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上前去，从后面扶住他的肩：“红川，怎么了？”
可他固执地不让我扭转他的肩膀，使我感到他瘦弱的躯体里蕴藏着一种倔强的力量。
我转到他的正面，用双手捧起他的脸：啊！他的脸上布满泪痕！
我一下意识到，自己刚才“幸灾乐祸”地伤害了一颗童心……
“原谅我，刚才我是和你开玩笑呢！”我诚恳地对他说，并帮他擦着泪水。
他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流泪。
尽管当天晚上我就去了他家，再次向他赔礼道歉，但从那以后，他只要看见我便垂下眼帘；而我，只要一看见他，就感到一种强烈的负疚感……
这似乎只是一件“小事”，我甚至似乎可以责怪这个孩子“小气”，“连个玩笑都受不了”，但这里的所谓“小事”和“玩笑”，只是站在我这个成人的角度看问 题的；如果站在孩子的角度看，这就是“天大的事”，而我的“玩笑”对这个双腿有残疾的孩子来说，更是“奇耻大辱”！教育，需要我们常常站在儿童的角度看问 题。所谓“理解儿童”，不是站在成人的角度去理解，而是以儿童的心去理解儿童的心。
拳头，竟对准了学生
攥紧的拳头终于砸了出去！
我立即感到了手指关节一阵钻心的剧痛，这是自己拳头与对方门牙的激烈碰撞所致；与此同时，我看到一股鲜红的液体从对方的嘴角流了下来；随即，耳边响起了无比凄厉的哭嚎：“老师打人了！老师打人了！……”我这才猛然意识到：我又打学生了！
在我参加工作的头一个月，这是我第三次对学生大打出手了。
第一次打的是一位高一男生，他课间踢球，把我班玻璃窗打碎了，我批评他两句，他却骂我“神经有病”，于是我给了他一拳头！当然，事后我被校长狠狠批评了 一顿。第二次打的是一位初三女生，她在我班上体育课时，溜进我班教室乱翻书包，正巧被我路过发现。我叫她出来，她居然就不出来，我于是把她拉出教室，她竟 反诬我对她“动手动脚”！“你简直血口喷人！”伴随着我气急败坏的斥责，我给了她一耳光！结果，这一记耳光也打掉了我一月的奖金。
但我并不认为我这第三次打人是“老毛病复发”，相反，我还觉得我是“见义勇为”呢！
下午放学后，我路过操场，远远地听到哭声。循声而去，原来我班王红川被欺侮了——王红川和几个同班同学在打篮球时，一位手持篮球的高三男生要强行霸占球 场，几个初一小同学怎敢和他对抗，于是纷纷离去，唯独个子瘦小的王红川“不识时务”，硬要和这位“霸王”理论，结果被对方一耳光把鼻血都打出来了！
如果被欺负的是我班其他同学，可能我还不会这么气愤，偏偏被打的是让我一直深感内疚的王红川，我就不但觉得应该挺身而出，而且自己“赎罪”的机会也到了！
开始，我还比较克制自己的情绪，只是严肃地质问那个高中生“为什么欺负小同学”，然而，他居然冷笑着扬起右手向我展示他的中指，这一个极为下流的侮辱性 “国际性通用手势”，终于让我怒不可遏！于是，我自己的拳头就不由自主攥得特别紧，扬起来的时候特别痛快，而砸出去的时候又特别“火爆”！
“是的，我打了你！但我打的是流氓！”我一边揉着还是有些火辣辣的拳头，一边呵斥眼前这个满嘴溅红的“流氓”，并且朗声说道，“走！跟我到校长办公室去！”
哐！我一脚踢开校长办公室的门，一屋子正在开会的校领导惊愕地抬头看着我。我把那个学生拖进去，然后庄严说道：“我打人了！随便你们怎么处置我。具体经过你们问他！”说完，我扬长而去……
以后几天，校领导轮番找我谈话，苦口婆心地对我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我都理直气壮：“我打的不是学生，是流氓！”“在他面前我也不是老师，是惩治流氓的警察！”“难道当老师的不该保护自己的学生吗？”“难道老师不应该见义勇为吗？”……
当时，我并不认为我是强词夺理，而是真的认为我没错。
而且，我满以为学生们会为我的行为喝彩，的确也有部分学生觉得“李老师真棒”；然而，不久我批阅学生交来的日记时，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把教育失误变成教育财富（3）
王红川同学被高年级同学欺负，于是李老师帮王红川打了那个大同学。不少同学认为李老师做得对，帮我们出了一口气，觉得李老师真是爱我们。我也认为，虽然 我们和李老师还认识不久，但他的确很爱我们。不过，我觉得李老师不该打人。王红川同学是学生，那个高年级的同学，也是学生，也应该被老师爱。虽然他欺负小 同学不对，李老师也不应该打他。李老师说他不是这个“恶霸”的老师，但是，李老师打人的时候，在我们和其他班同学的眼里，李老师仍然是老师呀！
说实话，学生日记所说的观点，我早就明白；而且校长给我谈心时苦口婆心所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但是当这些我十分熟悉以至有些逆反的话出现在我学生的日记中时，我的心灵真正被触动了。来自童心的忠告，让我感到了真正的惭愧。
以厚此薄彼的态度对待学生，并不是真正地爱学生，所“爱”的一部分学生，实际上成了班主任的私有物，因而这种“爱”是自私的，与师德是格格不入的。同 时，对外班学生的轻视、敌视以及任何不负责任的粗暴，同样会在本班学生中损害自己的形象，降低自己的威望，更为严重的是，还会给学生带来不好的影响。因 此，我应该随时提醒自己：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教师，而不只是某个班的班主任；你周围所有的少年都是你的教育对象，你对他们都负有同样的爱和教育的义 务！
这是1982年3月，我参加教育工作的第一个春天，我的学生用他们的童心为我上的一堂课。
从那以后到现在，我虽然又多次产生过用拳头“教训”学生的冲动，但至今也只是“冲动”而已。
那一夜，我通宵未眠……
星期一下午第二节课，全班学生来到学校逸夫楼集合，准备进行歌咏比赛的排练。我清点人数，发现曹辛没来。学生们告诉我：“刚才上政治课，曹辛发出怪叫，严重影响了课堂纪律。现在，老师把他带到办公室教育去了！”
我一听，一股怒火就直冲脑门：又是政治课违纪！又是这个曹辛！
曹辛是个学习很差，纪律更是一贯让我头疼的男生。上周星期五的政治课，曹辛也是严重违纪，气得老师没法上课。当时，我就决定把他父母请来和我一起教育 他。曹辛很怕请父母到学校，便哀求我原谅他，还向我保证绝不重犯。于是，我耐心地和他谈了很久的心，最后一句话是：“我不奢望你从此所有的课堂纪律都非常 好，但我希望你下次政治课一定要上好。如果下次政治课再犯同样的错误，对不起，我就只好请你父母来监督你一起上课了。”
没想到，这节政治课他又捣蛋！
放学后，我找到曹辛问他情况。他说：“我上政治课思想开小差，想象两辆汽车相撞，嘴里就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一声‘轰’……”
我厉声质问他：“为什么又犯老毛病？”
他说：“政治老师已经教育我了，他也原谅我了。”
“可我不会原谅你！”我越说越激动，“今天我没什么说的了，就按前次说的办：明天请你家长来监督你上课！”
“李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我爸爸会……打我……”曹辛满脸惊恐。
“那我不管！”我的回答非常干脆，毫无回旋余地，“我不再相信你的任何保证了！”
他刚离开，英语科代表又来对我说：“李老师，陶奇英语课有意捣蛋，而且不听老师的招呼。另外，他今天又没交英语作业！”
我顿觉得天昏地暗！
陶奇和曹辛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铁哥儿们”。开学不久，我就感觉到：陶奇是班上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突然爆炸。虽然认识他还不到一学期，但我在 他身上花费的心血一言难尽。就在上周周末晚上，我还顶着刺骨的寒风骑车到他家家访，和他谈了很久，鼓励他改正缺点。当时，陶奇满脸真诚，表示一定要“重新 做人”。
然而，仅仅过了两天……想到这些，我勃然大怒：“把陶奇给我找来！”
陶奇来了：“李老师……您……找我？”
“不是我找你，是你找我！”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愤，“你每天都在‘找’我！你能不能让我有一天的清静？”
陶奇小声说：“我错了嘛！再原谅我一次嘛！”
我继续吼道：“少来这一套！这些话我听够了！今天晚上，我再去你家家访！”
陶奇一听这话，更急了：“李老师，再原谅我一次嘛！我一定……”
我打断他的话：“你休想再让我相信你！”
说完，我就走了。
其实，晚上我不可能去家访，因为我还有其他事。但晚上八点以后我还是给他家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正是陶奇母亲，她一听是我的声音，就泣不成声：“李老师……陶奇还没……没回家……”
我一惊，忙问她怎么回事。她在电话中断断续续给我诉说了放学时的一幕——
下班后，陶奇母亲照例到学校来接儿子。一走到教学楼前，就碰见上英语课的易老师，易老师便把陶奇的课堂违纪和不交作业的情况告诉了她。气愤之中，她便冲 到教室去找陶奇，没找到。于是，她又在校园里四处寻找。结果在停车棚找到了陶奇，他当时和曹辛正准备推车往外走。陶奇母亲一见陶奇，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 绪，冲上去就给了陶奇一个耳光！并叫他就在原地等着，可等她把自己的自行车推出来时，陶奇和曹辛已不知去向……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电话里的陶奇母亲带着哭声说道，“唉！当时我的确没能控制住自己。其实，看到他俩在车棚前鬼鬼祟祟地商量着什么时，我对他们的出走就应该有所警惕，但我仍然太大意了……”
我赶忙给曹辛家里打电话，结果听到的还是一位母亲的哭声：“曹辛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啊！”
我又给一些学生打电话，问陶奇和曹辛的下落，但无一人知道他俩的踪影。只是不少学生告诉我，下午放学后听到曹辛在叹气：“我不敢回家了，爸爸妈妈肯定会打我的！”陶奇也不停地说：“我爸爸妈妈一定不会饶我的。”
接下来，在蓉城寒风凛冽的茫茫夜色中，陶奇父母在四处寻找，曹辛家长在四处寻找，我也在四处寻找。直到深夜，直到凌晨，仍然没有任何线索……
把教育失误变成教育财富（4）
那一夜，我想了很多很多。表面上看，曹辛和陶奇的出走，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而怕回家挨打，而直接导火索是陶奇母亲的一记耳光。但是，我有没有责任呢？回 答绝对是肯定的。当他俩犯了错误请求我原谅时，我却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推上了“绝路”：“我不再相信你的任何保证了！”“你休想让我再相信你！”是的，从我 的角度看，我有一万个理由这样说，因为他们的确是屡教不改，很难让我相信了。但是，从学生的角度看，既然是从小学起就养成了许多极坏的习惯，那么，指望他 们在短时间内就改正，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对犯了错误的曹辛和陶奇来说，向我表示“要改正”，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且也未必就不是他们当时的真心话，可 我为什么就一定要把他们想得那么坏，认为他们是在“敷衍”我呢？如果我今天再耐心一点，情况可能不会发展成这样。特别是我不应该说：“我不再相信你们 了！”这无疑是向他们宣告：“你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好学生！”这就不仅仅是对他们自尊心的伤害（其实，对他们来说，自尊心已相当“坚硬”了），而且是彻底摧 毁了他们可能仅存的一丝向上的信心和勇气！
哪怕是面对看起来似乎完全“无可救药”的学生，教育者也不应该对他失去信心，更不应该把教育者对他的绝望变成他自己对自己的绝望！这是多年来我经常提醒自己的一点，怎么今天我恰恰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呢？
那一夜，我通宵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学校。令我惊喜的是，我一走到教室门口，便看到了乞丐一般肮脏憔悴的曹辛和陶奇。原来他俩昨晚是在市中心天府广场的毛主席塑像下和乞丐一起度过的。
“嗬，去当了一夜‘毛主席的警卫员’？”我轻松地给他俩开了个玩笑，便让他们进了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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