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轻对成的判决。但江顶住了压力，这使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得到大幅度提高。江认为只有通过严惩（“严厉打击”）措施，并进行思想教育和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
10月，在一场旨在查处贪污案件的运动中，审计人员宣布他们发现，在中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和商业活动中有110亿美元的资金被滥用。这似乎像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战斗。
江打电话给沈永言。如果说江是想在日理万机之后，需要放松一下，那么他选错了时间，也选错了朋友因为他所听到的事情使他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中国正面临一些严峻的问题，”沈开门见山就说。江让沈慢慢说，并且在他滔滔不绝地诉说时，非常耐心地倾听着。
沈简要地概括了他所看到的中国的主要问题。第一，严重的腐败问题。第二，日益明显的失业问题。第三，各种丑陋的社会现象。第四，贫富差距拉开。沈说对这4个问题他经考虑了1年左右的时间，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将它们提出来。
江让他举些例子，沈就从第三类问题谈起。他告诉江说：“我在海南出差时想去理个发。但我的朋友告诉我有超过半数的理发店和美容院实际上是妓院，理发只是一个幌子，是为卖淫行为所作的掩护。他们诉我，走进一家美容院时，先要查看一下是否有隔间。如果有，那你跑得越快越好。”
江主席也经常听到这类问题，他同意沈所说的前三类问题，但是对于越来越巨大的贫富差距，江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说：“当邓小平最初决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贫富差距会很自然地随之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的期望是通过建立新的工商企业，让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能够通过创造报酬更为优厚的岗位、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来带动民共同致富。政府的职能就是要照顾到仍不富裕的人，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使贫富更为平衡，制止非法牟利。制度还不完善，但确实有效。我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当然不能回到大家什么都没有的老路上去。”
在9月底江泽民的日程中有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就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市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国的运动健儿带着28块金牌——这是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金牌总数居世界第三——回来时，江主席感到非常高兴，他对获奖运动员发表讲话说，“全国人民的心中都充满了喜悦”，“你们展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林的坚强信心和力量”。
所指的不仅仅是奖牌。9月初，关于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一事，他正式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致信。他在信中说，“在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的支持下，我坚信北京将以非凡的努力把2008年奥运会办成一次高水平的奥运会。”
江泽民一直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申办奥运会的愿望是他爱国情绪的一种表达。这年秋天发生的另外两件事也证明了他的种情绪。两件事都和中国文明有关。其中一件事关乎历史却涉及未来，另一件关乎未来但涉及历史。
11月，中国学者大张旗鼓地宣布，通过对古代文物时间的科学鉴定，中国最早的朝代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也就是说被推进到了公元前的第三个千年，这样古代中国就和古埃及属于同一个年代了。这一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项目是根据中国最早的3个朝代命名的，项目为期5年，研究工作重点是标定这些朝代的历史年份。参与这项工程的共有200名各学科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家和研究古代铭文、天文历法以及古代手稿的学者。夏朝建立的时间被确定为公元前2070年，后来的一些报道甚至还将一时间提前到公元前2200年前后。中国媒体大事渲染这一新闻。这毫不奇怪。
消息一经公布，其他一些学者，大部分是外国学者开始对这一结论的科学性及其背后的动机提出质疑。外国批评家指责中国学者是在仓促之中强行得出一个自己想要，或许是预先确定的结论，他们指责大陆的学者们制造了“一个共识误区”。
还有一些外国学者替他们的中国同行辩护，称赞他们研究古代史的强烈奉献精神，并谴责那些发难的人，说他们在自己的断代史重建中有“既得利益”。随后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可想而知，中国的媒体被激怒了。
2000年夏天，一篇文章指责这项工程“正在中国煽动一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文章把矛头直接指向负责人宋健博士，说他“把挖掘祖国历史作为拥护现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方式”。宋健曾任国务委员，他于1995年批准了这项年代学研究工程
事实上，宋健博士是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他在控制论和应用数学领域都作出了贡献，并被认为是国家环保运动的奠基人。在解释启动断代工程的原因时，宋这样写道：“没有断代的历史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历史。它只能被称为传闻或神话。”
“不要担心那些批评，”江主席对一贯能言善辩的宋健说，“只管做好我们的研究工作。”然后他又强调：“我们应该保持最严谨的治学态度。”接着他又颁布了一条禁令：“党和政府都不应该对这项工程作出评价，这个工程纯粹是科学。”
第二个工程是新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或称为“北京剧院”，这是一个具有未来派设计风格的建筑，计划中的选址在位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的西侧。这个工程是由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基本的设计是一个长220米、宽150米、高49米，闪闪发光的卵形穹窿结构，漂浮在一个人工湖上。剧院不同寻常的顶部可以分开成两部分，是用玻璃和钛合金材料制成的。这是一非常令人吃惊的独特设计，几乎就像是一颗从大海中央涌现出来的巨大水滴，或者就像一个降落在海面上的不明飞行物。这座建筑物中将分别建有一个可容纳2416人的歌剧大厅，一个可容纳2017人的音乐厅和一个可容纳1040人的剧场。来宾将通过人工湖底的透明隧道进入剧院，人工湖的周围将种满花草树木。江主席是一个戏迷，他渴望用一种大胆的方式来宣扬中国的现代化，他支持这一出人意料地获胜的设计方案。
江喜欢站在中南海的南端赏月并观赏南海映月的美景，从这里沿着水面望去，可以看见这座美不胜收的大剧院款款落成。大剧院紧邻人民大会堂，象征着中国既敢于大胆直面现代化，同时又深深依恋着其悠久的历史与传统。
在其工作生涯中，江一直热衷于获取信息和原始素材。作为一名工程师，他处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一家发电厂停产，仪表的读数是多少？如果一条生产线不能有效运作，问题出在哪里？作为政治领袖，他也处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对中国的环境污染产生何种影响？能作出什么样的预测？其他国家有何经验可借鉴？
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拥有多种信息渠道。此外，江个人的办公室也可以接触无数的信息和咨询来源，包括国家的主要研究机构、智囊库和学术机构。但是对江来说这一切还不够。
江喜欢得到新观点，江向自己信任的人求助，比如说，他的多年至交王慧炯。
王教授是一个瘦削而结实的人，头脑聪敏，口齿伶。他长期担任享有极高声望的、中国最高的政策分析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游历甚广，机智敏锐，但脚踏实地，为人谦逊，不好张扬，对经济发展、可续发展能力、能源政策金融政策、城市贫困问题、技术转让以及中美关系等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系统工程师出身的王慧炯常常使用工程学中的系统方法来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这与江泽民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王会说流利的英语，对西方的行事方式极为敏感。他曾担任世界银行短期顾问，他的大女儿是计算机工程师，小女儿是知识产权律师，家住华盛顿特区附近。王虽然已年近八旬，但每年仍要参加多达10次的国际会议。
王慧炯说：“当我了解到一些重要的新东西，尤其是从国外得来的消息后，我会直接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江主席。极少有人知道江是我的朋友，所以没有人会来我这儿特意炫耀什么。我给他提供事实，如处理是他自己的事。”
“我把自己对所有问题的看法毫无保留地告诉江，”知识分子本色的王继续说，“我什么也不求，没有向上爬的野心，不求任何地位。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我把真实的看法告诉他，事实怎样就怎样，特别是西方的情况和思想，我把事实和观点分开，不给他提政治建议。我从来不参政，我的观点都是学术上的观点。”
他接着说道：“作为一名学者，我能够做到真诚坦率。高级领导人必须应对情绪化和意料之外的反应。江需要掌握最的信息和最新的发展。他必须了解各种各样的观点。”
“我有时会打电话给王教授，向他请教些问题，”江泽民对一些朋友说，“通常会是些经济学问题，也可能是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但也可能是其他任何问题。”江很为他这位思想深刻、淡泊名利的朋友感到自豪，他也曾和政治局的同事谈起过“我的同学王慧炯”。
江每次邀请王去他家通常都是在傍晚时分，往往都是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自由自在地长，直到吃晚饭，晚饭通常吃些简单的扬州风味的饭菜。王说，“当江和我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像老朋友在一起休息。我们的谈话非常自由，无拘无束。他与其他的高级领导人爱好有所不同，他对文、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广泛的兴趣。他并不停留在过去。他特别喜欢科学和哲学。有时我们会一些严肃的话题开开玩笑，就像老朋友在私下里那样。我们当然都知道严肃的话题应该认真对待，但是有时开玩笑可以给人新的视角。”王笑着描述一次晚餐，“我们吃饭的时候用的当然是筷子。有时，一粒米饭掉在饭桌上，江主席就会用他的筷子把饭粒夹起来，放回碗里。江说，‘我们必须尊重农民的辛苦劳动。’”
江泽民偶尔还会向另一个人讨教，他就是宋健博士，他主管中国的科技工作长达10年之久。“我喜欢和江主席谈话，因为他对探索新观点有着一种强烈的渴望。”宋说，“他会打电话问我一些具体的问题，或讨论某个话题。其他一些情况下，他可能就想探讨一下某一个哲学问题。有一次他问我，世界为何存在于三维之中？我到他的办公室，整整和他谈了一个小时的N维空间！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对第N维空间代数感兴趣的并不多。后来谈到一些数学家时，江开玩笑说，‘你们这些人是在多维空间里思考的；我还是得生活在三维里。’”
宋健接着说道，“江主席通常会在晚上10点以后往我家里打电话。接到他的电话我从不会感到诧异。最近他问我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有何差别，并问量子力学是如何与这二者相联系的。”
一次江提出了个有点像是究竟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他问宋，“是先有理论还先有实践？”宋说，“我知道关于这点有各种看法：是理论指导实践使之更有效，还是实践发展理论使之更真实。实际上，这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宋又评论说，“作为一个工程师，江是从实践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尽管宋健是在科学的意义上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但江泽民念念不忘的却是政治理论。
“我对江主席说，我赞同现代哲学的观点，”宋健数周后得出结论，“先有实践后有理论——我们从现实世界的论据中推导出我们的理论，理论回过来可以检验并证实或驳斥的论据。这个过程叫‘归纳法’，其间科学发展出一般规则来解释具体事例。因此实践先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江想了一会儿，然后表示同意。为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能被解答而感到高兴。
“通常当我们一起参加社交或政治活动时，”宋健接着说，“他会走到我跟前问我，‘你有没有听说什么新的理论？不要让我一无所知！’”江对于新的科学思想的浓厚兴趣，似乎赶得上某些人对新的谣言的兴趣了。
“对科学家和知分子来说，生活在主席领导下的中国，这是一件幸事，”宋说，“外国人无法想像贬低知识分子的那几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荒谬的口号，例如：‘不要读书，书读得越多越愚昧’什么的。江主席能给人以启发。这正是科学界给予他最强有力支持的原因——尤其是他的‘三个代表’思想，这极大地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