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的一些性格粗犷的游击队员组成——这座优雅的大厦不为一个巨大的飞跃。主席办公室是很宽敞的一个套房，约占了其中一层楼的一大半，里面装备了最新式的电设备。对江泽民来说，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炫耀。
1月，由曾培炎任主任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以来第一次宣布：“私营企业应该同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地位。”此外，曾还说，政府将取消对私人投资和私营经济发展不利”的税收、土地使用、开业和进出口等方面的所有限制和歧视性规定。私营公司还将可以在上海、深圳两地的中国股票市场上市。
在此期间，江泽民继续为党能承担起大的责任而努力奋斗。在中纪委一次反贪工作会议上，江发表讲话说：“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他说，“……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他强调，各级党委都应该完善“责任制度”。一旦出现问题，就有人负责。他说，选拔干部应该遵循严格的规定，必须考察部的道德素质。
对于越来越盛行的谣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代表他的同事们站了出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党内和海外又有传闻十六大的事。有很多说法，但全是空穴来风。”他还说：“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小团体能把他们的意志加于集体领导之上。”
作为中国宏图大业的关键部分，江泽民努力想把经济落后但资源丰富的西部疆域改造成经济繁荣的地区。江反复说，“西部大开发”的成败决定着中国改革的前途，事实上也决定着中国自身的前途，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都居住在西部。经过多年的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增强，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大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认为：“对江主席来说，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他担心地区差异会影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尽管邓小平在1988年曾要求关注这个问题，江泽民多年来也一直极为关注，但1999年之前，他并未提出任何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他首先必须要确保沿海地区的经济完全可以自我支撑，这样中央政府才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地区。现在，西部大开发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江泽民号召全国，在建设西部时要“大胆”而“坚决”。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和自治区以及重庆市，覆盖中国疆域56％，矿产资源占全国总储量的50％。经济学家预测，如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迎头赶上东部，那么中国到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将不可能实现。江要求富裕的沿海份要向贫困的西部省份提供更多的财政、技术和管理上的帮助。他向他们保证说，“西部区的发展，将给东部地区带来新的商机”。他批准了一种兄弟帮扶体系，要求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和最贫困的省份结成帮扶对子。作为第一批，新疆和上海、贵州和深圳结成了对子。
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江向青海省代表团阐释了他的战略部署。他说，关键在于培养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推行一套既能够”积极引进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包括留学归国人员，同时还能充分发挥当地人才作用“的政策。他鼓励当地政府尽力为专业员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并建立经济激励机制，以吸引和留住专业人员。
此外，江还告他们一定要有耐心。尽管他预测5年到10年将初见成效，他还是告诫说，“整个国家都应该深刻理解，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宏伟的战略目标，需要成百年的时间”。“西部大开发”现在是一件头等大事。尽管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是提出这一宏伟计划应该成为江主席的主要功绩之一。
曾培炎说：“经过多年的梦想，从口号变成了行动，这是一个根本的、令人振奋的变化。”举例来，青藏铁路在20世纪50年就已做出远景规划，但由于技术落后和资金不足，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江重新提出了这一规划，说这个重要的铁路工程对于刺激经济发展，建立东西部联系提高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但这一计划也招致外国评论家的非议，他们怀疑中国设耗资如此巨的工程，首先是出于军事动机。）
但大发展也带来了些特殊的问题，江特别关心保护环境和保护当地少数民族的问题，他委曾培炎到美国考察学习美国开发西部的经验。
江泽民相信，经济建设实践与理论的指导是不能分家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实事求，与时俱进，要发挥政策与理论的作用。因此，江打算提出新的理论。
2月，在考察广东省的过程中，在高州这个落后的小城，江泽民发表讲话，力图纠正普通农民经常抱怨的些问题。江向他们保证，党将会支持他们。他对600名村镇干部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益，它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这三短——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江第一次对它的表述，它还没有名字，也没有成为报纸头条，似乎只是在不经意间说出。然而，这并非事出偶然：江的言语简单，但其影响却非常深远。
数天后，在广东召开的一次关于党的建设的会议上，江重申了这几句含三层意思的话。尽管这几句话只是出现在新华社文章的字里行间，尽管这个新的思想仍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但它很快就主导了所有的政治性评论。
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高度概括的评论员文章，这标志着江泽民提出的卓有远见旨在实现党现代化改革的思想，即“三个代表”的思想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浮出水面。“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日报》指出并补充道，“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把成熟阶段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和做法搬到今天的实践中来，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论述的含义对西方读者来说似显矫饰，又难以理解，但对许多国人来说却是令人心驰神往的。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在可预见的将来，放弃一些在现实社会中并不行的社会主义理想化原则是允许的。而且，它还承认，社会主义的已经过时的某些方面实际上会“阻碍”发展。
“江主席在2000年发表的关于‘三个代表’的讲话就像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一样，”广东省省委书记李长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3年后，他将负责管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媒体。
“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理论，”江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现在的是能适合中国当下国情，有意义，又好记的。”
“江第一次讲话的时候，这一理论还只具雏形，”滕文生解释说“假以时日，它会发展成熟。”
江很清楚，要领导中国全球化的知识型经济，他必须对党的思想进行现代化改革，而“三个代表”正是这样一种机制。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对他来说有着更多的含义。这是他留给这个已经开始向新一代领导过渡的国家的遗产。事实上，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明确地支持胡锦涛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在一次党的高层会议上，江称赞胡锦涛“思想坚定”，对胡在“三讲”学习中的领导作用给予了特别的赞誉。
在外国人眼中，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不过是共产主义修辞中又一个晦涩复杂的概念，是上面对下面干部的又一次洗脑运动而已其采用的“代表”这个词，在英语里也显得非常古怪。但“三个代表”这个词在中文里却显得连贯而精妙。江选用了“代表”这个中文常用词，它在字面上还可用于表述，比如，某外国企业或公司驻北京“代表”。江泽民的意图是，虽然工业时代模式的共产主义是不能以当代经济体系的形式存活下去的，但通过“代表”这三项强力的原则，共产党就可以使马克思主义适应现代化，与时俱进，并确保其作为社会先锋队的地位。正如江经常宣称的那样，共产党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列。他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
江主席还努力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一系列与校园有关的暴力事件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一次，一个中学生“因忍受不了学习成绩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用榔头打死了母亲；在另一个例子中，两个年纪轻轻的学生把一个同学砍死了；还有一起是由家长的暴怒行为而引发的案例，一个学生的父亲“因自己的儿没有被评上‘三好学生’和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带人把班主任给打了”。
江称这些报道“确实触目惊心”，并阐释了一套更为广泛的教育理念这套教育理念并非仅仅关学习成绩而把其他技能排斥在外。他呼吁学校减少家庭作业，教授一些培养“创新精神”的课程，并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他还说到要培养“有较高德、智、体水平”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江还列举了中国古代学生“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作为反例，他说，“这方面的教训不少，要引以为戒。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锢在书本上和屋里，要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打开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
江的观点赢得了阵阵掌声，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中国的教育历史悠久，所以总有些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江以其独特的，有时甚至是富有诗意的方式应对。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在江与记者非正式谈话时，有一位台湾记者问江，说与台湾开战是不是算一种“煮豆燃豆萁的行为？这句话来自三国时期魏国的一首影射手足相残的诗。
“你所说的是曹植的诗。”江平静地回答道。他完整地背诵了这首作于3世纪的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如果有人宣布‘台湾独立’，这就会导致一个‘相煎’的局面。”江接着说，“如果因为有些人推进‘台湾独’而导致‘兄弟相残’，那是他们自找的。‘我们本是同根生’——来自一个中国。为什么要搞‘台独’呢？”
尽管在场的人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3月18日，北市前任市长陈水扁在台湾所谓“总统”大选中还是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胜利。在一党执政50多年后，国民党失去了政权。尽管这名曾对当局有异议的前律师的竞选口号是要把台湾发展成为一个高科技的“绿色硅岛”，要促进台湾海峡的持久和平并维护台湾人精神，但他却也是第一个挑衅性地支持“台独”的台湾领导人
北京方面被激怒了。尽管70多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为仇雠，但他们在很重要的一点上存在着共识。两党都信奉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尽管国共两党在谁代表“一个中国”的合政府方存在重大分歧，但北京在国民党执政时，不必担心台湾会宣布“独立”。然而，随着陈水扁的当选，信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形势骤然间改变了。从现在起，双方都得小心行事，以防铸成无法挽回的错误。
在陈水扁当选前，朱镕基理曾经警告说：“如果台湾选民在投票时意气用事，他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后悔。”大选结束后，朱镕基仍很强硬：们永远不会同任何鼓吹“台湾独立”的人或党派“进行任何对话”。
尽管想法相同，江泽民的反应却更有策略。“只要海峡两岸的对话协商是基于一个基础，即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任何问题都可以谈，”江说，尽管他也用接下来说的话支持了自己的同事：“朱镕基总理很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观点。”总体上说，江发出的信息是寻求和解的：“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束了，我们过去说过，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不论谁在台湾执政，大陆都欢迎同他对话，我们可以去台湾。”
不过在幕后，江泽民的立场则要强硬得多。他任命曹刚川将军——一名导弹专家—负责制定对台军事策略。江说：“如果我们要采取军事行动，宜早不宜迟”
尽管江主席注意到陈水扁只得到不足40％的选票——他把这一点理解为至少60％的台湾选民不支持“独立”——但他还是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