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坐在国家领导人边上，我们一点也没感到压力。我们开诚布公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老演员田华现在经营着一所艺术学院。她说，她的学生在拍摄军事题材的电影时，需要各种各样真实的道具。总书记笑了，说：“田华，你这机会抓得太好了。这儿坐着我们的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他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迟将军笑着表示无能为力的时候，江继续说道：“抓住机会，田华，别让迟将军跑了。赶紧跟他说说你需要的东西：军装、装备，拍摄过程中需要部队哪些支持，让你的学生到部队体验生活。快跟他说！”
同样，江也给孙道临提供了帮助。孙已近80高龄，准备拍摄一部关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穷困时期中国修筑第一条铁路的历史影片。他遇到的问题是，潜的投资方都认为这种电影没有商价值。在与江交谈中，这位年迈的导演激动地说：“现在想拍弘扬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主旋律电影太难了。”听了孙的讲述，江泽民转过身，让前铁道部部长、现任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关注一下这个情况。后来铁道部资助了这部电影。
电影《詹天佑》（以一位献身中国铁路建设的人的名字命名于3年后上映，江赞扬这部影片生动地描述了为“中国的民族复兴”而奋斗终身的“品德高尚的人物，反映了“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这部影片“对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具有重大意义”。
讨论过程中，还有一段争议性的话题。有一个姓王的年轻作家发表一通非常极端的言论。前不久，文化部长孙家正发表了一篇讲话，指出中国电影不应该局限于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和全社会的模范人物。他说，艺术家在选材时要有选择，要注重艺术性。孙讲话的观点是值得赞赏的，即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应该创作各种类型的影片，而不应该受到意识形态顾虑的束缚。这位姓王的作家，公开与孙部长广受赞扬的讲话唱反调，而当时孙部长就坐在旁边。这个姓王的年轻人写过一个名为《雷锋日记》的剧本。雷锋是一名大公无的战士，他年轻时不幸牺牲，在20世纪60年代，他一直被奉为英雄人物的典型。
“我们并不是有太多的英雄主义电影，”这位作家大声说道，“恰恰相反，今天，我们银幕上的英雄人物实在太少了。我们需要更多的英雄。我们应该动员所有的资源，大张旗鼓地宣传我们英雄人物。”
一个年轻气盛的作家敢于当着江泽民的面公然批评高级官员的政策，而不担心打击报复，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在聚会中，其他领导人，像丁关根和曾庆红，都没有多说话。他们都跟着江一起倾听艺术家的言。最后，江泽民站起来做了总结发言。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老一辈艺术家热情饱满，决心十足；我们的年轻一代正在赶超老前辈。我们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如果只开一种花，那我们的电影事业将会枯萎。我们必须允许种植、培育和欣赏更多不的花朵。只有那样，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丽。”
讨论历时两小时。最后，江说：“好吧，我们一起吃顿午饭吧。”
大家都跟着中国国家主席走进近处的宴会厅里面有一张很长条形桌，每个人都按座签姓名牌落了座。这是一顿清淡而健康的午餐，共约10道小菜。午餐即将结束时，曾庆红说了几句。
“这是一次非常有创造性的聚会，”说着，他狡黠地一笑，“我们不该只一个劲儿地吃饭。你们艺术家得表演一下吧！”
曾庆红看到自己的领导江泽民兴致颇高，便邀请江背首诗。江从不怯场，他用俄语背了首诗。背完后，江指着孙道说：“我喜欢你给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配的音。我尤其喜欢哈姆雷特的那段独白：‘行动还是放，这是个问题。’你配得太好了！”曾庆红立即会意，插话道：“道临，就给我们表演一段哈姆雷特吧。”孙道临背完后，江大声地为孙道临的表演鼓掌叫好。然后，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都表演了一段。连赵实副部长都唱了一段京。“我认识她很久了，”李导演说，“还从没见过她的表演。”
演员田华背了首诗。她表演完以后，曾庆红说：“李导演歌唱得好，尤其是陕北民歌唱得好。”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也响应道：“是，是，那是。我甚至能从他的歌声中闻醋味儿（陕北人喜欢醋）。”这时，江泽民说：“李导演，我从没听过你唱歌，来一个吧！”
李导演站起来，高唱了一首民歌《信天游》。他性格外向，表演时不免些炫耀技巧。表演完后，江泽民评价说：“李导演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导演啊，现在我知道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歌唱家。平心而论，这首不好唱，音域很宽。唱得好！”
江还向大家展示了他的白色雅马哈电子琴，这架琴可以储存演奏过的曲子。江说：“我最喜欢这架琴。它可以自动重播刚刚弹过的整首曲子。”
不出任何人的意料，江泽民主动地坐下来开始弹琴曾庆红立即请嘉宾们一起跟着唱。“李导演，”曾挑出了本来就天性外向的人群中最不害羞的一个，说，“总书记弹琴了，你得唱啊！”
江演奏的是俄罗斯旧日情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导演邀请年轻女演员于慧一起唱，其他人也跟进来，江泽民为他们伴奏。李和江合演了几首二重唱，接着，江邀请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弹一曲。王也演奏了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大海啊，故乡》。由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歌词，大家都唱了起来——尤其是江本人，更是引吭高歌。几首歌后，江和每个人都合了影。
直到江泽民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进来带领大家参观中南海时，活动才结束。中南海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绘画与皇家园林的格调得益彰。江认真地跟客人们一一握手道别。他边握手边说：“祝你们身体健康，幸福美满！我期待着看到你们的影片。”
李导演事后说，“江称艺术家为‘灵魂的工程师’。他期望艺术家不仅要跟上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步伐，还要开拓和创新。江说：‘中国的艺术家决不能被陈旧的思想观念所束缚，他们要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尽管我们都认识到中国社会中还存在一些限制，但这种情况在改。江喜欢和艺术家在一起；我曾多次到过他的家。”
此前数周，李导刚刚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田聪明局长讨论过中电影博物馆的项目。田说，这项工程最早是1958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但由于“文革”，被长期搁置，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提了出来，结果却因为紧缩开支而再次搁浅。田跟李说：“如果一拖再拖，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电影博物馆。”
李导演以他特有的激情回答说：“中国电影业有近100年的悠久历史，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电博物馆，这是我们的耻辱。”田局长对李推心置腹地说，如果广电总局通过官方渠道提出这个项目，很可能因造价昂贵而再次到“枪毙”。
李导演大声说：“好吧，看我能不能帮上忙。这回让我们这些艺术工作者来提议。我们不走官方渠道。我们直接找江主席。”李知道，江个人非常关注中国电影业的发展；这位中国领导人曾参观过京、上海、长春等地的大型电影制片厂。
第二天，李前宽就给江泽民写了封信，并邀请其他一些著名艺术家跟他一起签名，约有20人联署。信中写道：“近百年来，在年生产量上，中国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世界电影生产大国。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建造一座国家电影博物馆，这无论是对中国电影事业还是对我们艺术工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李还恳求江“亲自支持这个项目”以“解决所有的繁文缛节，从而使这个项目得以启”。
3天后，江泽民把李导演的信转给了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江在信直接批示：“请关根研究处理此事，并将最后决定报我。江泽民，1998年8月21日。”
虽然江既没有直接下令批准博物馆项目，也没有说他支持这一项目，但他的示无疑施加了“少许压力”，从而推动了项目的进展。这个项目的重要性还不足以让江不顾他人的意见而分出有限的政治资本来直接插手此事，但他的结束语——“并将最后决定报我”——却让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干部清楚地感觉到江是愿意建造这么一座博物馆的。李导演说：“在中国，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由于江的“少许压力”，其他高级领导人都一路绿灯放行。在北京都国际机场旁边留出多1万亩土地。2005底之前，中国电影业诞生100周年的时候，中国电影博物馆将正式开放，并成为北京的一座标志性建筑。
对于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对手的人，江泽民也很有雅量。10月中旬，江在北京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进行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谈。辜与汪道涵各自领导两岸的协会，共同探讨双方之间的关系这是5年来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自1949年以来双方最高层次的接触。
尽管双方存有争议，尽管据说辜振甫对江泽民说，“只有中国大陆实现主，台湾海峡两岸才能谈统一的问题”，他们还是进行了深入讨论，话题从中国戏剧诗歌到达尔文进化论，无所不包。
辜说：“坚冰已经被打破，我们希望它会融化。”
11月，江主席对俄罗斯进行了访问。此行曾因国内洪涝灾害而被迫延期。江主席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里与突患肺炎住院的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举行了会谈，并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宣称“中俄国界东、西两段已勘定的边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在实地得到明确标示”。
第二天，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的“科学城”发表讲话。他赞扬俄罗斯“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希望“俄科技界遭遇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并向这些科学精英介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情况。
江决定讲话完用俄语，尽管中国高级官员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明智可取。中国驻俄大使建议主席用俄语作介绍，其他讲话用汉语（由专业译员译成俄语）。这一意见未被采纳。江通篇使用俄语。
如果你认为江泽民从此以后会改弦更张，退守传统礼节，那说明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人。用被访国的语言讲话是他的个人喜好；他以来表达对东道国文化的欣赏，也以此推动自己不断学习。
江主席从新西伯利亚直飞东京，开始对日本进行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有史以来第一次访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虽然江泽民以前曾数次访日，但这是他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日。目的是为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
这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现在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还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即使如此，这两个曾经互相敌对的国家之间仍常怒目相向。在访问之前，北坚持，在江主席访问期间，日本必须为二战期间犯下的暴行明确谢罪。但日本国内一小撮势力强大的右翼分子却对任何一种“有损皇军尊严”的企图进行阻挠——实际上，“皇军”枪挑婴儿，强奸妇女，毒杀平民，早已臭名昭著了。
问题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微妙。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在二战结束50周年时，对日本战时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所造成的“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的省和由衷的歉意”。而就在江泽民访日之前，小渊惠三首相向韩国人民表示道歉，表达了政府“痛切的反省”。现在，中国也想得到同样分量的道歉。
但对日本人来说，中韩两国有着本质上区别。从1910年到1945年，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而在中国，它并没有进行殖民统治，只是在1937年到1945年间对部分地区侵占了8年时间。对在此期间失去2000万同胞的中国人来说，日本的这种“区分”是无礼且带有侮辱性的。
抵达日本后，江发表声明称：“认真总结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对发展未来的两国友好作具有重要意义。”抵达日本的第一天晚上，在小渊首相举行的非正式晚宴上，两位领导人谈论的话题是双方儿孙、艺术等。江开玩笑，因为东京的气温比俄罗斯要高得多——同时也因为清酒——他终于暖和了过来，恢复了力量。
与此同时，日本与中国的政府官员沮丧地宣布，江主席和小渊首相不会签署将于高级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宣言。取消签字仪式反映中日双方对联合宣言中的日本道歉措辞仍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明显分歧。这一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