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请缨无路，简直为爱国而发了狂，所以父亲入川后，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叫《疯狂》，就是他这种愤慨心情的发泄。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连载时受到各方面的掣肘，下笔出言，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最后写成的与原意已有很大的出入，父亲自己对此书是不满意的。我的四叔不管这一套，硬是回到家乡，在潜山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年的游击战。父亲曾根据这支游击队的英勇事迹写了一部小说《巷战之夜》，其中的景物、地名都是真实的。
事隔多年，听母亲打趣父亲这段“投笔从戎”的往事时，我们实在想象不出父亲架上老花眼镜，手托步枪的情景，不免掩口葫芦，忍俊不禁，但是看到父亲那斑白的头发，笑而不答的清瞿面孔，我们笑不出来了，一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
父亲在武汉时，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书。那就是恰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父亲被推选为第一任理事，他欣然从命。这在他是破天荒的，因为在此以前，他都是愿作“超人”，从不做官，从不参加任何党派，也从不参加任何文学团体，但是为了民族大计，为了抗日，他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主张。
由于报国无门，父亲把爱国热忱及一腔孤愤，全都书之于纸上，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的抗日游击战
第43节：“国如用我何妨死”（2）
小说，他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对于军事又是个“百分之百”的外行，为了写好游击战小说，他积极地搜罗材料，并向打过游击战的朋友请教，而且《新华日报》的资料室，允许父亲任意索观有关文件。抗战初期父亲写的抗日游击战争小说有：《红花港》（发表于香港《立报》）、《潜山血》（未完篇）、《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发表于《立煌皖报》）、《游击队》（发表于汉口版的《申报》）以及前文说过的《巷战之夜》。
在短短的一两年内，父亲居然写出了这么多的有关游击战的小说，实在令人敬佩，尤其是《巷战之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父亲写小说从来都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对生活的综合概括，提炼升华，在他写的一百多部长、中篇小说中，都是以生活为依据，然后进行艺术创作，但是《巷战之夜》和《大江东去》却是个例外，这两部书都是根据真人真事而加工的“半真人真事”的作品。
《巷战之夜》写于1939年，是应张慧剑叔之约而做的，那时他还未到重庆《新民报》工作，《新民报》“三张”尚未大会师。因友谊之故，父亲是不能不写的，所以就写了这部《巷战之夜》，连载于慧剑叔主编的重庆《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上。初名《冲锋》，次年江西《上饶日报》转载，易名为《天津卫》。前一书名突出的是故事中的冲锋情节，后一书名则侧重于军民同心协力保卫天津的事实。在北方，人们沿袭历史的习惯，称天津市为“天津卫”，而不是说天津市，因而《天津卫》与“天津卫”，是巧妙的双关语。1942年，该书出版单行本时，抗战已进入第5个年头，大后方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使父亲痛心疾首，于是他又增写了第1章与第14章，极力加强对“夜”的描写和渲染，从夜的巷战开始，到不是巷战的“巷战”之夜结束，首尾遥相呼应，使读者在振奋激昂之后，又掩卷叹息，对比鲜明，令人深思！
《巷战之夜》的主人公张竞存的原型，就是我的四叔张牧野先生，书中的故事，都是我四叔亲身经历的。他原来在北平协助父亲办“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务主任兼国画系教师，他本来是学美术的，自然是驾轻就熟，俗语说的“熟门熟道”之谓也。1935年父亲被迫停办了“北华美专”，南迁以后，四叔即迁往天津。1937年7月28日，日寇侵略军将罪恶的战火燃向天津。此时四叔已将四婶及儿女送往南方，只身一人留在天津，他亲眼看到了日寇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民众，这令人发指的暴行使他愤怒，也使他热血沸腾！于是他动员了本胡同的居民，和29军的爱国战士一起，展开了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巷战。四叔虽然是学艺术的，但是他自幼喜爱拳棒，在北平求学时，曾向著名拳师丁才老师、李四爷学过拳术、棍棒，可说是武功精湛。在巷战中，他挥舞战刀，英勇杀敌，虽然身受重伤，仍然奋不顾身。在这场战斗中，军民同仇敌忾，手刃寇兵无数，取得了大快人心的胜利！
《巷战之夜》是根据我的四叔口述的亲身经历，父亲加以艺术加工而创作出来的。本书采用倒叙手法，第1章“ 周年纪念”，是在夜色中一支安徽潜山游击队正整装待发：游击健儿，穿过了四周的树林，在庄屋门口的打稻场上集合着。这稻场上并没有别的声音，只是稻场外的水塘，青蛙像放着田缺口一般，来了个千头大合唱。它们不知道有战争，照常地唱着大自然之曲。不完全的月亮，钻出了云片，在十丈高的大樟树头上，偷窥着水塘与庄屋，在她偷窥之下，不怎么明亮的月光，照见了稻场上有几十个人，成排坐在地面休息。除了蛙曲，依然没有其他的声音，可想到这些人的沉默。水塘里的白荷花，被露水润湿了，正散布着清香。清香环绕在每个人的头上。
第44节：“国如用我何妨死”（3）
月色苍茫中，有人发言了：“各位同志，在去年今夜以前，我还是个教书先生，不解得打架，更不解得杀人。自从去年今夜在天津五马路上巷战之后，我换了一个人，锻炼出了我全身的气力，也锻炼出了我全副的胆量。这个故事，我已经给各位说过好几次了，无需我再说。但今天晚上，值得再提一声的，便是个周年纪念。今夜是我荣誉之夜。”
多么美好的月色，多么美好的荷香，多么美好的蛙曲，衬托出令人陶醉的静谧，殊不知在这美好的天籁孕育下，却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正义之战！在待战之前，主人公说的“周年纪念”，是个什么荣誉的周年纪念呢！自然给读者制造了一个悬念。原来这支游击队正是要去袭击潜山县的大镇源潭铺。在取得了袭击的胜利后，书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游击队支队长想到：去年今夜此时，正夹了皮包，预备离开天津，而敌机已开始丢弹了。此身未死，留得今夜，又报了一回仇，明年今夜，也许回到了天津吧？他昂头四顾大别山巍峨的影子，已在北边天脚涌出，一切大地上的低矮影子，都向大别山潜伏着。自己的队本部就在那巍峨的影子上，此时看来，仿佛那山也雄赳赳有得色了。回看留给敌人的那焰火，还是在遥远的墙上，向上冒着成团的红烟，也像很高兴地恭祝他这个周年纪念。
读者要知道这个纪念的本事吗？下面就是。
在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张竞存，如何在保卫民族生存关头，在血与火、生与死的锤炼中，成长为一名英勇的抗日战士。由于这是四叔亲身战斗过的事，他多次向父亲详尽地讲述过，连细枝末节，也都绘声绘色地描摹，所以父亲写来格外真实具体，自然感人。书中的抗日“英雄”，并不是超凡脱俗的高人，而是一些拉胶皮车的仆役、做小买卖的商贩和下级军官等。父亲在书中生动地刻画了小马、小三子、杨老七、酱肘子铺掌柜、李排长、周班长等普通人的形象，令人信服地看到了这些有血有肉的平头百姓和兵士，在战火的冶炼中，逐步成长的过程。正是这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凡夫俗子”，在捍卫自己的国土和维护民族尊严的最后关头，用鲜血书写了震撼世界、永不磨灭的大字：“天津永远是我们的！”
但是令人愤慨和遗憾的是，书的末章《二周年纪念》，却是另一番情景，仍然是“夜”，仍然是这一天；第一个这一天，是在夜色苍茫中的巷战，第二个这一天，是在夜色的掩护下成功地偷袭，第三个这一天呢？主人公张竞存辗转来到了战时陪都重庆，在夜色下是万家灯火，他看到、听到的却是歌女彩唱《玉堂春》，酒楼宴饮，划拳猜酒；小巷深处，花园小楼，哗啦啦洗牌声响，正是“隔巷对峙，夜战正酣”的“巷战”。感慨系之的张竞存，和朋友“慢步向前走”：忽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迎面而来。先是一丛灯火之光涌入眼帘。随后便看到一乘凉轿。正是刚才去的那妇人，她又转来了。这巷子颇窄，只有三四尺阔，两下相逢，无可让的。那朋友警觉，将背贴墙站了，尽量地让出空间。竞存初来此地，不曾懂得规矩。只站着略偏一点。那边是闪电式行路，轿前的短装人已涌到了面前。见竞存直挺挺站着，一个拿手电筒的两手用力将他一推，嘴里喝声滚。竞存出于不意，早被推着向后一歪，脚还不曾站稳，冲锋式的轿子又冲了上来。一轿杠正碰在竞存肩上，撞得他向地面一倒。
这正是石坡路面，重重的一下，碰得大腿木麻了一阵。朋友见轿子和人如飞的去了，便跑来搂抱。竞存扶着墙，慢慢爬起来，笑道：“不要紧，跌撞一下，或伤碍不到我们这战士。我是没有想到今晚还有巷战。
稍微提防一点，也不至于败在他们手上。”
第45节：“国如用我何妨死”（4）
然后笔锋一转，父亲借着主人公之口，向我们扔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竞存觉得今年今夜虽没有前年夜间慌乱与恐怖，也没有去年严肃与紧张，可是精神并不安宁。他久久望着月亮，心里想着，你照见过前年今夜的巷战，照见过去年今夜的巷战，也照着今年今夜———不算巷战的巷战。一切瞒不过你，你还道人世间是怎么回事。
《大江东去》写于1939年，连载于次年香港《国民日报》，1943年出版单行本时，父亲做了改写。这部书的写作背景，也是极其富有戏剧性的。1939年冬，父亲友人陈君将有东战场之行，父亲与陈君小饯于酒楼，杯匙之间，陈君谈起了南京失陷时一位年轻军人的遭遇：由于战争，此军人虽死里逃生，但妻子却弃他而去，家庭遭到破坏。陈君问父亲可否将其写成一部小说。父亲认为故事良好，若能配合京沪线的战争惨烈及南京屠城之惨，将不失为有时代性的小说，所以就答应下来。但是父亲却迟迟未能动笔，因为他不熟悉战场，不能贸然去写。过了半年，邻居家来了两位军人，夏夜纳凉，聊天时常常谈及战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父亲从聊天中获得了有关战场方面的军事知识，于是就以这个故事为题材，写了这部《大江东去》。由于当时英、日尚未宣战，所以还不能畅所欲言地揭露日军暴行，父亲原来设想的京沪战役及南京大屠杀都不能如实描绘，父亲自认为写得不痛快。谁知事有凑巧，1941年冬，一位朋友刘君约父亲去酒楼见面，并在函约中“卖了个关子”，告诉父亲千万别爽约，告诉父亲去了会有奇遇，父亲在半信半疑中欣然前往。到了酒楼，座上有一年轻军人，风姿英爽，很是健谈，刘君笑着介绍：此君与君所写《大江东去》主角，正二而一，彼即是此君，此君便是彼，而其在南京守城之战时，且参与光华门之役。父亲乘便问其光华门战役情况，某君慷慨唏嘘详述南京失陷惨状，尤其是某班长以一手榴弹挽救危城的壮举，某君说来绘声绘色，令父亲兴奋不已，当即便对某君说，如果《大江东去》出单行本，一定要将日军令人发指的屠城罪行及光华门之役中国军民的英勇行为，增写进书中。果然第二年新民报社要将此书付梓，父亲将存稿校阅一遍，删去了原稿13至16回及17回之半回，而增写了光华门之役及日军屠城的惨状，父亲从来写书都是根据生活而进行创作的，而《大江东去》则虚构成分很少。他在序言中说：“则其地名人名，即虚构亦不写出。因吾人尚未回南京之前，此等地名人名，或亦有未便写出者。纪念某班长之壮烈，国家将来自有恤典在，彼决不与草木腐。此间不实亦无妨。更就整个小说言，正如舞台上之戏剧，自不同于社会事实。若必一一加以索隐，则如伦敦小儿向某街索福尔摩斯而访之矣，不亦可笑乎？”
《大江东去》在连载时，就受到了热烈欢迎，出了单行本后，更是洛阳纸贵，不胫而走。在当时的抗战文学作品中，发行量是最大的。需要大书而特书的则是，父亲以无比愤怒的笔触，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屠杀南京军民的血腥暴行。这些场面的如实描写，给侵略者惨无人道、嗜血成性的丑恶行径做了血淋淋、活生生的纪录。《大江东去》是首部把南京屠城这一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罪行，记录下来的文艺作品！2005年恰是抗战胜利及反法西斯胜利60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