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主席能给人以启发。这正是科学界给予他最强有力支持的原因——尤其是他的‘三个代表’思想，这极大地推动了‘先进生力’。”
如果你想通过他所交的朋友来了解一个人，那么王慧炯和宋健对江泽民就很有作为目击者的发言权。
他的另一个老朋友是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回忆说，“相交多年后，江主席开始向我阐释他对国国内发展进程的看法，并不特别征询我的看法。他说如果中国出现动乱，中国就无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将会对全世界产生无法估计的影响。不管我说什么，江主席都会非常认真地倾听，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有时，他可能会在后来的某个时间采取一些类似于我所建议的措施。”
江泽民还会为那些纯粹意义上的老朋友腾出时间来。童宗海是江的大学室友，还帮江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他们之间的友谊历经半个世纪的考验。由于时艰难，在1948年两人分开之后的数年间双方音讯全无。1952年前后，两人才在北京匆匆见了一面，当时江是在出差参观。童说：“江泽民找到能源工业部，当时我正在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我们紧紧拥抱，聊起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我们本来想出去吃顿饭，但我们谁也掏不起进饭馆的钱。”
“江主席还是和他以前一样，”童说，“我们见面的时候，聊起了老朋友和过去的伙伴，像厉恩虞，聊聊他们现在在哪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告诉他一些他可能不知道的事情，而他告诉一些我肯定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江告诉我他所了解的1943年南京的禁毒运动，讲地下党是如何利用日本人与中国的傀儡政府之间的矛盾而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江告诉我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共党利用了这次斗争。他当时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出于信念和热情参加了抗议示威，因为我们认这对我们的国家有利。50多年后，我们一起回忆起当时的游行有多危险。对那些日本军警来说，向我们开枪根本算不了什么。”
童解释说，“这场禁毒运动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我们终于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了，我们的社会良知得到了延伸，学生们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没有这样的运动，学生们就不会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联合起来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了。江泽民很善于把同志们组织起来。我曾有几张学生时期和江一起拍的照片，比如我们毕业照，但由于我们穿的学士服被激进的‘左’倾分子认为是‘洋玩意儿’，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时他们撕毁了我的照片，只剩下了一张。”
第25章 2001年1月－7月“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其职业生涯里，江经常使用诗词来表达观点，抒发感情，弘扬文化。有一次，他用亲笔书写的诗词与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的诗作进行交流。《人民日报》曾刊登江为199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创作的两首四行诗，表达了他对美好未来的展望。他以严冬之后春的复苏来比喻中国摆脱积弊丛生的困境：
江雪柳日新晴
玉树琼花满目春
历尽天华成此景
人间万事出艰辛
2001年伊始，“天安门事件”再次掀起了波澜，原因是《天安门调查》的出版。据称该书是以党内泄漏出来的文件为基础编写的，披露了1989年学潮期间，党内最高领导层谋划的内幕。该书以时间为线索，生动而细致地描述了引发“六·四”学潮的详细经过，刚一出笼就上了众多外国媒体的头版头条。
中国官方的一位发言人称该书是捏造的，重申党和政府“对于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已经作出了正确结论……这一结论不会改变”。2月，江泽民召集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除了讨论了他对党的建设新观点（“三个代表”思想）外，每位政治局常委还确认支持两项敏感政策：首先是根除邪教“法轮功”的斗争；其次是1989年6月4日事件“党的结论的正确性”，这和《天安门调查》的出版有关。每位高层领导人都声明说，全靠政府对示威者采取坚决行动，才保证了社会稳定和中国经济的繁荣。
对于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人们似乎也正在形成更为公允的看法。时间让人们改变了看法，甚至某些曾参加过抗议示威的学生，也是如此。
对江泽民来说，1月份的重头戏是他在中南海主办了一次特别宴请，邀请了约20位老同学及其配偶。这履行了他7年前许下的诺言，当时他告诉王慧炯他无法参加北京的一个同学聚会。“请向我们的同学转达我的歉意，”对王说，“告诉他们我的位置让这事很难办，但是我答应在今后参加一次聚会。”
几年来，江泽民偶尔会感叹他一次都没有参加这些聚会。“我们的老朋友肯定会想我是因为自己的‘高位’才不参加的，”江对王慧炯说，“不是这个缘故，是因为每次我都被其他事情缠住。但我一定会遵守诺言的。”
当年第一个星期六下午3点，聚会开始了。一直到晚上9点，政府的车才将各位送回家。老朋友们一起唱了许多歌，包括《当我们年轻时》。江和夫人与每对老同学夫妇合影。在中国传统道德里，守信是很重要的美德。”王评论说。
数月后，一位老同学去世，江向其遗孀致电表达他的哀悼之情，虽然在聚会上他并没有见到她。后来有一次，王告诉江有个身体状况很糟的老同学，一生未婚，也没有亲戚，如今住在远在云南的敬老院里。尽管江泽民只记得他的名字，对他的面貌已经没有印象了，他还是给当地官员打电话，要求他们照顾好他。“江就是这样的人。”王说。
同样是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出发，江泽民号召在治理中国时，要将“伦理道德”放到和法律相同的高度，并谈到“以德治国”。在一次全国的宣传干部会议上，他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江强调“道德”和“法律”相辅相成——这种说法明显带有儒家思想的色彩——这在方向上似乎是个转变，从而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揣测。数十年以来，中国古代的思想被共产党某些人视为“封建遗毒”。虽然江有意说得含糊不清，但人们还是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是否正在试图创建一个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儒家道德思想的新体系？
一些人将这一举措看作是抵御“法轮功”奇特诱惑的一种手段。“法轮功”分正在利用信仰的真空传播自己异想天开的理念。学者们纷纷研究江的新思想，他们不但视其为社会断层期健康道德指导方针的基础，而且也将其看作是探究曾遭“文化大革命”压制的中国丰富哲学遗产的契机。
一位研究者指出，江泽民是第一位将孔子学说的精髓引入共产主义的党的领导人。
江力图使党焕发新的活力，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他指出，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政府官员都曾接受过任何形式的道德教育。同时，江把党历史上的重大失误归咎于实施过程中的错误，而非共产主义的基本阐述之过。此外，还召开了大量的研讨会，探讨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以德治国”。
在与日本在野党社民党领导人会面时，江民提到中国共产党正在“认真地研究”是否取消禁止私营企业主入党的规定。“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根据当前形势改进我们的理论。”他说。这些看似随意的评论预先揭示了本年度的一个重要主题。
另一个表明时代变迁的迹象是，为了决定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由17位成员组成的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开始对北京进行最后一轮视察。北京是大热门，但政府决心要确保万无一失。人们对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的事依然耿耿于怀。
中国政府发起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整治的耗资200亿美元的大规模战役，这次战役被称为“中国自建造长城以来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之一”。城市中四处都是“新北京，新奥运”的鲜亮标语牌。出租车司机开始学习英语。
江主席欢迎以海因·韦尔布鲁根为首的国际奥委会评估团来到中南海，并在一间装饰精美华丽的中式房间里举行了会见。“能与贵国政府最高领导人会面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北京申奥的支持。”韦尔布鲁根告诉江主席，他祝北京在7月13日的最终投票决定中好运。
在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之旅的最后一天上午，他们参观了中国中央电视台——评估它能否满足需要，处理转播奥运会所需的巨大电信通讯量——下午，他们拜会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向他告别。欢迎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中央电视台的是年富力强的台长赵化勇，他给这家国有电视台注入了活力和新思维。评估团留下了良好印象，赵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他知道自己在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申奥工作中的任务已经完成。
当晚，赵化勇坐在他位于15楼的办公室里，观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国家新闻节目“新闻联播”。“新闻联播”是中国最重要的电视节目，它在每晚7点首播，晚上10点重播，中央电视台的这一旗舰级的国家新闻节目拥有数以亿计的观众，其广告收入在中央电视台每年7亿美元的广告总收入中占的比例极大，在市场经济中，这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中国高级领导人定期仔细收看的节目。由于“新闻联播”的影响力，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每天都会仔细审查这一节目，就像一名元帅一样监控着播出的节目。
此时正是7点20分，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红色电话机响了。在中国，接往主要媒体的热线电话的重要性不亚于军方热线的重要性，当这部话机响起来的时候，整个屋子都一激灵。很难想像丹·拉瑟会对来自白宫的电话很上心，但这是中国，赵的心头一震。
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赵化勇吗？”在得到了略显不安的确认之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
“你好，是赵化勇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问道。
“晚上好，总书记，是我。”赵回答道，尽量掩饰着内心的不安，我刚才看到了‘新闻联播’对您的报道。会见奥运会评估团时您看起来真是太棒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总会报道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活动。这一不成文的规定很少会出现例外的情况。
江并未因为受到恭维而分神。“谢谢，但是你注意到有什么问题了吗？”
“没有……总书记，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赵的脸都红了。既然江亲自打电话过来，肯定是极端敏感的“新闻联播”出现了某个严重的问题。“总书记，我们出错了吧？”
“我可能是唯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江继续说，“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应当报道的，另一次则不应报道。在‘新闻联播’上报道我接见奥委会主办城市评估团是完全可以上新闻联播的，你们的报道搞得也不错。表现我问候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握手的镜头是准确的，但是随后播放的我们坐在一交谈的镜头弄错了。另一次我见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就认他了——但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谈，并非是出于官方目的。虽然你们有关奥委会评估团来访的画外音一直都是正确的，但是镜头却搞混了，播的是我与老朋友进行私人会面的画面。”
“总书记，我非常抱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赵的语速变得急促起来，“我会立即调查这起事件，查明情况，尽快向您报告。我们将处理有关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其实这是我的疏忽，”江亲切地回答道，“我不应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两次会见外宾。就像外国人所说的，我们在他们眼中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他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样啊。”
赵几乎能感受到江在微笑，但是他知道任何这样的错误都不容轻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总书记，我们会立即调查。”
“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现在用一种领导的口吻继续说道，“但你应当分析问题的起因，它看起来是件小事情，而且我估计奥委会评估团也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差错，但这么一个错误却反映了我们的专业精神和细心程度不够，不应再出现了。”
“是！是！总书记，您所言极是。”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