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教统之。汉地有佛教，也可相通。只有维、哈等族，因为信仰不同，不适用，但毕竟掌握了宗教上的多数。
清朝不仅在此接见藩臣，也接见外国使节。如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就是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的黄幄大帐谒见乾隆皇帝。中国古代的“藩”，既是边疆也是外国，两者的概念常有混淆。在乾隆皇帝眼里，英国和蒙、藏藩臣也差不多，只不过距离更加遥远罢了。
二、甘泉宫
中华帝国的王朝史，秦汉是头，明清是尾。避暑山庄和甘泉宫，正好在一头一尾。它们都是帝国盛世的辉煌建筑。
甘泉宫，是汉武帝因秦旧宫而建，大约建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前后。它的兴衰，也和国运相伴，武帝最盛，昭、宣弛废，元帝复作，成、哀则时罢时复。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奏废武帝诸祠，这里不再是皇帝的驻跸之所。但东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旧宫还在，偶尔还使用，隋唐以来才湮灭无闻。现在是一片废墟。
去年，去陕西考察，自西安出发，西北行，经三原、泾阳，从谷口入淳化县境，道如深沟，越往北走，越高越平，最后到达这片遗址。
过去，读汉赋，如王褒的《甘泉赋》，扬雄、刘歆的《甘泉宫赋》，我的印象是，这里山川秀丽，宫观玲珑；珍禽异兽，出没其中；繁花茂树，点缀四周。但一路所见，却是满目的黄土，沟沟坎坎，颠颠簸簸（当时正在修路），除了庄稼地还是庄稼地，北面的远山（甘泉山），也是昏蒙一线。那感觉就像西方探险家初入伊拉克。他们很难想象，眼前这个气候恶劣，蚊蝇丛生，野兽出没，强盗横行，贫瘠而荒凉的土地，就是《圣经》和古典作家笔下那个有如仙境的文明之域。凡是古老文明的故地，都贫穷落后，灾难深重，这是令人伤感的地方。
这是一片开阔的塬区，荒烟衰草之中，有十个绿草丛生、大小不一的土堆，即古代建筑的夯土台基，耸立其中。其中两个窝头状的土堆，是著名的通天台。两台的前面有个小院，现在是遗址文物保护管理所的工作站，原来是明清武帝庙的献殿所在。院子的后面，野地里戳着两件西汉石刻：石熊和石鼓。石熊，面部残损，但憨态可掬。石鼓，高可齐腰，据说原有魏太和六年艾经、艾程等人的题记，已经看不清，可以看清的是宋政和六年种浩等人的题记。田埂上，随处可见农民耕地捡出的残砖断瓦，拿起看一眼，都是秦汉遗物。此外，一切很平常，就像其他北方农村。历史的记忆，震撼的美丽，静静地埋在这片土地之下，一睡就是两千多年。没有人去发掘，把它从沉睡中唤醒。
空白诱发想象，止不住。我们还是看看古人留下的描写吧。
第一，从地图上看，甘泉宫也是汉胡来往的关节点。它所在的云阳县，本来是义渠戎（可能与匈奴有某种关系）所居，秦昭襄王母宣太后用美人计刺杀义渠王，才占有该地。秦昭襄王修长城，是秦始皇修长城的先声。他修的长城是一道斜穿北纬38度线的长城。始皇拒胡，再修长城，把汉胡分界线推到北纬41度线左右，设北地、上郡、云中、九原四郡镇守之，控制匈奴南下的通道。秦末汉初，中原内乱，匈奴南下，占领蒙恬故塞，曾一度把汉胡分界线推回到秦昭襄王长城，即朝那（今甘肃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一线。汉武帝再拒戎胡，又把匈奴势力推回到秦始皇长城，即北纬41度线。甘泉宫是在云阳，今陕西淳化县的西北。淳化县又在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的西北。它和咸阳、长安有驰道相连，去长安约三百里（《三辅黄图》卷二）。这个地点，是从两大帝都北上黄土高原的入口。秦、汉在此大兴土木，修建离宫，是以它为北通胡地的塞门。秦人北拒匈奴，是仰赖两个浩大工程，一是横贯东西，修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二是纵贯南北，修高速公路，南起云阳，北至九原，当时叫直道（长约900公里）。直道的起点就在甘泉宫后约4公里的甘泉山上。秦始皇崩于沙丘，他的尸体，就是从井陉、九原，沿秦直道，经云阳，送回咸阳发丧。汉代备胡，也是以它为长安的门户。
避暑山庄和甘泉宫（3）
第二，甘泉宫是西汉的六大宫殿之一。其他五宫，长乐、未央、建章、桂、北，全部集中在长安。长安以外的离宫，名气最大，要数甘泉宫。甘泉宫是因秦旧宫而建，不是一个宫殿，而是一个宫殿群。学者说，它的实际地位是陪都，一点没错。这个宫殿群，也是一座大型园林，当时叫“甘泉上林苑”（有“甘林”瓦当出土），或省称“甘泉苑”。园林是仿长安上林苑（原为秦苑），既是避暑胜地，也是校猎的围场。苑南有大湖，和长安一样，也叫“昆明池”。苑中宫观，是以秦林光宫和汉云阳宫为主要宫殿。此外，还有武帝祷祠神君的寿宫和武帝用事太一的竹宫，以及高光、长定、望仙、七里、增城诸宫，仙人（林光宫内）、石关、封峦、鳷鹊、露寒、益延寿、迎风、储胥、洪厓、弩陆、彷徨、天梯、瑶台、走狗、白虎、温德、相思诸观。甘泉苑南，今淳化县城附近，原来还有梨园和棠梨宫。汉武帝到此避暑、校猎，是在每年的五月到八月，和康熙、乾隆于承德避暑、木兰秋狝情况相似，连时间都几乎一样，围猎也主要是猎鹿。避暑期间，皇帝还在此处理政务（如受郡国上计），接受诸侯王朝觐，特别是处理藩务，宴享外国宾客，派遣使节出塞。如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从这里出发。汉宣帝接受匈奴单于和蛮夷君长朝觐，也在此处。
第三，甘泉宫是汉代最重要的祭祀中心。西汉时期，官方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是叫“祠畤”。祠和畤，混言无别，细分则有差异，祠是泛称祭祀神鬼的场所，如武帝太祝所领的六祠：亳忌太一祠、亳忌三一祠、冥羊祠、马行祠、甘泉太一祠和汾阴后土祠。畤，则专指祭祀天地、五帝，即举行郊祀的场所，如甘泉泰畤和雍五畤。畤可称祠，如甘泉泰畤也叫甘泉太一祠；汾阴后土祠属于畤，却以祠称，但一般的祠却从不称畤。《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记载的祠畤，都是国家注册的宗教场所，民祠还不知道有多少。它们有点类似后世的寺庙。但汉代，祭祖的场所多叫庙，如高庙、孝文庙、孝武庙；祭祀神鬼的场所多叫祠，如上面说的那些祠。当然两者也混用，如汉文帝的渭阳五帝庙，既不称畤也不称祠；武帝立汾阴后土祠前，高祖已立后土庙。唐宋以来，也是把后土祠叫后土庙。武帝时期，其文治武功，也是借“广修庙”，除致力政治统一、学术统一，还强调宗教统一。武帝和武帝以后，王莽废祠以前，西汉祠畤达700多处，其中最有名，是三大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和雍五畤。甘泉泰畤是祭天中心，地位最高，就是设在甘泉宫。甘泉，秦夺其地前，固有所谓“黄帝明廷”和“匈奴祭天处”，本来就是个古老的祭祀中心。泰畤，有祭天圜丘，上为太一坛（紫坛），周环五帝坛和群神坛，有如后世的天坛（旁边有紫殿），这是汉族最高的祭祀中心。此外，它还有六座象征武帝怀柔政策的祠庙。三座是胡祠，径路神祠是祭匈奴的刀剑之神；休屠祠应是匈奴休屠部的神祠；金人祠是祭匈奴供奉的“祭天主”，神像是胡貌胡装，用铜铸造，也是虏自休屠。它们都是为胡而设，祭胡之神，既可抚绥远在北方和住在当地的胡人，又可配合汉人自己的宗教信仰。汉族祭天，太一无象。匈奴祭天，则有金人。两种信仰，和平共处，并存于甘泉，是一大奇特景观。三座越祠，是由越巫用一种叫“鸡卜”的巫术，在一座小台上进行祠禳，当时叫“越巫※※祠”。前者是汉武帝北逐匈奴，借匈奴神祇怀柔匈奴。后者是汉武帝南征南越，借南越巫术怀柔南越。它们很像承德的外八庙。这些庙，是当时的天下缩影，有点像现在的世界公园。
甘泉宫的祭天金人是在佛教传入前就存在。佛教传入后，曾被误解为佛教造像。如敦煌莫高窟323窟北壁的初唐壁画就是这样画，崔浩、张守节也有这种解释。其实，这种金人是代表匈奴的天神，它与秦始皇销天下之兵铸造的十二金人是同一类造像，都叫翁仲，并不是佛像。前者是直接虏自匈奴，后者则是仿制品，原形还是匈奴的神像。这样的神像被立于甘泉宫中，有如承德普宁寺的大菩萨（高达23米多），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夸张的说法，是一庙可抵百万兵）。它们既是秦汉武功的象征，也是秦汉怀柔的象征。
三、余论：中国早期的“五族共和”
动物凶猛，因为害怕。人类残忍，源于恐惧。他们害怕敌人，子子孙孙，世代传递深仇大恨，早晚一天会复仇。
说到这个话题，和汉征匈奴有关，和休屠金人有关，有个故事值得提起。这就是休屠王太子金日磾的故事（见《汉书》本传）。
金日磾，“金”是纪念汉武帝虏获休屠金人而赐以汉姓，“日磾”盖原名之译音，“翁叔”是汉代常用的名字，则与“翁仲”相配。他以父王不降见杀（初与昆邪王谋降汉，后悔，被昆邪王杀害），而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初入汉宫，只有14岁，因为身材高大，相貌庄重，见后宫佳丽，目不斜视，样子长得好，马也养得好，深受武帝喜爱，先拜马监，后迁驸马都尉，随侍武帝左右。武帝对他母亲很好，母死，下令为她画像，挂在甘泉宫中，署曰“休屠王阏氏”，日磾每见必拜，向之涕泣；他的两个小孩，也是武帝身边的弄儿，有如宠物。莽何罗刺武帝，日磾救过他的命，夙有忠孝之名。武帝死后，遗命封侯，不受，与霍光共同辅佐汉昭帝，地位极其显赫，死葬茂陵，谥曰敬侯。我到茂陵参观，见过他的墓。
避暑山庄和甘泉宫（4）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很好奇，古人为什么常常用自己过去的敌人或敌人的后代做近侍或养马？难道他们就不怕孙悟空（官封弼马温，就是养马）大闹天宫，勾践（他也为夫差养马）卧薪尝胆，一洗会稽之耻吗？看来，政治家是要有点胸襟和魄力的，就像人能驯服猛兽，豢养役使之。他们懂得，“奴才”比本来意义上的“自己人”要更为可靠。“奴才”是“丧家之犬”，对主人最有依赖性，不像“自己人”，各有地盘和势力，盘根错节，反而难以驾御。
古人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器量。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混乱世界，虔诚有余、宽容不足，以巴冲突是其缩影。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圣地都在耶路撒冷，一地难容三教。他们根本不能想象，甘泉宫是把汉胡之神搁在一块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个靠武力输出一切的世界，声音太小。它使我们不能不对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进行重新思考。
世界上的国家形态，一直有两条路子。一种是部族纷争，小国林立，长期分而不合，或只有松散的联合，管理水平低下，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权力中心。一种是大地域国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科层管理非常系统，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前者如雅典，后者如亚述、波斯和中国。由于取径不同，政教关系也不同，造成两种“大一统”：一种是有统一宗教，没有统一国家，宗教管国家；一种是有统一国家，没有统一宗教，国家管宗教。前者的典型是欧洲各国，后者的典型是中国。
两种国家形态，两种大一统，哪种更好，这里不必谈。很多问题，短期里还看不清。我想说的是，中国在国家形态的研究上有什么意义。
我们都知道，国家的产生是为了制止和控制人类的流血冲突。我们人类比任何动物都更爱自相残杀，也更会自相残杀。对这个物种来说，杀人是最高科学。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怎么在同一片天空底下和平共处，这是一个难题，至今还困扰着人类。在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上，我们能看到的最普遍，最简单，也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既消灭其肉体，也消灭其精神（主要就是铲除对方的信仰），挖对方祖坟，毁对方宗庙，灭对方社稷，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如亚述帝国和蒙古帝国，马蹄所到，剑锋所及，经常是血腥屠城。近代列强瓜分世界，也充满野蛮杀戮，遗风被于今日。征服者为了获取其可怜的安全感，他们觉得，杀死对方居民，真是太有必要。即使留下妇孺老弱，也只限于女性，所有男人，必须全部杀光，西周铜器铭文叫“无遗寿幼”。为了防止意外，坑杀降卒，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