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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3）
军队是人类驯化的象征，号令就像给狗发出的信号。我在北大讲《孙子兵法》，每念到下面这段话，都会愧悔交集，想到人生的失败：养狗养狗不成，教子教子无方。两千年前的声音令人震撼：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一个刺激是来自文学典型，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身边就有，崩管上哪儿都不难碰到的普通人（“小人国里尽朝晖”，请勿对号入座）。比如《红与黑》中的于连。于连的悲剧在哪里？就在他舍命追求的东西，也是他恨之入骨的东西。他出身卑贱，满腹怨愤，偏偏还要混迹贵族圈子，跻身上流社会。这种人的心理就很值得研究，很像怯生生又狂吠不止的“小营子狗”，发自生物本能的欲望特别强烈。他们仇恨贵族，鄙视贵族，但又羡慕贵族，嫉妒贵族，有才能，也有干劲，但更大特点是欲壑难填，野心十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们并不满足于阿Q的朝思暮想：抄两把椅子，困一下吴妈，革命理想在“二巴”，而是觊觎着最高权利，财富和名声，一样不能少。要睡，那也得睡市长夫人、侯爵小姐。只有从高贵女人身上，才能得到起码的满足——满足其阶级仇恨的发泄。这种力量太大了。按过去的说法，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有人说，如果希特勒不跟他们班的犹太同学怄气，他的画也有人欣赏，二次大战就爆发不了。
小时候学《曹刿论战》，我们都知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也知道很多统治者会昏聩到“何不食肉糜”。毛主席说，“唯卑贱者最聪明”，我深有同感。但我们从这些“聪明人”身上，却不难发现，受虐变施虐，是一场“翻身的悲剧”：可怜媳妇熬成婆，又拿媳妇来出气。特别是他目睹黑暗太多，养成狱吏式的性格。昔为顶头上司，今为阶下囚犯，如果落在他的手里，那是可想而知。
人和狗不一样。老师说了，人是见多识广才厉害，狗却正好相反。它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院的一条狗。那年，苏联卫星上天，加加林带了条狗，叫“莱伊卡”，名气很大。我们院的孩子从农村偷了条狗，给它起名，也叫“莱伊卡”。它初来乍到，成天乱叫，搅得四邻不安，众怒之下被抛弃，只好乞讨为生，到处流浪，见人太多，连叫的本事都没有（这种“丧家犬”，台北很多）。可见人的能耐，和狗正好相反。
项羽打不过刘邦，有它的道理。
穷人斗不过富人，也有它的道理。
前不久，我翻过一本摊书，叫《小人研究》，孙建波等著，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出版。此书说，在咱们中国，小人的土壤特别深厚。原因是什么？我真没想到。它说，因为咱们有科举制。我想，这话还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咱们中国以科举立国，关键就在，它和贵族制度是反着来，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这对“秀才造反”是正面引导）。我们的小说，我们的戏剧，经常都有个happy ending，说有个寒酸书生，来自穷乡僻壤，历尽千辛万苦，进京赶考作大官，翻身只在一夜之间。
于连的野心，在我们这儿特别容易实现，难怪范进会发疯。
在动物世界的物竞天择中，有些动物长于追杀，如虎豹豺狼（它们吃肉）；有些动物长于逃跑，如驼马鹿羊（它们吃草）。逃和追，虽然也要父母训练（不光我们人类会教育，动物也会），但几乎已成本能（像人类一样，动物的本领是先天就有还是后天获得，常常难以分辨）。它们对自己的对手极为敏感。后者是略有动静就跑，前者是一旦出现就追。
烈马的烈，是因为胆小害怕，比较明显。虎豹的凶，却好像肆无忌惮。它们藉声势之威猛，肆爪牙之坚利，足以搏杀比它们更为高大的动物，没错。可是，我们要知道，恶虎之恶在于饿，它们也有它们害怕的东西。它们比它们的猎食对象更难耐肠中寂寞，它们也比它们的猎食对象更没有食物保障。追击搏斗会耗尽其能量，空无斩获又意味着死亡。
它们常常孤独而恐惧，
小心翼翼地潜伏，蹑手蹑脚地跟踪，
忍耐，等待……
一切为了肚子。
语云，唯怯懦者最残暴。
动物凶猛，因为害怕。
2002年3月3日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附记一】
于洪信事件对临河人震动很大，但很多做“文革”史的都不清楚，问谁谁不知。只是后来打电话，问一个熟人，当时在“前指”驻临河的医院工作，才知道点来龙去脉。据说，他有作风问题，搞女人，居然搞到“太岁”头上去了，惹出大祸，因而开枪打准备处理他的政委。政委有军事训练，一个骨碌，滚到床下，老婆被打死。我还记得，老乡管那个医院叫“毛驴圈”。他要了不少狗的命，但自己也送了命。
【附记二】
我戏称为“畜生人类学”的这门学问，其实是属于比较动物学和动物行为学的范畴，即很正经的学问。如奥地利人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1903－1989年），他的著作就是代表作。1973年，康氏曾与其他两位科学家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他的系列著作，如《所罗门王的指环》、《狗的家世》、《攻击的秘密》和《雁语者》，近有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2000年出版的中文译本，可参看。康氏把他从动物行为中观察到的现象运用于人类，认为这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途径，对我启发很大，特别是他对攻击行为的研究。比如从对海鱼行为的观察，他得出结论说，“除非受饥饿的影响，它们只对同类的鱼发出猛烈攻击。我从未见到不同种类的鱼互相攻击，纵使它们天生都极富攻击性”，“猛烈的攻击行为几乎只出现在色彩鲜艳的种类身上”，就对了解我们的“窝里斗”很有帮助。还有，他的“烙印”理论，也对教育的研究很有启发。康氏的理论，曾引发道德风暴和理论非议，特别是他讲过，人类的好斗、好战和动物的攻击本能有关。有人说他是“爱因斯坦之辈的伟人”，也有人说他是“科学罪犯”。康氏的书具有科普性质，文笔生动，我爱看。
禹步探原（1）
——从“大禹治水”想起的
一、大禹最近很出名：上博楚简和保利铜器
大禹最近很出名，因为有最新的考古发现：
（1）上海博物馆从香港买回一批战国楚简，其中有自题为《容成氏》的一篇，是讲上古帝王，其中提到大禹治水和禹画九州，九州的名字和《禹贡》不一样。
（2）保利博物馆从香港买回一件铜器，叫“※公盨”，上面有句话，“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简直和《禹贡》的开头一模一样。翻开《禹贡》，我们可以读到，“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贡》的序（即该篇的提要）也说，“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这是一件西周中期的铜器，年代更早。
于是，学者都说，怎么样？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早，至少打西周中期或更早，禹的故事就已腾传人口，咱们穷追古史，断代探源，又加了一把劲。
大禹治水，在中国特别有名。故宫珍宝馆有件玉雕，是用一整块和田玉雕成，就是表现这个故事。它的伟大意义在哪里？主要是两条。一是突出咱们这个大国，自古就重视水利（虽然几千年，一直治不好）。二是“中国”这个概念，它的前身，大家说的“华夏”，是和禹的名字连在一起。
前一条，魏特夫倡“水利社会”说，说治水治出个“东方专制主义”。这是个含糊不清带有偏见的词。西方历史是从小国寡民出发，他们把东方大国当对立面：西方是民主，东方是专制。我们这里也有人跟着讲（特别是80年代）。西方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拿出大量证据，证明根本不对。但水利和“大一统”有关，倒也不能完全否定。
后一条，主要是象征意义。中国的疆域历代不同，汉族的内涵也历代不同。什么是“中国”？什么是“汉族”？这是引起争论的问题。喜欢强调一脉相承的我们总是说，凡是住在今中国版图内的就是中国人。但很多汉学家说，只有说汉语的才是中国人，即把汉语、汉族和中国人混为一谈（英文是一个词）。中国的邻居，朝鲜和越南，本来属于汉文化圈，也有他们的看法。“华夏”是“中国”（汉代已用这个词指汉族统治的疆域）概念的前身，这个概念怎样形成？自然也是大问题。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夏”就是“禹迹”，“禹迹”就是“夏”，只要是他老人家走过的地方，都可纳入这个概念。我们山西人，还有河南西部人，最自豪。因为，本来意义上的“夏人”，主要是住在这一块。黄河闹灾，也经常在这一块。好像是等着禹爷出世。但“夏”一出名，大家都来起哄，就乱了套。东边，河南东部人、河北南部人和山东人，即古代的“商人”，东夷和淮夷，还有后来的宋人和齐人，他们也都说，他们是住在“禹迹”。西边，陕西人和甘肃人，即古代的周人和秦人，也不甘落后，同样说，他们是住在“禹迹”。“华夏”这个雪球就是跟着他的名字越滚越大。最后，就连南方人也来掺乎。四川人说，禹生纽石。湖南人说，衡山上有禹爷留下的怪字（《岣嵝碑》）。浙江人也说，禹爷葬在绍兴，现在还有大禹陵。这么多禹迹，搁一块儿，当然很大，简直和秦皇、汉武走过的地方差不多。好像六千多年前，我们真的已有这么一大块地盘。
大禹走过的地方，这是借助传说对外表达的中国最早的“中国”概念。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祖述这一概念的中原古国，商和周，它们都以夏自居，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所谓“三代”。
二、当年的争论：大禹是虫还是人
中国的传说，尧、舜以下是禹，禹是上承尧舜禅让，标志三代开始的人物。现在讨论禹故事，大家都会想起《古史辨》上的争论。
当年，五四运动，大家搞思想解放运动，年轻学子言必称“德先生”、“赛先生”，群以非圣疑古为尚，引起大讨论，文章发表于《古史辨》杂志，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开风气之先的代表人物是顾颉刚。
顾先生说，大禹是条虫，根据是《说文解字》。许慎说：“禹，虫也。从禸象形。※，古文禹。”他说，大禹是神不是人，禹的神话可能是因九鼎而起。九鼎上面有花纹，花纹里面有条虫（他猜测）。这条虫可能就是禹（也是猜测）。禹的从虫到神，就是从九鼎而来。这种讨论，是受胡适影响，带有五四风气的讨论。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人白鸟库吉氏的“尧舜禹抹杀论”（虽然，这是不约而同，并非彼此抄袭）。白鸟氏的理论，与日本的现代化诉求有关。我们也有这个背景。但他们抹杀尧舜，是为了“脱亚入欧”。“脱亚”是脱中国，“入欧”是加入西方主流，核心是对外扩张，侵略中国。它从一开始就与日本武力崛起，推行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关。我们否定传统，正好相反，是为了救亡图存，抵御外侮，特别是抵御日本的侵略。80年代以来，国人痛感落后，有“救亡”掩盖“启蒙”之说。殊不知当日之中国，“启蒙”必以“救亡”为背景（打别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光启蒙，不救亡，只有当汉奸）。我们不要忘记，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