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层上大雁四周静谧一片，不论他怎样眯起眼睛来侦察，也未能发现有猎人的踪迹。但是他朝湖岸上一看，却看到奇妙的景致，他觉得仿佛见到了神奇仙境，就像那个海底城市维耐特或者闹鬼的大尤尔屿林园一样。
那天下午，大雁们在决定栖息在这里之前曾经绕着大湖来回盘旋过几次。他们一面飞一面让男孩子看看湖岸的教堂和村庄，教堂四周村庄不少，有雷克桑德、雷特维克、莫拉、苏莱乐岛等等，有的村庄就像小城市那样大，男孩子感到很吃惊，想不到在这么靠北的地方竟然会有这样密集的村庄。这一带地方天光明亮，地上青翠，生机蓬勃，一派欣欣向荣的农家乐景象，这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连一点叫人恐惧可怕的东西都没有见到。
夜幕降临以后，湖岸上忽然出现了一个火焰窜得很高的长长的火圈。他看到在湖的北端的莫拉村、苏莱乐岛周围、魏卡宾村。徐尔堡村的高处、雷特维克湾边上那个有教堂的小岬上、莱尔达尔山上和别的岬角和土丘上，一直到雷克桑德村，都有大堆大堆的火在燃烧，他可以数出一百多个火堆。他真弄得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些火是哪里来的，倘若不是妖术蛊惑或者魔鬼作祟的话。
大雁们听到劈啪声响，也惊醒过来。阿卡朝向岸上瞅了一眼，就说道：“哦，那是人类的孩子们在玩游戏哪。”她和其他的大雁马上又把脑袋缩到翅膀底下睡起觉来。
可是男孩子却站在那里痴呆呆地看着那些火堆，湖岸像是被璀璨闪光的金项链打扮得珠光宝气一样，那些明亮的篝火委实迷人。他就像一只小蚊蚋一被那巨大的光和热强烈地吸引过去。他满心想走近一些去瞧瞧，但是又不敢离开大雁们。他又听到了一声又一声清脆的枪声。他现在知道这些枪声已经没有什么危险，倒被吸引得好奇心大发，心痒痒地想去看个究竟。这一切似乎是，篝火旁边的人们玩兴太高，单单是欢笑和喊叫还嫌发泄得不够，所以务必要拿出猎枪来放几下才觉得满足。他们还在山顶的篝火旁往空中放了烟火。虽然那堆在高处的篝火已经非常大而且火势十分旺盛了，但是他们却想更让它增光添色，让那晴朗的夜空也分享一下他们的欢乐。
男孩子慢慢地朝着湖岸走去。一阵阵的歌声随风飘来，传进了他的耳朵里。他身不由己地飞奔起来，他说什么也要去听听人们唱的歌。
在雷特维克湾最里边有一个供蒸汽船停泊用的很长很长的码头，顺着湖岸伸展向前。有几个歌手站在码头的最边沿，他们悠扬的歌声传到了深夜宁静的湖面上。他们大概以为春之神也像大雁们那样在锡利延湖的严冰上呼呼大睡，所以他们引吭高歌，想用歌声把她唤醒过来。
那几个歌手先唱了一曲《我知道北部高原有一个地方》，接着又唱到“在达拉那省有两条宽阔的河，到了夏天这里是多么美丽，土地和河流都乐呵呵”。接着又唱《图纳进行曲》、《勇敢坚强的男子汉》，最后还唱了一支《世世代代都住在达拉那》。这些都是歌咏达拉那省本地风光和风土人情的乡土歌曲。码头上没有篝火，歌手们看不见远处的景物。但是他们乡土气息浓郁的歌声却把本省的湖光山色一一展现在他们面前，展示在所有听见他们歌声的听众眼前，比白天的景色更加明媚、更加可爱。他们似乎要以真诚来打动春之神的心：“你看，这么广阔的土地都在盼望你早点来到！难道你不想快点来帮帮我们？难道你还忍心让冬天继续对这样美丽的土地肆虐吗？”
他们高声唱歌的时候，尼尔斯·豪格尔森便停住脚步，屏息凝神地站在那儿侧耳细听。歌声一停下来，他就赶紧往湖岸边走。港湾最靠里面的冰层已经解冻了，但是泥沙淤积得几乎同湖岸相连，这样他还是可以走过去，朝向湖堤上的一堆篝火悄悄靠拢。他蹑手蹑脚非常小心地走到近处，连坐在篝火旁边的人都能够看得清楚了，还能听清楚他们的讲话。起初他又犯了疑心病，不大信自己的眼睛，总是觉得自己看花了眼。他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是这样打扮的。女人们头上戴着黑色尖顶帽，身穿白色皮夹克，脖子上系着绣有玫瑰花的围巾，腰间系着绿色绸腰带，黑色长裙前襟打褶，还镶有白色、红色、绿色和黑色的滚边。男人们头戴扁平的圆形帽，蓝色的上衣镶有红色的滚边，下身是齐膝的黄色皮裤，裤腿塞在系着红色小绒球的袜带里。他不晓得是因为穿着打扮还是什么别的缘故，反正他觉得这里的人模样儿同其他地方不一样，看上去要鲜艳整齐得多。他听到他们在彼此交谈，他谛听了良久，可是连一句话都听不太懂。他忽然想起了妈妈在箱子里收藏着的那几身古色古香的、如今谁也不穿的衣服。说不定他碰巧见到了某个古老的种族，因为这类古老的种族里有的是在好几百年前活在这个世上的。
可是这只是他脑海中的一闪念，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在他的眼前，的确是活生生的真人。他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在锡利延湖居住的人无论在语言、服装和气质上都要比别的地方更多地保留了古老的传统。
男孩子很快就注意到，他们是在追忆往昔。他们谈到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到别的市镇上去干活，这才能挣回全家吃的面包。男孩子听了好几个人讲的亲身经历，但是深深印在他脑海里的是一个老年妇女的回忆。
米尔·谢斯婷的回忆
我父母亲在东毕尔卡有个小农庄，但是我们家兄弟姐妹太多，那一年又逢到荒年歉收。我在十六岁上就不得不离开家到外面去闯荡了。我们大约有二十来个年轻人结伴离开了雷特维克湾。1845年4月14日我第一次启程去斯德哥尔摩。我随身带的饭袋里装了几个圆面包、一块牛肉和一点点奶酪。随身带的路费总共只有二十四先令。我的皮行李袋里还放着另外一些食物和一身干活穿的衣服，我央求一个赶车的农夫提前把这个旅行袋带走了。
这样，我们二十来个人就一起徒步走到法隆去。我们一天往往要走三十到四十公里，一直走到第七天上才走到了斯德哥尔摩。现在，姑娘们哪，只消乘上火车，舒舒服服地坐八、九个小时就可以到那里，那真是天壤之别啊。
我们走进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城里人就大呼小喊起来，“看哪，达拉那帮佣军团进城啦！”这句话喊得也对，因为鞋匠在我们的高跟鞋的鞋跟上钉了起码有十五个大钉子。我们走在铺着卵石的街上，听起来真像是整整一个团的士兵在列队前进。而且我们当中常常还有人扭了脚摔倒在地上，因为我们走不惯那样的街道。
我们住进了南城的大浴场街上一个名叫“白马”的达拉那人的会馆。在那条街上还有莫拉省人的会馆，名叫“大王冠”。我说，当时我非常急于出去干活挣钱，因为我从家里带出来的二十四个先令，只剩下十八个了。我们当中有个姑娘叫我到住在鸡市附近的骑兵上尉那里去问问有没有活儿干。我总算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他的花园里掘土和种植花草。我每天可以挣到二十四个先令的工钱，吃的饭食是我自己带去的那些食品。我只买得起一点点东西，可是老爷家里那些小姑娘看到我带的饭食实在少得可怜，就跑到厨房里去给我要来吃的东西，这样我总算能够吃饱了。
后来我又到诺尔其大街一位夫人家里去帮工，我在那里住得很糟糕，老鼠把我的帽子和围巾都拖走了，而且还把我的皮行李袋咬了个大洞，我不得不找来了一只破靴筒，用那上面的皮子来补缀。我在那一家干了两个星期就给打发回家了，身边只有省吃俭用留下的两枚银币。
我回家路过雷克桑德，在一个名叫罗耐斯的村子里住了两三天。我记得村里人用连糠带皮的燕麦粉熬稀粥喝。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果腹，在饥荒的年头能够吃上那样的饭食也就算不错了。
那一年就这样熬过去了，可是第二年状况更加艰难啦。我又不得不离开家门去找生路，因为呆在家里日子就更没法子捱过去了。我跟着两个姑娘到了霍德斯瓦尔。从家乡到那里是二百四十公里。我们不得不背着皮行李袋徒步走去，因为我们没有便车可搭。我们原以为可以找一些整修花园的活计干。可是我们到了那里一看，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哪里来这样的活儿可做。于是我就到那里的乡下去，在村里向人家到处苦苦哀求，希望他门能给我点活儿做。亲爱的姑娘们，我是又累又饿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后来总算找到了一家衣庄，我在那里留下来剪羊毛，每天挣八个先令，到了天气再转暖一点，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就又去干照料花园的活计，一直干到七月末。我是那么想念家乡，就动身回雷待维克，你们要知道，我那时候才十七岁哪。我走呀，走呀，半道上鞋磨烂得不能穿了，我只好咬牙赤着脚走了二百四十公里路，可是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毕竟积攒下了十五枚银币。我还给我的小弟弟小妹妹省下了几个小麦做的圆面包，还有一包方糖。那是有人叫我喝咖啡的时候给我两块方糖，我总是藏起来一块。
姑娘们，如今你们都安安逸逸坐在这里，你们真不知道要怎样感谢上帝才对，上帝赐福让我们过上了比较像样的日子。当初那时候，可是饥荒连年，一年又一年地没有收成，达拉那省所有的年轻人都只好出门逃荒，流落到他乡去闯活路。在我回家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47年，我又去了斯德哥尔摩，在大鸡山花园里干杂活。一起干活的有好几个姑娘，每天的工钱多了一点，不过还是要非常省吃俭用才行。我们把花园里的那些破烂，像旧钉子啦、碎骨头啦等等，都拣起来拿到收破烂的小铺里去卖。卖到了钱，就去买公家面包房给士兵们烤的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酸面包。到了七月底，我又回家了，那是要帮着去干地里收割庄稼的活计，这次出门我积攒下了三十枚银币。
下一年我不得不再出门挣钱去。那次我到斯德哥尔摩郊外的皇室马厩总管庄园的一家饭店里干杂活。那年正好在庄园附近举行野战演习，饭店老板在一辆大篷车上搭起了野外锅灶，给那些当兵的做饭吃，我就被派去当厨娘照管这一摊伙食。有件事情我就算活到一百岁也终生难忘，那就是国王奥斯卡一世曾驾临那里。我还有幸为他用牛角号吹小曲。国王陛下出手真大方，一下子就恩赐了我两枚银币。
后来一连几个夏天我都在布隆湾当游船的划船手，往返于阿尔巴奴和哈卡之间。那是我最挣钱的年月。我们船上带着牛角号，有时候游客们自己划船，让我给他们吹牛角号听。秋天划船季节结束后，我就到乌普兰去，在农庄里帮忙打场。通常圣诞节以前我就回家去，身上可以带上差不多一百枚银币。再说我帮人家打场还能挣到一点粮食，父亲就赶着雪橇在冰上驮回去。你们想想，若不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出门在外帮工挣钱，那么一家老小就无法过日子了。因为我们自己地里打的粮食在圣诞节早就吃得光光的了，那时大家种土豆的还很少。自己粮食一吃光就不得不出高价向商人买粮食吃，那些年头一桶黑麦要卖到三十枚银币，燕麦卖到十五枚银币一桶，大家非得盘算来盘算去省着点吃粮食。我记得有几回我们都是用一头奶牛去换一桶燕麦的。那时候我们用燕麦来烤面包。那种面包真难咽下喉咙，每啃一口面包，就要喝一口水，那才能嚼碎了咽下去，因为面包里头还掺了不少麦秸碎屑呢。
我一直东跑西颠，到处找活计干，直到我结婚的那一年，也就是1856年。我同一个名叫莱恩的小伙子交上了朋友，我们俩是在斯德哥尔摩认识的，我每年回家去的时候，总担心斯德哥尔摩别的姑娘会把他从我的身边抢走。她们总是爱跟他打情骂俏，把他称为“英俊的米尔·荣恩”和“达拉那美男子”，这些我都很清楚。可是这个小伙子心里全无半点虚假，他把钱积攒够了之后，我们俩就结婚了。
后来几年里，家里融洽欢娱，没有什么犯愁的事。但是好景不长，1863年荣恩去世了，我一个妇道人家带着五个半大不小的孩子，日子是很难熬的。不过，说什么光景也还不算太坏，因为达拉那收成一直不错，家家户户都有足够的土豆和粮食吃，这同早先真是大不相同啦。我独自一人耕种着我继承得来的那几小块土地，住的是自己的房子。春去冬来，时光一年又一年过去，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现在还活着的孩子们生活都很富足，真是感谢上帝！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母亲年轻的时候，达拉那人竟连饭都吃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