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珓类的占卜，从形式上看，很简单，但已包含其他占卜的基本原理。例如第一，它是出于（或“迫于”）行动需要或心理需要做出的选择。一个人“临歧而哭”，如果不打算“坐以待毙”，就一定得拿个主意出来，不管哪条道，先挑一条出来，哪怕是“误入歧途”，“一条道走到黑”。所以古人说，占卜是用来“决嫌疑，定犹与”（《礼记·曲礼上》）。第二，它是在行动之前预卜未来，带有预测的形式。近来，人们多说占卜是“预测学”，但这种“预测”并不是周密计算、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只不过是撞大运、走着瞧，带有猜谜射覆、押宝赌胜的性质。猜谜射覆，本来就属于占卜，而押宝赌胜，则属于赌博。其实更准确地说，它是“猜测学”。第三，它以正反俯仰定吉凶，正可代表猜测的基本类型。因为任何猜测都有两种可能，即“中”或“不中”，即使机率分配复杂化，出现多种可能，也还是逃不出这两大类。卜辞多取“对贞”，筮家常言“覆变”，古人喜欢一正一反、一阴一阳、工对如诗的“辩证法”，我想都与此有关。这是所有占卜的共同点。占卜复杂化，是配数配物复杂化，机率分配复杂化，基本原理并不复杂，主要是一个“猜”字。其所谓“神机妙算”、“亿（臆）则屡中”，只是猜中的机会比较多，比一般人多。它和科学家追求的“可重复性”和“必然律”正好相反，要的就是“不重复”和“或然性”。科学不允许例外，而它例外很多，往往都是一次不灵再占，这种方法不灵就换另一种，各种方法，交替进行，反复进行。这样一来，当然彼此撞车的事也就很多，少不了要编造各种解释，自圆其说（参看《左传》、《国语》中的占卜事例）。
对了解占卜，赌博是最好的钥匙。例如在《中国方术考》中，我曾讨论过古代六博和式占的关系，指出“赌博”这个词，所谓“博”和六博有关，而六博又是模仿式占，说明占卜和游戏、游戏和赌博有密切关系。最近，尹湾汉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有件木牍，上面画着博局图，图上标有与许博昌口诀（出《西京杂记》）类似的词句，看上去同普通的博局没有两样。但这个图上标有六十甲子，下面所录是择日之辞，显然又同占卜有关。这对我们的看法是进一步证明。
赌博和游戏有关，这在全世界是普遍现象。比如在我们的语言中，“赌”指押钱，“博”指游戏。所谓“赌博”就是押钱赌胜的游戏。同样，西语中的“赌博”也是这个意思，并且他们的“赌博”（gamble）和“游戏”（game）还是同源词。现在我们讲的“游戏”，范围很广，有些是拿动物斗着玩，如斗鸡、斗蟋蟀、赛狗、跑马、斗牛皆是；还有些是人类本身的竞斗，如各种力量型、速度型和对抗型的比赛，以及棋牌类的斗智。这些游戏，除斗鸡、斗蟋蟀，凡有人参加（哪怕只是作“御手”），都可归入“体育运动”。体育在现代是人类宣泄感情的重要渠道。“宣泄”（catharsis）这个词既有“排泄”、“发泄”之义，也有“净化”、“升华”之义。虽然大家都说“奥运精神”是和平、友谊的象征，但参赛选手和观众却往往走火入魔，每每是拿比赛当假想战争，狂泄其爱国热情。大家对体育那么投入，除去对竞力斗智有瘾，还有一大刺激，就是对机运的追求。比赛，如足球，对抗性越强，结果越难预料，人的兴趣越大。无论你在它上面押不押钱，赌博心理都少不了。更何况，很多体育项目，如拳击、赛马，特别是棋牌类的游戏，它们和赌博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卜、赌同源（2）
古人禁赌很凶，如朱元璋是以“解腕卸脚”为罚，但止不住。其中一大麻烦，就是禁赌不能禁游戏，或禁某些游戏，不禁另一些游戏，如庾翼禁樗蒲不禁围棋，薛季宣禁蒲博不禁比武。所以罚归罚，过不了多久，又是接龙斗虎、呼卢喝雉，风头更健。同样，现代社会也是这样，比如中国大陆和台湾，设赌都是非法，但两地都不禁彩票（其实彩票才是正宗的赌博），搓麻赌牌家有之，赌风比公开设赌的美国还甚（美国只禁小孩入赌场）。
在人类的各种游戏中，赌博是最靠运气的一种。它和专门捕捉机遇的占卜有缘，这一点也不奇怪。比较二者，不难发现，它们对概率的设定，对机运的追求，从工具到方式到心理都酷为相似。比如杯珓类似骰宝，式占类似轮盘赌，抽签问卦也和摸彩票是一个道理。今人或用扑克算命，古人也拿赌具测运。例如《晋书》载慕容宝与韩黄、李根樗蒲，“曰：‘若富贵可期，频得三卢’，于是三掷尽卢”，就是以赌为卜。赌博是一种金钱搬运术。它之所以吸引人，让你心甘情愿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放到别人口袋里，原因是它也可能把别人口袋里的钱乖乖送到你的口袋里；赢了固然可能输，输了也还可能赢——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赌场为了吸引人，对胜率的设定有一套学问，输得太多没人来，赢得太多没钱赚，奥妙是使输赢相济，产生“周而复始的间歇性刺激”，令赌客着迷，“嗔目贾勇”，“旁若无人”，“花甲老人也似脱缰野马”。赌客输赢无常，没有永久的赢家。永久的赢家只有庄家。《东坡志林》说“绍兴中，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卖诸禁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其方，曰‘但止企头’。道人亦善鬻术矣，戏语得千金，然未尝欺少年也”，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但为什么还是有人乐此不疲？我想除金钱的贪欲，还在于它对人类竞争的模仿很逼真，抓住了人性的弱点。我们在上面讲占卜没有“可重复性”，然古今中外信之者众，这和赌博是同一个道理。它们都是利用人类固有的“机会主义”。
“卜、赌同源”不仅对了解古代很重要，就是对了解现代也有帮助。因为即使是在科学昌明的现代，人类也并未告别占卜，仍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古老思维。例如现在要问刮风不刮风、下雨不下雨，我们有以卫星云图为据的天气预报，比殷墟卜辞不知强了多少。但要预报地震呢，把握就不那么大，至少是不敢二十四小时一报。其他测不准，又等不了，少不了连蒙带猜的事还很多，比如股市行情、战争长短、足球胜负，所谓预测，虽然有点根据，但和占卜也差不多。
足球胜负难以预测，原因主要在于它的预测对象是人：人的心眼太活，人与人的对抗变数太多，即使分级分组，也得靠抓阄。其实人类的社会行为多多少少与之相似。比如军事学家在这方面就比较坦率，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孙子·势》），克劳塞维茨说“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战争论》）。政治家虽然脸皮比较重要，但也常常是拿赌气不服输也不认错当“坚毅性格”。况且，现代社会作为商业社会本身就有赌博性。美国人经常说，他们的经济学家是糟糕的天气预报员。同样，民主社会的选票有时也像彩票。这些都使社会科学，特别是带应用和预测性质的社会科学仍大有巫风。
现代历史学家都很重视史实积累中的因果关系，这与占卜也有相通之处。古代史、卜同源。我们读《左》、《国》一类古史，当不难发现，古代的史官都擅长占卜，好作预言，史实与谶言互为经纬。他们记史，虽以“现在”作观察点，向上追溯，主要是“向后看”，这和占卜都是“向前看”好像不一样。但史家讲“前事不忘”，下文是“后事之师”；占家貌似“三年早知道”，其实是“事后诸葛亮”。两者都有“瞻前顾后”的性质。古代的史册和占卜记录都要存档。史家讲今之某事，总好追述前因，说“昔者如何”，好像文学家巧设的伏笔。他那个“昔者”，就是从旧档里面翻出。同样，史家讲预言，也有不少是从占卜记录倒推。例如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卜辞通常是由前辞、命辞、占辞、验辞而构成。所谓“验辞”就是以后事覆验前占。这样的“验”本身就是因果链。《左传》讲懿氏卜妻敬仲，预言陈氏之大。《史记》载太史儋见秦献公，预言周秦分合。这些几百年跨度的“大预言”，讲得那么有鼻子有眼，其实就是倒追其事。讲话时间是在结果点上。
现代历史学家讲历史因果，每从结果反溯原因，他们有各种假设性的理论，如所谓“反事实分析”。这不仅是古代史官的遗产，也是古代占家的遗产。
研究古代占卜，占法重要，心理更重要。记得小时候，我对有件事总是感到神秘，这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越是期望成功，成功越是盼不来；越是担心失败，失败越是躲不开。后来长大了，我才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任何人类行为，都有“人”和“机运”捉迷藏，“人”和“机运”相适应的问题。占卜这件事，卜求机运只是一半，还有另一半是心理问题。比如一件事，成功失败，机率各占一半，你有两种准备，胜负各一半，当然比较好，心理感受往往是不赔不赚（与期望值相当）；但更好是“花开花落两由之”，胜负不萦于怀，这样，你会对失败感到当然，成功感到意外，好像占了大便宜（高出期望值50％）；最不好，就是一门心思光想赢，赢了觉得不够本，输了觉得太冤枉（低于期望值50％）。虽然从道理上讲，心理期望不会改变机运本身，但心理的改变可以影响到行为，行为的改变又会影响到结果。比如在体育比赛中，这对临场发挥就很重要。它对机运本身也不是毫无影响。
卜、赌同源（3）
占卜的初衷本是预测未发生之事，但结果却往往是一种心理测试。例如比较商代卜辞和西周、战国的卜辞，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在形式上是不太一样的。商代卜辞有验辞，而西周和战国没有，反而多出表示愿望和可能的“思”（义如愿）、“尚”（义如当）等辞。后者对占卜的灵验与否好像已不太关心，更关心的倒是愿望的表达。特别是战国卜辞，明明人已病入膏肓，卜人还要追问不休，说病又好了一点，但愿更好。战国时代的占卜，往往求愿胜于卜疑，特别是一般老百姓更是如此。只有荀子这样的聪明人才看得比较明白，他说：“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天论》）我想，即使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他的态度也比较对头。我们有疑未决，不妨猜猜看，果然与否，别太当真。如果以为“心想”就能“事成”，事情可能反而成不了。
中国人到美国，这景不游，那景不逛，赌城（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却是必到之处。有人想做心理测试（比如看看自己是不是“干大事”的材料），那里是个好地方。占卜之奥妙尽在其中。
1996年5月初稿，7月17日－9月28日扩大改写于西雅图。
药毒一家（1）
中医和西医很不一样，但两者都很看重药。西语的医、药是同一词，都是medicien。在西语中，来自希腊－拉丁文的“药”这个词（pharmakon）是个含义复杂的词，同时兼有“医药”（medicine）和“毒药”（poison）两重含义。例如德里达就曾借这个词讲书面语对口语的毒化作用。同样，英语中的drug也是双关语（药或毒品），一方面药店在卖，一方面警察在抓。
“药”和“毒”密不可分，这点在中国也一样。比如，中国的药学经典《神农本草经》就是本之“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的传说（《淮南子·修务》），它把药分为上、中、下药，也是按毒性大小来划分。后世本草书皆遵其例。还有古书讲“毒药”，如《素问·移精变气论》说“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周礼·天官·医师》说“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也多半是药物的泛称。
当然，古人所说的“毒”在含义上和今天还有所不同。我们今天讲的“毒药”，一般是指对人体有害，足以致残致死的药物；所谓“毒品”，也是指有“成瘾性”或“依赖性”的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古书中的“毒”字与“笃”字有关（《说文》卷一下屮部），往往含有厚重、浓烈、苦辛之义。例如马王堆帛书《十问》有所谓“毒韭”，其“毒”字就是指作为辛物的韭菜气味很浓，而不是说它有毒。孙诒让解释上引《周礼》，也以为“毒药”一词应分读，即使连读，也不过是“气性酷烈之谓，与《本草经》所云有毒无毒者异”。
不过，古书所谓“毒”虽较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