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到北京，原来是想到北京大学去学习，但是先必须解决糊口的问题，所以只有先工作。他初到北京，薪水微薄，举目无亲，工作之余，就在会馆里闷头读书，他那时正攻读《词学大全》，兴之所至，也会照谱填一阕，这些词只是抒发自己的感触，并不是为了发表，长调小令都有，填过就丢，自己也不保留。一天，父亲正在填一阕《念奴娇》，同乡方竟舟先生来访，随手把这阕词拿走了，父亲并不在意，过后就忘。不料事隔三四天，那位方先生突然又作不速之客，进门就说，那阕《念奴娇》被一位朋友看到了，
第14节：主编《夜光》与《明珠》（2）
他读了“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之句，大为倾倒，读其词，而心仪其人，非常想见父亲，所言的这位朋友就是成舍我，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合作多年，被人赞为珠联璧合的搭档，成先生后来成为报业巨子。
成舍我和父亲相识后，要父亲到他任总编辑的北京《益世报》去帮忙，父亲很高兴地答应了。父亲进了《益世报》，因为成舍我也喜爱诗词，做学生时总爱摇头晃脑琢章雕句，所以得了“摇头先生”雅号，两个所好相投，唱和联句，往往通宵达旦。以后父亲又兼了其他报社之职，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做了“新闻苦力”，他既无工夫，也无机缘去搞喜爱的文艺，这样过了5年，历史来了个转折，他的人生之旅也拐了个大弯！1924年，成舍我筹到了一笔资金，他要干一番大事业，他知道只有张恨水才能帮助他完成这个壮举，于是他要父亲辞去一切工作，帮他创立北京《世界晚报》，要父亲负责文艺副刊，这是父亲喜好的工作，不禁见猎心喜，就毫无条件地欣然应诺了。
1924年4月1日，北京《世界晚报》正式创刊了，报馆设在西单手帕胡同35号。因为资本少，人手自然就少。成舍我只约了父亲和龚德柏两位编辑，龚先生也是办报高手，素有“龚大炮”之称；而做报纸发行及企业管理工作的，则是成舍我北大同学吴范寰先生。他们当时都是未满30岁的青年，“为自己办报”，是多年的心愿，所以一心一意投入工作，编辑部充满了生机与朝气。
父亲在京初办文艺副刊，自然是格外努力，用呕心沥血来形容都不过分。因为是初办，外稿不多，也为了稿件的质量，初期的《夜光》几乎是“张恨水的独角戏”，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掌故、笔记、谈戏等等，全是他一个人包了，这种“包写全版副刊”的新鲜事，在新闻界是一直引为佳话的。当耳目一新的《夜光》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果然受到了读者热烈欢迎，尤其是父亲撰写的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轰动，得到了各阶层的喜爱，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第二年，也就是1925年2月10日，成舍我又在石驸马大街甲90号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是父亲主编副刊，父亲为其取名《明珠》。和《夜光》一样，初期仍是“张恨水独角戏”，他撰写了连载小说《新斩鬼传》，刊完后，又撰写了百万言巨构《金粉世家》，这部小说再一次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竟然出现了许多《金粉世家》迷。父亲还一度担任过《世界日报》总编辑，而且还主编了新办的《世界画报》。父亲在《明珠》、《夜光》的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他写的小说成了当时最时髦的作品，他写的诗、词、散文、小品，也得到了如潮的好评。所以有许多人说，张恨水为《世界日报》报业的勃兴，立下了汗马功劳！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世界日报》结识了张友鸾、左笑鸿、万枚子、吴范寰、萨空了、黄少谷、施白芜等父执，这些人成了他几十年的好友。由于父亲工作太忙，也由于报社给副刊的经费太少，为了《明珠》、《夜光》的稿件质量，他做了一件当时在北京报界破天荒的事，在报上公开招聘特约撰稿人，由父亲亲自出题考试，他自拟了几个条件：一、须是学生；二、对新闻事业有兴趣；三、勤苦耐劳，当然文字一定要佳是必备的了。在众多的投考者中，父亲选中4人，他们是张友渔、马彦祥（凡鸟）、朱贻荪（虚白）、吴秋尘（凖），他们都有一枝健笔，后来在新闻界、文艺界享有盛名，吴秋尘去天津主编《北洋画报》后，父亲又补选了胡春冰。这些人的加入，使《明珠》、《夜光》珠联璧合，更加珠光灿烂，被当时的新闻界及读者戏称为“明珠党”，可见对《明珠》、《夜光》喜爱之深了。后来，这几人因故陆续离去
第15节：主编《夜光》与《明珠》（3）
，父亲又选中了一个擅写掌故的宫竹心为特约撰稿人，此人后来以写《十二金钱镖》武侠小说为世人所知，他曾撰文说，父亲这个巨眼阔喉的文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于1930年2月终于辞去了《世界日报》的一切职务，他为什么要辞去自己惨淡经营、辛勤耕耘达7年之久的园地呢？表面上是薪水问题，实质上则是在办报宗旨上的分歧之故。成舍我先生为了在政界打开局面，经常到南京奔走。北平的报务的财政收支则由他的夫人杨？#91；女士掌管，由于场面大，经费周转不过来，往往不能及时支付月薪和稿费，就由杨？#91；打欠条给报馆同仁。父亲对经济一向马虎，和成舍我是多年至交，认为欠薪总是要还的，拿着朋友妻子的欠条，似无必要，于是欠条便不知下落了，有人说父亲把欠条撕了，父亲自己说欠条丢了，总之，欠条是没有了。等成舍我回到北平，父亲向他讨薪，他却因没有欠条，不予补薪，父亲感到很意外和失望，决定辞职，这就是所谓的“欠条风波”，父亲以前虽也两度辞职，终因情面关系，都勉为其难地收回辞呈，这次去志已决，终于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北平《世界日报》。
读者知道父亲辞职后，引来了不小的波动，纷纷写信到报社询问挽留，读者的厚爱，深深地感动了父亲，于是在两个月后4月24日，发表了《告别朋友们》一文于《世界日报》上，他说：“我并不是什么要人，要来个通电下野。我又不是几百元的东家，开了一座小店，如今不干了，要呈报社会局歇业。……为什么辞去编辑？我一枝笔虽几乎供给十六口之家，然而好在把生活的水平线总维持着本无大涨落，现在似乎不至于去沿门托钵而摇尾乞怜……”为了答谢读者，文末附他特意写的《满江红》词一阕：弹此人生，又一次轻轻离别。算余情余韵，助人呜咽。金线压残春梦了，碧桃开后繁华歇。笑少年一事不曾成，霜侵发。抛却了，闲心血。耽误了，闲风月。料此中因果，老僧能说。学得曲成浑不似，如簧慢弄鹦哥舌。问匆匆看得几清明？东栏雪。
父亲以一阕《念奴娇》走进《世界日报》，又以一阕《满江红》走出《世界日报》，巧合得太有戏剧性了，真个是进也词也，走也词也！
第16节：《春明外史》的“外史”（1）
《春明外史》的“外史”《春明外史》是父亲在北京创作，并在北京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他第一部百万言巨构，也是他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文学殿堂里的地位。写这部小说时，他只有29岁，从1924年4月12日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夜光》上连载，直至1929年1月24日全部载完，长达5年之久，其间凡57个月。这部小说，从第一天连载起，就受到北京各阶层读者的关注，随着情节的深入，这种关注越来越热烈。据左笑鸿、贺逸文、夏方雅合写的《〈世界日报〉兴衰史》所述，每日下午两三点钟，就有不少读者在报馆门口排队，焦急地等待当日报纸发售，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要先睹《 春明外史》为快，他们关心着书中人物的命运，随着故事的悲欢离合，他们时而扼腕叹息，时而举额称庆，戚戚然，欣欣然，不能自已。就这样，他们不论寒暑，不管风雨，坚持在报馆门口排队，天天如此，朝朝如是，一排就是5年，这情景是多么感人！自然，《 春明外史》就成了《世界晚报》的一张王牌。当书写到第13回时，由《世界日报》出了单行本，发行不久，即告罄尽，接连数版，很快就销售一空。1927年11月报社又将一、二集合并出版，也是很快就售完。等全书载完，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将全书出版，分上下两函12册，发行前，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两大报纸上刊出巨幅广告，并将全书86回目联文，全文大字刊载，这种不寻常的举措，在上海是很少见的，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书发行后，一版再版，都是抢售一空。当时，上海和北京的作者，各有地盘，北京的作者一向不被上海报纸约稿，而北京的报纸也从不约上海的作者写小说，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打破这一约定俗成的惯例，北京作者打入上海滩，被各报约写小说，父亲是第一人，张恨水随着《春明外史》进入上海，也就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了。
《春明外史》可能是父亲在北京所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所以他对这一部书及稍后的《金粉世家》是极其偏爱的，那时他不满30岁，写起书来自然是全心投入，字字推敲，用心血写成，可能是下了苦功，所谓“敝帚自珍”，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孩子是自己的好”，所以他在大小场合，都喜欢谈及这部书，他在自传《写作生涯回忆》中，用了三章来介绍《春明外史》，可见偏爱之深了。
《春明外史》的艺术特色和涵盖的思想内容，我不敢也不合适来妄加评论，有关该书的内容、结构、技巧、语言及描写，留给专家、学者去分析，就不需我饶舌了。我只想把父亲对我所说及亲友介绍的《春明外史》写作背景及相关轶闻趣事作些说明，算是外史的“外史”吧。“春明”原是唐朝都城长安东面三门中的一门，后来则作为京师的别号，因而《春明外史》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故事。当时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所谓“首善之区”，但在军阀、官僚、豪绅相互勾结把持下，一片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官僚政客们声色犬马，酒肉征食，政治上腐败贪污，卖官鬻爵。在畸形的“歌舞升平”的另一面，则是穷苦百姓痛苦呻吟，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挣扎在死亡线上。作为新闻记者的父亲，看到这一切，自然要笔之于书。但是北洋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管制，看到哪家报纸登载了揭露他们的消息，就会下令封报，记者本人也会遭到杀身之祸。父亲有感于此，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就用了小说的形式来揭露、控诉，大举挞伐，这种新闻外的“新闻”，正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因为是读者身边的事，自然发出会心的微笑，官僚军阀却又奈何不得，这就是《春明外史》的由来。
《春明外史》由新闻记者杨杏园和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故事为引线，引出当时官场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新闻内幕，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父亲自己是新闻记者，他了解这些内幕，所以就把主人公也作为记者，这样，说些主角的故事，又由主角牵引到社会上，顺理成章，毫不牵强。这种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写作方法，父亲曾向读者交过底：“把这法子说破，就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①这的确是匠心独运的创作方法。《春明外史》百万言，人物多至五百余，它所涉及的社会面非常广，可说是包罗万象：议会、豪门、剧场、公园、庙宇、名胜、公寓、旅馆、会馆、妓院、学校、通衢、胡同、大杂院、小住户、贫民窟、俱乐部、游艺场、高级饭店等等；人物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有总统、总理、总长、军阀、政客、遗老、遗少、文人、记者、商贾、演员、学生、妓女、议员、丘八、僧侣、作家、诗人以及拉车的、要饭的、练武的、流氓、骗子……这些人物，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口吻，惟妙惟肖，传神阿堵。由于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竟然出现了一批“索隐派”，好事者不惜费心费力地搞索隐，对号入座，说书中的某某人是影射生活中的某某人，比如：魏极峰（曹锟）、鲁大昌（张宗昌）、秦彦礼（李彦青）、闵克玉（王克敏）、韩幼楼（张学良）、周西坡（樊樊山）、何达（胡适）、时文彦（徐志摩）、小翠芬（小翠花）、幺凤（小阿凤）等，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父亲自己在《 写作生
第二部分
第17节：《春明外史》的“外史”（2）
涯回忆》说得清楚：其实小说这东西，究竟不是历史，它不必以斧敲钉，以钉入木，那样实实在在。《 春明外史》的人物，不可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