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劳福德举行的最高级会晤并没有引起美国媒体过多的注意，而江上次访美则引起了媒体的巨大兴趣。现在，其他更能够引起注意的报道占据了头条。在双方会晤的前一天，华盛顿连环枪击案的凶手被抓获了。当天，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保罗·韦尔顿在一次飞机坠毁事故中丧生。在莫斯科剧院，车臣分裂主义分子劫持了700名人质。而伊拉克问题正日益突出。由于江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战略，中美成为了朋友，一旦这一点实现以后，两国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头条新闻了。江的首次和最后一次访美期间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离开得克萨斯之后，江前往墨西哥城市洛斯卡沃斯，参加包括21个成员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十次年度最高会议。由于之前不久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菲律宾和莫斯科都发生了致命的袭击事件，恐怖主义阴影笼罩着整个会议过程。在这种悲观情绪下，江主席坚定地发挥了一位年长政治家的作用。中国领导人就像一个自由贸易的老牌支持者那样发表了讲话，他敦促各成员国“停止贸易保护主义”。他还号它们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
但是，尽管发表了这么多建立紧密关系的谈话，有一个国家江泽民还是难于与之和好。日本首相小泉一再参拜将日本战犯与战死者供奉在一起、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精神中心的东京靖国神社，造成了中日关系紧张。2001年的参拜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后，小泉曾承诺不再参拜，但是就在两个月之前，在日本民族主义团体的压力下，小泉再次参拜了靖国神社。江愤怒了，不是小事。在墨西哥会见日本首相时，江在他们45分钟的会谈中3次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要求小泉“不要再冒犯中”，并称这一问题“伤害了13亿中国人民的感情”。
小泉试图平息这个问题，但是江泽民的态度并未缓和下来。他一次都没有提到日本首相访问中国的计划。江把战争中受害的普通日本人民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地区分开来”，并直截了当地小泉建议说：“所以不去靖国神社会更好一些，永远不去。”
江泽民离开墨西哥回北京之前在旧金山作了短暂停留。为了照顾江主席紧张的日程安排——在旧金山留是为了加油——在机场举行了与当地要人的午餐会。在他简短的讲话中，江赞扬了上海和旧金山之间的姊妹城市关系，称这样的城市间接触和合作是国与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江最后说道，“今天下午，我将把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回国。”
尽管时间很紧张，江泽民还是唱起了歌。午餐后，江领唱，引得布朗市长和参议员迪安·范因斯坦都加入了进来。
江泽民动身前往美国的那一天，党中央宣布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和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将离开现任岗位进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突然之间，这两人成为党的代表大会结束后入选政治局常委会的热门人选。
两天后，曾庆红辞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人们广泛认为这一举措也预示着他将被提拔进政治局常委会。
公告发布的时机是最令人注意的，因为在发布时江不在国内。这似乎表明交接正在平稳进行，所以总书记都用不着在场。同时，江的得克萨斯行是曾庆红第一次没有随江而进行的重大国访问。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是密不可分的旅伴，即便在国内出行时也是这样。可能的原因是，这一时期标志着曾庆红自身从一个顾问向高级领导人的转变，因此在大会之前，他有很多事情要办。
一个有先兆意义的任命是由刘云山担任宣传部长，负责全中国的媒体。刘是一位专业人员，这意味着党将继沿着江泽民制定的路线前进，而且这一路线得到了胡锦涛的支持，他将努力保持稳定，逐步增加自由。
江在即将把党的领导权交给胡锦涛的时候任命党的高级官员就好像是即将卸任的克林顿总统任命高级内阁成员，而接任的布什总统必须接受一样。但是这个类比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只有一个派，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的权力交接是作为一件“党内”事务经过仔细商谈的。因此，一个更为妥当的类比是：如果克林顿主动同意把他的总统职位让给副总统戈尔，尽管根据法律他不必这样做，但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克林顿会提出建议，而戈尔接受建议，克林顿的几位助手将获得内阁部长的职务。但是这个类比也不尽准确，因为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中，有权指定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不是党的总书记。而在美国体制中，行政首脑即总统，能够全权指派（在某些情况下也要经过参议院的认可）任何人担任政府职位。中共中央委员会享有高层人事任免权。
实际上，江的影响力从未像现在这样巨大。在江执政的整个期间人们都低估了江泽民，即使有了这么多相反的证据他们现在还是如此。
第29章 2002年11月－12月“希望同志们团结一致”
11月8日星期五上午，2000多名正式代表、数十名特邀代表和数百名列席代表汇聚在人民大会堂，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大会首先由党的总书记作主旨报告。
十六大的准备工作划分为三块：工作报告、修改党章和人事安排。每一块由一个小组分工负责。每个小组单独向筹委会负责人胡锦涛汇报，由胡向江泽民汇报。工作报告的撰写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起草工作小组由30人组成，耗时逾年，由胡代江负责协调。设计这样一个复杂而正规的程序是为了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以便创作出一份获得广泛共识的权威性文件。在理论上，这份68页的报告浓缩了党对过去未来的统一认识；在现实中，它还反映了江的个人观点。他亲自参加了报告的写作，特别是在开始阶段安排日程，在收尾阶段加入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江第一次接见起草报告的30名专家是在2002年1月，大约在党代会召开前10个月。胡锦涛任起草委员会主任。30名起草人来自三个方面：各大部委（如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党的研究机构（政策研究室、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校）和一些省的领导人。
“与江总书记的第一次正式会面，我至今记忆犹新。”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说。金是负责毛泽东和恩来传记写作的官方撰稿人（曾参与工作报告撰写的整个过程）。“1月14日，我们在中南海集合，会议开了大约两个半小时。虽然起草人会小会已经开了几个月了，但总书记亲自讲话这还是第一次。”
“一开始江再次强调了党的十六大的重要意义和工作报告中要完成的主要任务，”金冲及继续说，“他划分了几个主题——对1997年十五大以来5年工作的回顾，贯彻‘三个代表’需要完成的任务。他认为‘三个代表’是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他把主题定为建设小康社会。他列出了一些想法，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发展，当然还有党的建设。江阐述了自己对日新月异的世界的看法，特别是科学技术。他说科学技术加快了经济发展，改变了军事战略，影响了社会发展，催生了全新的思维方式。江强调说，国必须比照其他国家来评价自己。这个话题把我们带回到如何推进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三个代表’中的两个）。江的思维在各年份之间有很大的连贯性，我们把这份报告看作是一个总结。”
起草组在12周之前，即2001年10月26日，就已成立。到十六大召开之前止，历时逾年。第一次会议是在中南海举行的，胡锦涛主持会议。起草组分成8个调研小组，分到16个省份进行实地调查。
“我们想知道的是省委书记和基层官员在想什么，”兼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金冲及说，“我们还要发现群众需要什么。每个小组都召集各行各业的人进行了10次深入讨论——领导、学者、科学家、农民、工人、经理。总共有80场讨论会，每次两三个小时。我们在外地花了两个星期进行初步研究，11月中旬回来。每个小组撰写自己的报告，我们把报告综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反映们对各省主要问题的想法的总报告。12月中旬，写出了第一稿，江读了这份报告后，准备在1月14日跟起草组正式见面。”
在江讲话之后，30名起草人又按主题划分成小组，按讲话的指示精神，列出了报告的详细提纲。1个月后，他们就提纲取得了一致意见，胡锦涛把提纲送交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每一位常委发表意见后，2月下旬获得通过。这时，全体人员都住在北京西北部远离中南海的玉泉山上。
“第一项任务是开一次大会，综合7位常委的所有意见，”起草组成员之一的金冲及说，“修改后的提纲分送给23名政治局委员（包候补委员），他们的意见也同样融了进去。”
4月份就详细提纲达成了共识，于是写出第一稿。“我们写得很快，”金及说，“我们遵循同样的程序。先把草稿送给7位常委，综合他们的意见之后，再把修改稿送交全体中央委员。几个月的过程中，胡锦涛与起草人开过许多会。他与江泽民保持联系，汇报进展情况，带回反馈意见……”
“5月31日，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把一些主要观点透露给更多听众。讲话的概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样我们可以从更多党员干部那里得到反馈。”
7月26日，一份工作报告的草稿下发到178个部委和地区的3100名党的干部。要求每个单位就此报告召开一次正式讨论会，写出详细的反馈意见、建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送交起草组。（如美国汉学家梅瀚澜所言，“如果代表在十六大上听总书记大声宣读（工作报告）的时候觉得不那么聚精会神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此前已读过报告的全文，有些代表已是几度重温了”。）
“这178个单位在一周内作出反馈，”金冲及说，“他们接到的指示是，对报告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真正的紧急情况除外）。意见包括逐句的评论和修改建议。”
收集到178份评议之后，起草组全体人员来到北戴河海滨，进行对刚刚收回的大量反馈意见的处理工作，在认真修改的基础上撰写第二稿。这时正是江泽民、胡锦涛和全体高层领导在北戴河海滨的季节。起草人需要这种便利，因为要做出许多涉及敏感问题的决定，有时甚至涉及单个词的选择。
“想想这有多么复杂，”金冲及感叹道，“对每一个思想、每一句话每个词，都可能有178不同的建议！更糟的是，许多多的建议经常互相矛盾。当然不是真有178种想法，但对关键部分，常常有几十种意见和建议。”
为作出最后决定，30名起草人分成5个小组，每组6人，各负责一个部分：总论；经济；政治；文化；党建。重大问题提交全体人员讨论，定期举行全体会议。
“每个小组设一名组长，”金冲及说，“遇到疑难问题必须作出决定时，就找胡锦涛，由胡跟江泽民通气。”
修改稿完成后，再次由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传阅，集中每个人的意见后，再写下一稿。8月末，该完成最后一稿了，这时江泽民亲自介入。
“8月30日到9月17日，江集中精力看报告，用8个整天时间仔细研读，作最后定稿，”金冲及说，“他想得到第一手意见，与各部委、军队、省市的代表座谈。9月18日，他与起草组举行工作会议。这是他第二次跟所有起草人正式会面。”
这次会议非常细致，”金冲及说，“江增加了8个小点，我们将其一一融入文本。例如，他要求把国防单独作为一部分，出它的重要性。他指出，不允许国有资产归市以下的农村地区所有。还有一比较有意思的意见，他想在报告中传递一种‘忧患意识’，以反映世界的真实现状。江强调说：‘不要以为好日子会永远存在，中国正面对许多重大挑战，包括激烈的外国竞争，我们必须保持战略一致，维护团结统一。’江要求我们修改报告的倒第二段，加强这种忧患意识，我们做了修改。”
“但即使如此，”金及补充说，“江一直没停止对报告的思考。10月访美期间，他还不断与同行的曾培炎、滕文生、王沪宁讨论。回国后，江又增加了一句话，是关于城市化的适当程序和正确结构的。”
报告的终稿在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正式发布。（按规定，本届大会的工作报告是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的。）编缉工作十分紧张：在11月3日至5日的七中全会上作了几处修改，11月8日十六大就开幕了，江在这一天宣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