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坛传奇作家:我的父亲张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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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传奇作家:我的父亲张恨水-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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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到北京,原来是想到北京大学去学习,但是先必须解决糊口的问题,所以只有先工作。他初到北京,薪水微薄,举目无亲,工作之余,就在会馆里闷头读书,他那时正攻读《词学大全》,兴之所至,也会照谱填一阕,这些词只是抒发自己的感触,并不是为了发表,长调小令都有,填过就丢,自己也不保留。一天,父亲正在填一阕《念奴娇》,同乡方竟舟先生来访,随手把这阕词拿走了,父亲并不在意,过后就忘。不料事隔三四天,那位方先生突然又作不速之客,进门就说,那阕《念奴娇》被一位朋友看到了,

  第14节:主编《夜光》与《明珠》(2)

  他读了“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之句,大为倾倒,读其词,而心仪其人,非常想见父亲,所言的这位朋友就是成舍我,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合作多年,被人赞为珠联璧合的搭档,成先生后来成为报业巨子。
  成舍我和父亲相识后,要父亲到他任总编辑的北京《益世报》去帮忙,父亲很高兴地答应了。父亲进了《益世报》,因为成舍我也喜爱诗词,做学生时总爱摇头晃脑琢章雕句,所以得了“摇头先生”雅号,两个所好相投,唱和联句,往往通宵达旦。以后父亲又兼了其他报社之职,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做了“新闻苦力”,他既无工夫,也无机缘去搞喜爱的文艺,这样过了5年,历史来了个转折,他的人生之旅也拐了个大弯!1924年,成舍我筹到了一笔资金,他要干一番大事业,他知道只有张恨水才能帮助他完成这个壮举,于是他要父亲辞去一切工作,帮他创立北京《世界晚报》,要父亲负责文艺副刊,这是父亲喜好的工作,不禁见猎心喜,就毫无条件地欣然应诺了。
  1924年4月1日,北京《世界晚报》正式创刊了,报馆设在西单手帕胡同35号。因为资本少,人手自然就少。成舍我只约了父亲和龚德柏两位编辑,龚先生也是办报高手,素有“龚大炮”之称;而做报纸发行及企业管理工作的,则是成舍我北大同学吴范寰先生。他们当时都是未满30岁的青年,“为自己办报”,是多年的心愿,所以一心一意投入工作,编辑部充满了生机与朝气。
  父亲在京初办文艺副刊,自然是格外努力,用呕心沥血来形容都不过分。因为是初办,外稿不多,也为了稿件的质量,初期的《夜光》几乎是“张恨水的独角戏”,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掌故、笔记、谈戏等等,全是他一个人包了,这种“包写全版副刊”的新鲜事,在新闻界是一直引为佳话的。当耳目一新的《夜光》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果然受到了读者热烈欢迎,尤其是父亲撰写的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轰动,得到了各阶层的喜爱,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第二年,也就是1925年2月10日,成舍我又在石驸马大街甲90号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是父亲主编副刊,父亲为其取名《明珠》。和《夜光》一样,初期仍是“张恨水独角戏”,他撰写了连载小说《新斩鬼传》,刊完后,又撰写了百万言巨构《金粉世家》,这部小说再一次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竟然出现了许多《金粉世家》迷。父亲还一度担任过《世界日报》总编辑,而且还主编了新办的《世界画报》。父亲在《明珠》、《夜光》的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他写的小说成了当时最时髦的作品,他写的诗、词、散文、小品,也得到了如潮的好评。所以有许多人说,张恨水为《世界日报》报业的勃兴,立下了汗马功劳!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世界日报》结识了张友鸾、左笑鸿、万枚子、吴范寰、萨空了、黄少谷、施白芜等父执,这些人成了他几十年的好友。由于父亲工作太忙,也由于报社给副刊的经费太少,为了《明珠》、《夜光》的稿件质量,他做了一件当时在北京报界破天荒的事,在报上公开招聘特约撰稿人,由父亲亲自出题考试,他自拟了几个条件:一、须是学生;二、对新闻事业有兴趣;三、勤苦耐劳,当然文字一定要佳是必备的了。在众多的投考者中,父亲选中4人,他们是张友渔、马彦祥(凡鸟)、朱贻荪(虚白)、吴秋尘(凖),他们都有一枝健笔,后来在新闻界、文艺界享有盛名,吴秋尘去天津主编《北洋画报》后,父亲又补选了胡春冰。这些人的加入,使《明珠》、《夜光》珠联璧合,更加珠光灿烂,被当时的新闻界及读者戏称为“明珠党”,可见对《明珠》、《夜光》喜爱之深了。后来,这几人因故陆续离去

  第15节:主编《夜光》与《明珠》(3)

  ,父亲又选中了一个擅写掌故的宫竹心为特约撰稿人,此人后来以写《十二金钱镖》武侠小说为世人所知,他曾撰文说,父亲这个巨眼阔喉的文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于1930年2月终于辞去了《世界日报》的一切职务,他为什么要辞去自己惨淡经营、辛勤耕耘达7年之久的园地呢?表面上是薪水问题,实质上则是在办报宗旨上的分歧之故。成舍我先生为了在政界打开局面,经常到南京奔走。北平的报务的财政收支则由他的夫人杨?#91;女士掌管,由于场面大,经费周转不过来,往往不能及时支付月薪和稿费,就由杨?#91;打欠条给报馆同仁。父亲对经济一向马虎,和成舍我是多年至交,认为欠薪总是要还的,拿着朋友妻子的欠条,似无必要,于是欠条便不知下落了,有人说父亲把欠条撕了,父亲自己说欠条丢了,总之,欠条是没有了。等成舍我回到北平,父亲向他讨薪,他却因没有欠条,不予补薪,父亲感到很意外和失望,决定辞职,这就是所谓的“欠条风波”,父亲以前虽也两度辞职,终因情面关系,都勉为其难地收回辞呈,这次去志已决,终于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北平《世界日报》。
  读者知道父亲辞职后,引来了不小的波动,纷纷写信到报社询问挽留,读者的厚爱,深深地感动了父亲,于是在两个月后4月24日,发表了《告别朋友们》一文于《世界日报》上,他说:“我并不是什么要人,要来个通电下野。我又不是几百元的东家,开了一座小店,如今不干了,要呈报社会局歇业。……为什么辞去编辑?我一枝笔虽几乎供给十六口之家,然而好在把生活的水平线总维持着本无大涨落,现在似乎不至于去沿门托钵而摇尾乞怜……”为了答谢读者,文末附他特意写的《满江红》词一阕:弹此人生,又一次轻轻离别。算余情余韵,助人呜咽。金线压残春梦了,碧桃开后繁华歇。笑少年一事不曾成,霜侵发。抛却了,闲心血。耽误了,闲风月。料此中因果,老僧能说。学得曲成浑不似,如簧慢弄鹦哥舌。问匆匆看得几清明?东栏雪。
  父亲以一阕《念奴娇》走进《世界日报》,又以一阕《满江红》走出《世界日报》,巧合得太有戏剧性了,真个是进也词也,走也词也!

  第16节:《春明外史》的“外史”(1)

  《春明外史》的“外史”《春明外史》是父亲在北京创作,并在北京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他第一部百万言巨构,也是他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文学殿堂里的地位。写这部小说时,他只有29岁,从1924年4月12日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夜光》上连载,直至1929年1月24日全部载完,长达5年之久,其间凡57个月。这部小说,从第一天连载起,就受到北京各阶层读者的关注,随着情节的深入,这种关注越来越热烈。据左笑鸿、贺逸文、夏方雅合写的《〈世界日报〉兴衰史》所述,每日下午两三点钟,就有不少读者在报馆门口排队,焦急地等待当日报纸发售,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要先睹《 春明外史》为快,他们关心着书中人物的命运,随着故事的悲欢离合,他们时而扼腕叹息,时而举额称庆,戚戚然,欣欣然,不能自已。就这样,他们不论寒暑,不管风雨,坚持在报馆门口排队,天天如此,朝朝如是,一排就是5年,这情景是多么感人!自然,《 春明外史》就成了《世界晚报》的一张王牌。当书写到第13回时,由《世界日报》出了单行本,发行不久,即告罄尽,接连数版,很快就销售一空。1927年11月报社又将一、二集合并出版,也是很快就售完。等全书载完,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将全书出版,分上下两函12册,发行前,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两大报纸上刊出巨幅广告,并将全书86回目联文,全文大字刊载,这种不寻常的举措,在上海是很少见的,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书发行后,一版再版,都是抢售一空。当时,上海和北京的作者,各有地盘,北京的作者一向不被上海报纸约稿,而北京的报纸也从不约上海的作者写小说,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打破这一约定俗成的惯例,北京作者打入上海滩,被各报约写小说,父亲是第一人,张恨水随着《春明外史》进入上海,也就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了。
  《春明外史》可能是父亲在北京所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所以他对这一部书及稍后的《金粉世家》是极其偏爱的,那时他不满30岁,写起书来自然是全心投入,字字推敲,用心血写成,可能是下了苦功,所谓“敝帚自珍”,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孩子是自己的好”,所以他在大小场合,都喜欢谈及这部书,他在自传《写作生涯回忆》中,用了三章来介绍《春明外史》,可见偏爱之深了。
  《春明外史》的艺术特色和涵盖的思想内容,我不敢也不合适来妄加评论,有关该书的内容、结构、技巧、语言及描写,留给专家、学者去分析,就不需我饶舌了。我只想把父亲对我所说及亲友介绍的《春明外史》写作背景及相关轶闻趣事作些说明,算是外史的“外史”吧。“春明”原是唐朝都城长安东面三门中的一门,后来则作为京师的别号,因而《春明外史》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故事。当时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所谓“首善之区”,但在军阀、官僚、豪绅相互勾结把持下,一片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官僚政客们声色犬马,酒肉征食,政治上腐败贪污,卖官鬻爵。在畸形的“歌舞升平”的另一面,则是穷苦百姓痛苦呻吟,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挣扎在死亡线上。作为新闻记者的父亲,看到这一切,自然要笔之于书。但是北洋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管制,看到哪家报纸登载了揭露他们的消息,就会下令封报,记者本人也会遭到杀身之祸。父亲有感于此,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就用了小说的形式来揭露、控诉,大举挞伐,这种新闻外的“新闻”,正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因为是读者身边的事,自然发出会心的微笑,官僚军阀却又奈何不得,这就是《春明外史》的由来。
  《春明外史》由新闻记者杨杏园和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故事为引线,引出当时官场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新闻内幕,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父亲自己是新闻记者,他了解这些内幕,所以就把主人公也作为记者,这样,说些主角的故事,又由主角牵引到社会上,顺理成章,毫不牵强。这种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写作方法,父亲曾向读者交过底:“把这法子说破,就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①这的确是匠心独运的创作方法。《春明外史》百万言,人物多至五百余,它所涉及的社会面非常广,可说是包罗万象:议会、豪门、剧场、公园、庙宇、名胜、公寓、旅馆、会馆、妓院、学校、通衢、胡同、大杂院、小住户、贫民窟、俱乐部、游艺场、高级饭店等等;人物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有总统、总理、总长、军阀、政客、遗老、遗少、文人、记者、商贾、演员、学生、妓女、议员、丘八、僧侣、作家、诗人以及拉车的、要饭的、练武的、流氓、骗子……这些人物,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口吻,惟妙惟肖,传神阿堵。由于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竟然出现了一批“索隐派”,好事者不惜费心费力地搞索隐,对号入座,说书中的某某人是影射生活中的某某人,比如:魏极峰(曹锟)、鲁大昌(张宗昌)、秦彦礼(李彦青)、闵克玉(王克敏)、韩幼楼(张学良)、周西坡(樊樊山)、何达(胡适)、时文彦(徐志摩)、小翠芬(小翠花)、幺凤(小阿凤)等,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父亲自己在《 写作生


  第二部分

  第17节:《春明外史》的“外史”(2)

  涯回忆》说得清楚:其实小说这东西,究竟不是历史,它不必以斧敲钉,以钉入木,那样实实在在。《 春明外史》的人物,不可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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