1 月，
他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根据列宁的学说，总结五卅运
动和三一八惨案的教训，指出：“中国革命也须组织自己人民的武力，才能
完全胜利。”①同月，他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文中，提出必
须把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包括它的将领们“置于人民的统治及指导之下”，否
则将会“弄得国民政府受军阀的挟制操纵。”②4 月，他写《中国革命之武
装斗争问题》一文，对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
“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
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③军队是
实行战争的工具，“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目前已具备
建立正式革命武装的条件，因此“需要在革命政党的指导之下，积极从各方
面下手”。要将工人、农民、小商和知识分子，编入革命军队，因为“只有
这种革命军，能作革命战争的主体。”④。。
①《向导》第143 期，1926 年1 月21 日。
②《新青年》月刊第3 期，1926 年3 月25 日。
③④《新青年》月刊第4 期，1926 年5 月25 日。
1926 年8 月，国共两党拟议的联席会议，准备在广州开会。中共中央
派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出席会议。离开上海之前，瞿秋白在一次谈话中，
对于北伐战争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8 月7 日，临到启程前夕，瞿秋白
把谈话整理成文，题作《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送给当时中央的机关刊
物《向导》要求发表，被搁置不用。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各
阶级对于北伐战争的态度，含蓄地并且善意地批评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放弃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文章指出：
第一，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以后，“革命潮流之伏流昂
进”的结果，“广州政府的北伐实在是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
的革命战争”。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仍然留在革命营垒中，并在革命联合战线中保有
部分领导权。
“既受赤化的震惊，又受买办的压迫”，为求巩固其地位，取得与帝国主
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妥协，始终需要军事力量，并需要通过北伐扩充自己的力
量。
第三，小资产阶级渴求革命高潮到来，对于革命战争“深切的感觉着
需要”。它异常迅速地革命化，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
哉了。”
第四，农民在五卅后奋起斗争，遍及广东、湖北、湖南、直隶、山东、
四川、陕西、江苏等省。农民运动“不但反抗劣绅土豪等地主阶级，而且很
少接受资产阶级‘温和派’改良主义的指导之可能。”农民对资产阶级和蒋
介石们是失望的，而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这“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
其武装之领导权的万分必要”。
第五，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各阶级，资产阶级为一方，力图利用北伐，
限制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扩充自己的力量，企图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妥
协，建立资产阶级独裁制；以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一方，“不但
反对军阀买办的专政，并且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新式的军事专政”，确立自
己在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发展工农武装，和一切革命派结成强大的斗争同盟，
“建立平民专政之基础，而且切实的开始革命军队与革命平民之结合”，“以
建立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为目的”。在对立双方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正需要在
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
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
第六，针对党内右倾的北伐战争“躁进”论，瞿秋白严肃地指出：“革
命的前途到此已开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的
领袖权的紧要关键”。
这场斗争“虽然还有很大的困难在前，然而始终是非常之开展，非常
之有希望的。‘最后的决死的斗争’快要临到了；应当有坚强的革命的意志，
来担负这异常艰巨的职任。
难道可以说：现时积极赞助并发动革命战争，便是‘革命的躁进’？”
①。。 ①以上引文均引自《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据影印件。
8 月间，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瞿秋白指出革命营垒中出现的“新右派”，
“他们渗入国民革命的战线而力争其领袖权，凭借军力，实行其扼制工农与
向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妥协之政策。”①9 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向中央写了
报告，对广东政府和国民党内的派别、工农运动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具体的
调查和分析。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