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几周以来，政府小心翼翼地试图化解紧张局势。
第二起，5月25日，所谓的《考克斯报告》在华盛顿出笼。这使得化解危机的工作雪上加霜。该报告满篇尽是煽动性的指责，声称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窃取美国最敏感的军事机密，尤其是核武器设计和导弹制导系统。该报告的出笼紧随轰炸大使事件，时机之糟糕实属无以复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克斯报告》中写道，“已经窃取了美国最先进的热核武器设计的情报……其中包括一种微型的锥形弹头W…88，它是美国迄今研制的最先进的核武器。据称，被取的材料包括7种热核武器弹头的绝密资料，而这些弹头都被部署在美国的弹道导弹武器库中。“中国对我们的国家武器实验室的渗透至少可以追溯到过去的几十年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还在继续。”更糟糕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的间谍活动还被指责为代表了一种官方的政策和中国的帝国主义图谋。“中国获外国军事技术的努力只是其争做一流大国并使中国最终实现其全球谋划的目标的一部分。”
“中国的长期地缘政治目标包括把台湾并入中国，并成为亚洲的头号强国，”该报告宣称，“中国并不排除对台动武，而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窃取则提升了其使用武力的军事能力。中国还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和日本提出了领土要求，并以武力作为提出上述要求的杠杆。”报告的结尾以一种威胁的口吻说道：“中国的这些目标和美国当前在亚洲以及太平洋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并不能排除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中国还被指责向反美政权，包括伊朗和朝鲜，转让了这些技术。6周前，《纽约时报》一则新闻声称中国曾两次窃美国的核秘密。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但那些设计不管用，于是1995年中国情报人员卷土重来，展开又一轮的窃取。
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江泽民都保持着沉默。但是其他的中国官员则深感怒。4月份，朱镕基否认了这些指控：“我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说，我和江泽民主席都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们也询问过中国的高级将领，他们说也是毫不知情。”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称其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诽谤”，斥之为“典型的种族偏见”。考虑到美国人在李文和案中歇斯底里的表现——在媒体的枪林弹雨中，他被指控并差一点被判犯有核间谍罪，对考克斯的指控不予置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纽约时报》于3月爆出李文和案的时候，将李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里“碍手碍脚”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其后的调和李所受的严酷监禁也反映出一种令人担忧的“恐华”心理。尽管针对他的间谍指控最终被撤销，但这位60岁的核物理学家被单独监禁长达278天，并被禁止以其母语与家人进行交谈。最终，李以“错误处理”核机密的罪名服罪，并被罚款100美元。审理此案的首席法官认为，政府对待这位科学的方式是极具侮辱性的，因此，在向法庭作正式陈述时，异乎寻常地向李正式致歉，并尖刻地指责了政府的这一行为。
在5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赵启正主任发表声明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都可以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武器技术。所谓被窃取的美国核弹头情报在互联网上都可以获取，《考克斯报告》中并未列举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赵历数了中国在没有得到外部帮助的条件下，在航天和武器研发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中国需要得到外国的帮助能实现技术进步，与指控中国为“小偷”同样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不信任感并非是来自单方面。《考克斯报告》加上3周前的轰炸大使馆事件，这一切使得1年前还前景光明、发展迅速中美关系降到了一个新的低谷。由于江泽民和克林顿之间两次成功的峰会，两国都开始使用“战略伙伴”这个词来指称对方了。现在，他们又换回老的说法，“战略竞争对手”。北京和华盛顿的内部备忘录中甚至还都使用了一个更具威胁性的语：“头号大敌”。
在事态发展中，关于间谍案，江民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言论，直到2000年9月，他在麦克·华莱士主持的《60分钟》节目里有所表态。尽管所有的大国都对其敌国和潜在的敌国（甚或少数友好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但是从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当众谈论这些事情。称其为“看似可信的诿”应该比较恰当。江也是。他需要应付太多的国内问题而无暇顾及这些无谓的指责，特别是在各国强硬路线者伺机谋取政治利益的情况下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考克斯报告》中的指责对中国不无好处。通过展示中国强大的核武器能力和先进的导弹技术，有助于提高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的声望。显然，这是考克斯议员始料不及的。
尽管江一直保持沉默，他改革开放政策正面临着考验。几乎在每一次讲话中他都反复讲，只有通过发展经济，中国才能真正变得强大。即使军事力量的提高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又离不开贸易、投资和技术——所有这一切，他强调说，如果不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一次讲话中，他鼓励全体中国人民把“义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建设祖国的“光荣工作”中去。
注意中国国内情况的分析家们，一直关注着中国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而在使馆被炸事件后，这项工作一直陷于停顿。朱镕基布，中断的世贸会谈将不会立即恢复。他援引江泽民对克林顿总统的话说：“现在还不是谈判的时候，气氛不好。”江的反应显示了他的风格：即在欲有所获之际，要从长计议。他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坚持原则，不急不躁，循序渐进，水到渠成。”
1999年3月，人大投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就把一些原本为人们视作当然的东西正式写入了宪法。通过正式接受邓小平的方针，江泽民逐步稳固了实施其改革方案的法律基础。江可以稳妥地宣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不同于世人所了解的意识形态僵化的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中国活跃的高级领导之间不存在分歧，他们紧紧地追随邓小平。中国所发生的事并非“新瓶装旧酒”；瓶子看上去可能还是老样子，是里面酒的味道早已大相径庭了。
江泽民是一个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当他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他就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参加游行，反抗外国的控制，谴责国内的腐败积弱；长大成人后，他在驱逐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恢复中国人尊严和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事实上，江坚信共产主义的核心宗旨。
江泽民说：“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理论家。制度可能得通，也可能行不通。行不通，就修改；行得通，就保留。关键在于什么对中国有利。”
7月7，李登辉在接受德国电台采访时声称，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是“特的国与国”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已经持续了“近10年之久”。7月20日，李又发表了他的分裂性言论。
“这不是一种合法政府和叛离组织之间的关系，”李说，“也不是‘一个中国’政策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现在并不存在‘一个中国’，它只能在民主统一之后出现。因此，中国大陆认为台湾是一个‘叛离省份’只能显示出北京方面完全无视历史和法律事实。”
对大陆的中国人来说，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是积弱的象征和帝国主义造成的恶果。中国人普遍认为美国支持台湾并向其出售器是为了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许多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要想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实现完全统一。用记者贾斯珀·贝克尔的话说，对江泽民而言，只有中国完全统一，台湾回归祖国，“中国才能享有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首次和平”。贝克尔意识到，在江泽民统一国家的热切号召下，绝大多数海外华群情激昂。他打了个比方，“就像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坚信所有社会成员都得归属真正的天主教会”。香港已于1997年实现回归，而澳门也将如预期那样在1999年底回归祖国。对大陆人来说，台湾即是所缺的最后那一部分。
统一的进程戛然而止。北京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原计划于秋天访问台湾。现在这一计划被取消了。《人民日报》指责台湾当局高估自己的力量并密谋推进其分裂活动，还把李登辉比作企图“撼大树”的“蚍蜉”。
江主席的言辞甚至更为激烈。他说自己不是“好战的人，但是12亿中国人民非常关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他一再澄清的政府的政策：台湾和大陆是实行两种制度并寻求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国家。决不允许有其他阐释。军事威胁的意味自然隐含其中。江的言辞不得不再一次维持一种适当的平衡：既不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反感，同时又能安抚国内持强硬立场者。
在此期间，江泽民还得处理“法轮功”问题。对他来说，这个教派“真、善、忍”的口号是虚伪狡诈的，有篡夺共产主义道德权威之虞。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轮功”为人们展现了一种奇特理想和前景，但实际上它是危险又具破坏性的。
据5月份的一份备忘录称，就在贝尔格莱德使馆遭北约的攻击后不久，江带着挖苦的口吻说道，“如果‘法轮功’大师能够预见一切，为什么他们没有预见到我们的大使馆会遭到轰炸？”但是他关于邪教的幽默感并没有持续多久。处理“法轮功”现在成了最令人担忧的国家事务。7月19日，江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3天后，公安部颁布法令，宣布“‘法轮功’是非法组织，应予取缔”。
为防止任何人错误理解“非法”和“取缔”的意思，法令详细列举了所有现在被定义为非法的“法轮功”活动：宣传、公告、示威、聚众。党员禁止参加，否则将被开除党籍。教派的创立者李洪志被指控传播迷信和邪恶谬论以欺骗民众导致众多练功者死亡”而遭到通缉。一些“法轮功”骨干成员被拘禁关押。
“法轮功”的盛行程度令人费解，在取缔这一活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采纳了西方国家镇压邪教时所用的一些术语。它发表了份关于“精神毒害”的报告，指责邪教不仅秘密参与政治活动，而且有时还从事诸如逃税、贩毒、走私、暗杀和绑架等一些犯罪活。报告称“法轮功”“威胁宗教自由和社会稳定”。
“法轮功”的反应又有其独特的荒诞意味，其发言人捏造江的言词，诸如“采用任何措施清除‘法轮功’都不为过”。
撇开这些愚蠢的指责不谈，政府认为邪教是对政权稳的一个重大威胁，而此前经济上的混乱和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已经使稳定局面受到了震动。8月，共产党把与“法轮功”的斗争和正在进行的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重振自我的努力结合了起来。《人民日报》号召所有党员学习一本名为《马克思 恩格斯 列 斯大林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新书。身为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开始发动了一次“整党”行动，试图在中国深化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重申意识形态基础。江的“三讲”运动，最初旨在抵制腐败和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如今重新以全国性的根除“法轮功”的努力为目标，并与之相结合。
与此同时，江泽民寻求在经济事务上取得进展。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旨在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协议的华盛顿之行进展不顺。此行之前，江和朱曾在内部说过，入世能增加国外投资，提高中国优势企业的竞争力，迫使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适应市场需求或是倒闭。江泽民甚至打算开放中国敏感的电信市场，他说这一市场“僵化”，还说它“有官僚作风，想搞产业垄断，虽然利润丰厚但毫无服务概念。一定要引入国外资金”。朱镕基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已经谈了15年……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是结束谈判的时候了。”
保守人士警告说，世贸规则会引入大量的国外竞争势力，这将使数百万失业工人涌上街头，成为社会动荡因素。此外，外国人会迅速占领重要产业，比如金融和零售业。
这场已经憋了好几年的争论如今因为朱镕基的访美使命而激化了。有的领导人认为此行“高风险”，因为美国的政治策略，从贸易到间谍活动，处处在恶意“修理中国”，“毒化了气氛”。另外，美国为首的北约恰好开始轰炸南联盟，这更给中国的反美情绪火上浇油，整个事情好像天意一般。
江泽民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