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江主席在1月初和2月同乔治·布什的电话交谈中都表示，中国反对平壤突然决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他重申，朝鲜半岛应该无核化。虽然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拉克，但对中国来说，朝鲜局势所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
可是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大。“如果朝鲜领导人告诉江主席，除非江给他更多的援助，否则他要进行核试验，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只能给他增加援助，别无选择，”一位负责平壤事务的中国分析家说，“我们对朝鲜只是有一些影响力。”
如果朝鲜拥有核武器，日本可能也会受到压力而进行核武器的研制。美国可能就会有理由在台湾部署核弹头。结果会怎样呢？另一方面，如果朝鲜政局发生大变动，中国不仅要面对庞大的难民潮，而且还要面对与自己“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动荡的难堪局面。在中国看来，朝鲜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维持现状。如果有意外，中国将不得不在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之间作出抉择。
从国家经济情况说，江对自己离任时留下的财富当可自豪。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正陷入停滞或衰退时，他留给继任者的中国却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在2002年的增长率为8％，2003年则高达9。1％。中国公民的态度也让他感到满意。当世界充满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和混乱因素时，中国似乎成了秩序良好的避风港。“中国现在肯定是情况最好的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公共安全稳定，”一位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科学家说，“没有人在这里搞恐怖活动。”
江现在可以把目光投向未来了。3月的第一个星期，也就是十届人大和政协会议召开的前几天，代表名单获得通过。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的7名领导人中只有江泽民和胡锦涛留了下来，再延续一个5年任期，江在人大上海代表团，胡在西藏代表团。
在十届人大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鹏主持了他最后一次正式的公开活动。同一天，朱镕基作了长篇报告，这也是他在退休前的告别讲话。他的报告，回顾了政府在过去5年里所取得的成就，对未来作了展望。
江泽民显得非常轻松。在与上海代表团座谈时，当看到正在谈上海农产品生产的那位代表比较瘦弱时，江说：“你是农委主任？你应该肤色很黑啊，怎么看起来更像个白面书生？”代表们爆发出一阵笑声。
距他离任国家主席还有不到1周时间，江泽民被更深地卷入了朝鲜和伊拉克危机之中。他白天忙于参加“两会”，深夜则与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不断通话，中国的新闻媒体多有报道。3月10日，江与布什总统就朝鲜问题通了电话。江说：“对话的形式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双方是否有诚意，对话能否有实质内容和结果，是否有利于实现半岛的无核化，是否有利于解决美朝各自关切的问题及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分析家猜测说，江作了一个微妙的突破，这意味着中国将不会反对美国的立场——任何与朝鲜的对话都应是多边会谈，不能仅仅由美朝两方参加。在此之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俄罗斯支持朝鲜的要求，敦促美朝双边会谈。
在伊拉克问题上，分歧就更大了。布什强调国家安全，坚决要采取军事行动。江则坚称，核查应当继续下去。为了保持平衡，江最后让步说：“伊拉克必须全面、严格、切实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不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主要选举工作于3月15日举行。尽管结果早已确定，但仍有一定的悬念。在整整一代人离职之后，出现了政府高级领导层的彻底变更。伴随着人民大会堂中的中国民乐，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投下他们的无记名选票。
选举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结果很快揭晓。吴邦国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胡锦涛当选为国家主席，江泽民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曾庆红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担任国家主席10年任期已满的江立即站起来与胡锦涛握手。他与胡轻声地交谈了几句，近3000名代表一起鼓掌。
胡锦涛获得了压倒性的2939张赞成票，只有4票反对，3票弃权，是名副其实的“最高得票者”。已经在位13年的江得票率稍低一些，达到了92。5％。稍过片刻，同样被视为在职当选的曾庆红得到了87。5％的赞成票。不过，江泽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出现于大庭广众，这本身就是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开明的另一个标志。
对于江和曾来说，他们实际掌权已经10多年了，一定数量的非赞成票既不令人惊讶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曾庆红是政策的执行者和制度的实施者，受欢迎程度稍低是在预料之中的。
选举结束后，胡锦涛向台下三鞠躬，江泽民面带微笑向人群挥手致意。在离开大会堂的时候，江迈着轻松自信的步伐走在胡锦涛、李鹏和朱镕基的前面，表现出一如既往的活力和威严。
第二天，备受欢迎的温家宝被选为总理，得到了高达99％的选票。一天后，温总理公布了由28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这个团队将在未来5年中管理中国政府。4个副总理中包括黄菊和主管经济和工业的曾培炎。
3月18日，人大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新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全体人大代表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胡承诺，他一定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
胡主席赞扬了他的前任，称赞江泽民在担任国家主席的10年间领导有方、成就卓著。他说江以“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和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胡还强调说：“尤其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向江泽民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有报道说，江会在此后的整个5年任期内保留他两个平行的党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7年党的军委主席才会到期，2008年国家的军委主席才会届满。江向一些上海代表透露过他的想法。他解释说，需要有人来“压阵”。离任的国家主席说：“我向外国朋友解释过这个概念。但无论翻译怎么译，他们还是不明白‘压阵’这个词的意思。最后我就干脆挑明了。我说：‘我留下来帮助胡锦涛。’”
数月后，江对这次交接班进行了反思。他对几个同事说：“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领导层的变动几乎总是伴随着冲突、斗争和激烈的对抗，有时甚至更糟糕。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已经实现权力向新一代领导人的平稳过渡。我们中国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十届人大结束的第二天，美国使用精确制导炸弹，对伊拉克“首要目标”发起攻击，战争开始了。第二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呼吁有关国家停止军事行动”。这是一个例行声明，缺乏力度。尽管中国与法、俄、德反战阵营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但江知道，与美国对抗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战争之初，中国报纸发表了对战争有严重倾向性的观点，夸大美国的过错、失误、问题和损失，反复播放子虚乌有的伊拉克新闻部长可笑的声明。中国的读者很可能会因此认为美英联军已陷入类似越南战争的泥沼。
中国的媒体向来是个敏感领域。对于媒体应该如何变革，胡锦涛有一些新设想。他决定，政治局每次开会，媒体都应进行报道，这是朝着提高执政透明度迈出的又一步。胡告诉主管媒体的官员，电视新闻把太多时间用于报道高级干部开会和日常视察。胡呼吁播出更多“真正的新闻内容”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件，减少对高层领导人日常活动的报道，他在内部会议上批评这种做法是“浪费时间”。
媒体在2003年初报道了两起危机，从中可以看出有关方面对于媒体报道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第一起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大和清华的校园内发生了两起爆炸，相关消息迅速得到全面报道，从而转移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危机很快得以解决。《人民日报》认为，媒体的“透明度在阻止谣言传播和防止恐慌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但在第二起危机中，人们没有像上次那样幸运了。
2002年末，爆发了令人恐惧的新型传染病，即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媒体一开始是置之不理，等到情况较严重的时候，媒体仍轻描淡写。这种疫病始发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和香港，接着又爆发于北京。2月9日之前，在官方媒体中关于这种致命疫病的消息被完全封锁。2月25日以后消息再次被封锁。
就在“非典”病例急剧增加之时，中国各大报纸上连续刊出局势“得到控制”，病例正在“减少”和“不再构成威胁”的报道。
4月3日下午，卫生部长张文康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北京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全国性的电视讲话中，他言之凿凿地说，北京只有12例“非典”。
各种传言充斥北京，游客纷纷取消到中国旅行的计划。很快，国内外的公众压力迫使当局改变了政策。4月17日，胡锦涛下达命令：政府各级部门“绝对不许隐瞒‘非典’疫情”。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要求中国的卫生部门说真话，媒体要如实报道。他们警告说，任何少报、缓报或瞒报的干部都将受到严肃处理。
有关方面匆忙在4月20日安排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次记者招待会本应由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主持。但两人都没有到场，代之出席的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和他的一名助理。他公布说，北京的“非典”病例为346例而不是37例，比原先发布的数字高出8倍多。至于没有露面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新华社发表的一则简讯说明了原委：他们被免去了职务。
分析家们都目瞪口呆。卫生部长曾在上海一所大学担任过高级职务，后调到了北京。而北京市长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星，上任才3个月。但是政府的合法性——说得重一些，是国家的稳定已经受到威胁，必须作出牺牲，胡和江作出了相同的决定。
一夜之间，关于“非典”的报道充斥中国的新闻媒体，成为人们的主要话题。尽管眼下报道的情况异常严峻，但出人意料的是，民众却比以前更加乐观。中国读者觉得自己了解到了“非典”的真相。
政府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张文康和孟学农失职丢官》。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在文章中坦率地公开评价了对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处理：“为加强北京地区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确保首都大局的稳定，中央决定调整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有人认为，公开发表上述言辞是“罕见、直率而又十分公开地承认失职行为”。
虽然出现了一些乐观气氛，但死于“非典”的人数仍在增多。每一天都有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中国的首都笼罩在不安的气氛之中。学校停课了，学生被要求在家通过互联网自学。大学生被禁闭在校园里。有些医院实行了隔离，有的医院不接纳疑似患者。人们抢购商品，退守家中。还有人选择了逃离。这座常年熙熙攘攘的大都市随着餐馆、剧院和迪斯科舞厅纷纷关门而陷入萧条。
“我们不能怨天尤人，而应该奋起抗争。”温家宝总理说。为表示同舟共济，温在北京大学食堂与大学生共进午餐，还在医院向医务工作者鞠躬，对他们作出的牺牲表示感谢。
江泽民一直住在上海。4月底，他在会见印度国防部长时，首次针对“非典”发表公开讲话。他说：疾病“给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是高度负责的。我们已经就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
江借与外国客人交谈之机，首次就防治“非典”发表了公开讲话，这比他直接表态所传递的信息更加委婉。几乎与此同时，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江命令解放军派遣1200名医务人员，支援北京抗击“非典”的斗争。
“非典”虽然可怕，却促使新闻报道方面有所突破，它使中国更加自由和开放。最早的事件出现在5月2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海军的一艘潜艇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船员全部罹难。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军方的灾难，而且是在“五一”节期间，这种做法极不寻常。
同一天，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