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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古书所谓“毒”虽较今义宽泛，但却未必排斥其如同今义的狭窄用法。因为古书除以浓烈苦辛解释“毒”字，还有毒害之训。例如“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这样的“毒”恐怕就不是葱韭之类可比，参考《说文》可知，应指“害人之草”。虽然中国的本草向以无毒为上，有毒为下，但良医活人，多藉猛药，所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滕文公上》），很多正是以毒药入方，通过配伍、剂量和炮制方法控制其毒性，猛、毒的界限并不好分。孙诒让力分毒、药，专主宽义，实于研究有很大不便。
《鶡冠子·环流》说“积毒为药，工以为医”，人类的药物知识多来源于中毒。原始民族日遇毒物，如毒草、毒菌、毒蛇之类，往往都有很丰富的毒药学知识，尤其是在动植物丰富的地区。例如古代的楚越之地，就以毒蛊术而出名。他们以箭毒射杀猎物，用麻醉药物（如鸦片）止痛，用精神药物（如古柯）解乏，并利用其致幻作用施展巫术和作催欲剂等等，这是药学的一种普遍背景。中国的药，西方的药，原来往往都与毒药有关，并兼神药、春药等多重含义，这一点也不奇怪。
“药”和“毒”有关，不仅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例如各国药典都对医用毒药和毒品有管制规定，承认毒药、毒品也是“药”。现在联合国的各种禁毒公约，也是一上来先承认毒品在医学上“不可或缺”，然后才大讲其“危害之烈”，限定其“防杜”，只是“滥用”而已。现代毒品，据这些禁毒公约讲，不但危害个人健康，还和卖淫、洗钱，官员贿赂和恐怖活动有关，简直是“万恶之源”。它的药品清单，种类很多，有不少是医学上的再创造，但著名的“三大毒品”，大麻、鸦片、可卡因，头源却很古老，可以说是世界各大文明的“贡献”。它们当中，提取可卡因的古柯是西半球秘鲁和玻利维亚一带的产物，和中南美的古老文明有关；鸦片、大麻则流行于东半球，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印度和我们，全都有份。所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这句话，讲毒品，最合适。
研究中国的毒药和毒品，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人写出过专史。近年来，为了同国际接轨，我国对中药里的毒药和毒品也做了管制规定，有人还编了相应的工具书，如郭晓庄主编《有毒中草药大词典》（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和杨仓良主编《毒药本草》（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3年），但它们都是以医用为主，很少涉及历史。我对医学是外行，这里不揣浅陋，讲点读书后的感想。
中国的毒品，有些同国外交叉，或者干脆就是外来之物，如：
（一）大麻。在世界上栽种甚广，我国也是自古有之，不但食用，还用于纺织、造纸和医药，为主要农作物之一。最近，我在香港读过一篇《大麻考》（收入江润祥、关培生《杏林史话》，香港中文大学大出版社，1991年），它说“中国对大麻，不仅栽种最早，认识最深，且能充分加以利用”，很让我们骄傲。但它说，“至于今日世间有以大麻作瘾品者，则未见之中国典籍”，却把我们摘得过于干净。事实上，《神农本草经》早就讲过，麻蕡，即大麻的种子，“多食令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轻身”，《大麻考》引之，正好把这段删掉。我国宋以来的“蒙汗药”，方中也有这种东西。这些功用，都和它作为瘾品的特性有关。
（二）鸦片。原产地中海沿岸的西亚、小亚和南欧一带，是典型的西方毒品。这种毒品因鸦片战争在我们这儿大出其名，但传入不始于清，也不始于明。据《旧唐书·西戎列传》记载，唐乾封二年（667年）“拂菻王波多力”曾“遣使献底也伽”，这种公元七世纪由拜占庭传入的药物是一种和蜜制成混杂多种成分的“万能解毒药”，即内含鸦片，《唐本草》等书也作“底野迦”，乃西语theriaca的译音。本来鸦片自明传入，是由欧洲水手再次传入。这次传入，改食为吸，是加进了美洲的传统（抽烟是美洲的传统），把我们害得不轻。所以一说毒品，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它。
药毒一家（2）
（三）洋金花。学名Datura stramonium，也叫曼陀罗花（译自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或押不芦（译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也是欧洲、印度和阿拉伯国家认为的“万能神药”，除作外科手术的麻醉剂和止痛剂，还作春药和治癫痫、蛇伤、狂犬病的药。古罗马人常以此物作阴谋手段，如弗龙蒂乌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的兵书《谋略》（Strategematicon），就有以曼陀罗酒麻翻敌人巧妙胜之的战例。印度也有强盗、妓女用它于黑道。中国的外科手术源远流长，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俞跗术，《鶡冠子·世贤》的扁鹊术，还有华佗的麻沸散，在医学史上都很有名。中国早期的外科手术用什么作麻醉药？麻沸散是不是像宋周密《癸辛杂识》推测就是这种药？还值得研究。“麻沸”，见《汉书·王莽传》，据注是“如乱麻而沸涌”之义，后世“麻醉”之“麻”与之有关。但这种药，据《岭外代答》、《本草纲目》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书，是宋代从阿拉伯传入，没有问题。它不仅是小说《水浒传》中所谓“蒙汗药”的主药，文革期间，我国为备战需要而开发“中麻”（“中药麻醉”的简称），“中麻”的主药也是洋金花。
不过，中国的毒药和毒品，最有特色，恐怕还得属乌喙和丹药、五石。
我们先说乌喙。乌喙有附子、乌头、天雄等异名，本以生长年头而定，现在多统称为乌头，学名叫Aconitum carmichaeli。这本来是一种箭毒类药物，小说《三国演义》讲“关云长刮骨疗毒”，关羽所中毒箭就是使用“乌头之药”（当然，《三国志》可没这么说）。乌喙含乌头碱，有剧毒，但在早期医方中使用很广，号称“百药之长”（《太平御览》卷九九○引《神农本草经》佚文）。据马王堆帛书和阜阳汉简，古人不仅用乌喙治各种疾病，还拿它当兴奋剂和春药，也是一种“万能神药”。不但人吃，马也可以吃，据说吃了以后，可以“疾行善走”，作用类似现在体育丑闻揭露的那种药。张仲景的《寒食散方》，其中第二方叫《紫石寒食散方》，其中就配有附子。关于乌喙，我在《中国方术考》中有讨论，可参看。
丹药、五石和乌喙不同。乌喙是“草木之药”，同上面讲的世界性毒品相似，主要是利用植物中的生物碱。而丹药、五石则属“金石之药”，即矿物或用矿物炼成的化学制剂。它们是我国更有特色的东西。
中国的丹药是以朱砂（主要成分是硫化汞）炼制的汞制剂，当然是有毒之物；而炼丹的石材，最重要的是五石，也是有毒之物。两者同属炼丹术的大范畴，和中国的冶金史和化学史有密切关系。中国早期的人为什么对这些毒药感兴趣，乍看好像至愚极昧，迷信得很，但在当时条件下，这些都是“高科技”，不但得有专门人材，如李少君一类方士，还得有科研经费、科研设备，如丹房鼎炉、本金本银和各种石药，非大富大贵之人不能置办，也非大富大贵之人“不配吃”。治天文学史的伊世同先生说，“迷信是古人对真理的狂热追求”，古人不仅迷信天文，也迷信药，那劲头就和五四以来我们崇拜“赛先生”一样。比如葛洪，读书最多，在当时那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就崇拜“金丹大药”。
关于中国炼丹术的起源，我在《中国方术考》中也有所讨论，指出它是一种“人体冶金术”。中国的“金石之药”，原来多是冶金的原料，古人把它们从工厂搬到实验室，再搬到人体，有它自己的一套逻辑。第一，这些东西结实耐用，什么长寿的家伙都比不过；第二，它们都是治外伤的药，小时候我们涂的红汞也是这类药，活着可以“防腐”，死了也可以“防腐”。所以朱砂、水银一直是我们的防腐剂。古人服丹求寿，就是来自这种观念。另外，古代的“神药”多与服毒之后飘飘然的感觉有关，古人叫“通于神明”，致幻作用，它也少不了。中国的炼丹术，秦汉魏晋时期，那是大红大紫，只是到唐代，吃死一大批皇帝，然后才有所收敛（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要讲毒品，这是头号毒品。
和炼丹有关，我们还应讲一下“五石”和与“五石”有关的“五石散”。炼丹用的“五石”，古书有不同说法，恐怕应以葛洪所述最可靠。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葛洪所说“五石”是丹砂、雄黄、白礜、曾青、慈石（《抱朴子·金丹》），对照《周礼·天官·疡医》可知，实与治外伤的“五毒”大同小异，不同之处，只是把曾青换成了石胆（二者都是绿色铜矿）。这五种矿石，朱砂是赤色，雄黄是黄色，白礜是白色，曾青（或石胆）是青色，慈石是黑色，应当就是古书提到的“五色石”。如《淮南子·览冥》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之说，并且古代还常常用这类矿石作颜料。“五石”除慈石，皆有大毒。
“五石散”也叫“寒石散”，从魏晋到隋唐，服者相寻，杀人如麻，也是著名毒药。前人，如清郝懿行《晋宋书故》、俞正燮《癸巳存稿》，近人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余嘉锡《寒食散考》等均有考证，而以余文为最详。俞正燮曾以此药比鸦片，而余嘉锡“以为其杀人之烈，较鸦片尤为过之”，历考史传服散故事，自魏正始至唐天宝，推测这五百年间，死者达“数十百万”（以下两段的引文均见余文）。
药毒一家（3）
古人服散，据说是由正始名士何晏带的头。晏“好色，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因为耽情声色、身体虚劳而服散，结果“魂不守宅，血不色华，精爽烟浮，容若枯槁”，活像大烟鬼。但何晏以后，却有很多人起而仿效，成为时髦。不但士大夫阶层热衷于此，写诗要谈，写信要谈（如“二王”书帖，就有不少是讨论服散），就连没钱买药的穷措大，也有卧于市门，宛转称热，引人围观，“诈作富贵体”者。
前人考“五石散”，皆以为出自张仲景《侯氏黑散方》（亦称“草方”）和《紫石寒食散方》（亦称“石方”），并未考虑它同“五石”有什么关系。但后方所录石药只有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四种，孙思邈的《五石更生散方》才加入石硫黄，是个疑点。考何晏服散，自称“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所谓“治病”，在于借药力之热，去寒补虚。“神明开朗”，则是精神效果。有人形容这种效果，说是“晓然若秋月而入碧潭，豁然若春韶而泮冰积”，当然是美化之辞。实际情况是，很多人服药之后大热，不但满世界乱转，称为“行散”，而且可以闹到隆冬裸袒食冰，必须大泼凉水的地步。比如裴秀，就是这样叫凉水给泼死的。孙思邈说“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劝人见了这个方子就把它烧掉，但为什么还要在书中留下类似的药方呢？王奎克先生疑之，认为孙氏“五石”无毒，不可能有这种奇效，考其毒性在于《侯氏黑散方》中的“凳笔恰暗N石”之误。二者形近易混，古书多混用之例；礜石含砷，所谓服散乃慢性砷中毒；何晏之方是合仲景二方成五石，孙氏痛其杀人，把礜石换成石硫黄，始以无毒之方传世（《“五石散”新考》，收入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可见何晏“五石”和炼丹家的“五石”确有交叉。
不仅如此，我还想指出，古代本草，下药多毒，其一大特点是“除寒热邪气”（见《神农本草经》）。古人以“五石”治伤寒虚劳之症，《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就已提到。其说不仅可以上溯到西汉文帝时，而且从引文看，还是本之扁鹊的医经，并不始于张仲景。《汉书·艺文志》有《扁鹊内经》和《扁鹊外经》。《扁鹊仓公列传》有一条引文，“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估计就是出自扁鹊的医经。又传文说齐王侍医名遂，自以为病寒，而“炼五石服之”，淳于意访之，诊为内热外寒，以为不可服此“悍药”、“刚药”，否则发痈而死。遂既服五石，果发痈而死，情况正与魏晋隋唐服散每每“痈疽陷背”、“脊肉烂溃”者同。扁鹊“五石”今无考，但我们怀疑，古之“五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