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把手稿校对和编辑一下，”江恳求沈，“这本书对我很重要。”
“我了解他所说的话，”沈深思道，“除了退休后在学术界的个人计划，这本书的出版也将了却多年前江对他的俄罗斯导师许下的承诺。”
“我按照江的要求做了，”沈接着说道，“这项工作非常复杂而艰辛。所有内容——图示、草图以及翻译——都必须与原文匹配得天衣无缝。”
但正当江忙于为离开政界后的生活制定计划时，一场政治地震撼动了所有人的未来。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说，“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成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好吧，’我想，‘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第二部分】 领导地位 1989…1996年
第9章 1989年1月－5月“准备作长期斗争”
1989年初，已经有许多事情造成了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尖锐的政治分岐。事实上，没有一位重要人物从根本上反对进行改革以刺激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分歧涉及改革的速度与方式。尽管如此，这种分歧将会导致一场地震，震中很快就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对有些人来说，邓小平的激烈改革——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分散中央权力和对外开放——威胁到了他们个人的权力。许多人都惯于生活在政府控制、中央计划与国有企业的“体制”之中，他们宣扬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以保护他们在仕途与生活上的利益。共产党体制内的有些人其实在试图束缚变革的手脚。除此之外，老前辈的理想主义者们渴望回到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指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中期，在群众运动搅乱全国之前），当时追求的目标、共同的理想、同志式的平等和对党的忠诚达到了顶点，团结了全国。
对江泽民来说，他最没有预料到的就是政治上的晋升。他已决定在上海退休后做教授。数十年来，他被频繁调动。现在他已经回到上海，他的妻子王冶坪想让他在这里呆下去。她热爱上海，上海话也比普通话说得好。上海市委书记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这意味着再过2年多的时间，江就将退出政坛，他们夫妇可以在上海安度晚年了。
沈永言记得在1989年4月的一天，他给江的办公室打电话，是贾廷安接的电话。“贾告诉我，”沈回忆道，“江正在交通大学作讲座。”他正准备从一位高曝光率的公众人物过渡到低调的学者。
震撼大地的剧变始于一场悲剧。4月8日，政治局例行的星期五会议按惯例于上午9时在中南海召开，议题是教育改革问题。作为主持人，赵紫阳总书记坐在桌首，这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可以让20个人就座。他所取代的那个人，胡耀邦，坐在桌子中部，几乎就在江泽民的对面。
1988年胡耀邦的心脏病曾经发作过，身体一直不好。
会议进行了40分钟后，胡站起身，打断了总书记的讲话。
他说：“我感到不舒服，可以离开吗？”
“当然可以，要当心身体。”赵说道。
然而，胡并没有走出去，而是又坐了下来。他几乎以慢动作把双臂放在桌子上，将头埋在中间。
“谁有药？”赵马上问道。这是指高级领导人应随身携带的一包专门药品以备急救之需。“我们需要硝酸甘油！”
江泽民高声说：“我有。但我以前从没有用过。”他接着问，“有谁知道硝酸甘油怎么用？”
“我父亲犯过心脏病，”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朱育理说，“给我吧。”江跑到朱的身边，朱拿过药，把它放在病人的舌下。
医生被喊了进来，随后胡被送入北京医院。第二周，胡似乎有所好转。但在4月15日，他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10分钟后就去世了。
当天晚上，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发了这条令人悲痛的消息，数小时内学生们开始在北京各校园里活动，寻思如何纪念这位曾经捍卫过他们的权利的人。次日，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是纪念这位前总书记的活动，但不久变成支持他曾倡导的自由价值观的示威游行。学生们打出标语和旗帜，要求结束腐败、加强民主并允许更大的新闻自由。他们还要求重新为胡做结论。
当北京开始游行示威的消息传来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有鉴于1986年的教训，上海市政府立即发出警告，以免运动失控。但是对于江泽民和朱镕基而言，问题倒不在于游行示威本身，而在于当地一家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对游行示威的报道方式。该报的创办人及主编是一位脾气执拗的老党员和知识分子，名叫钦本立，时年70岁，他习惯穿毛式服装，生活简朴。
尽管《导报》由上海市主管，但它享有非同一般的编辑独立性。《导报》成了报道党的改革和主张新的政治思想的先锋媒体。该报拥有30万高层次读者，在为全国性的讨论定调方面颇有影响力。
在胡去世后4天，《导报》的编辑们在北京的文化部举办了一个题为“胡耀邦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研讨会。他们决心对官方有关胡的生平的结论提出挑战，邀请了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来发言。钦本立的指示是，研讨会的内容应该“带有实质性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哀悼之辞”。因此，与会者都畅所欲言，要求更多的民主和公开透明。
有些发言者公开批评反对胡耀邦的人。另一个人称胡的被迫辞职是“不合程序的”。许多人要求政府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他们谴责整党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违背民意。
钦本立计划在中国共产党举行正式悼念活动之后两天，在4月24日的《导报》上刊出一个专版，报道这次研讨会的情况。这位前总书记的肖像将醒目地放在第一版，并配上标题《人民的怀念体现了改革的巨大动力》。
江得知有关这一专版的消息后，指示负责宣传的副书记曾庆红和宣传部长陈至立进行调查。两人与钦本立见了面（4月21日），要求在出版前看文章校样。编辑同意在次日上午予以提供。
校样直到次日下午4点半才送到，但曾和陈还是很快就在其中发现了不可接受的内容。在当晚8点半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曾庆红对《导报》编辑说专刊中某些带有煽动性的部分必须删掉。他说，这对于在敏感时期维护稳定非常驻机构重要。
“既然江泽民同志（上海市党的一把手）还没有看到这些校样，”钦本立劝诱着曾庆红，“市委和宣传部就没有任何责任。”
“这不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曾反驳道，“这是保护社会！”
钦本立拒绝让步。
4月19日，就在《导报》研讨会召开当天，学生开始封锁长安街上的中南海正门新华门。长安街是北京的主干道，把北京一分为二。示威者要求为胡耀邦恢复名誉，并要求李鹏出来同他们对话。第二天，因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学生们仍滞留在那里。他们深感失望，与警察出现了冲突。政府宣布学生受到“一小撮人”的利用，他们的行为是“不正常的”。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仪式由杨尚昆主席主持，中国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江泽民仍在上海应付不断恶化的局势，他送来了花圈以示悼念。
而在面积100公顷的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表示支持胡的思想并悼念这位受爱戴的领导人的学生和市民。他们将胡的巨大肖像竖立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来自北京几十所学校的人群逐渐扩大到了10万人。在静坐没有得到官方回应后，学生们提交了正式请愿书。当结果清楚地表明不可能恢复胡的名誉时，学生们愤怒了。他们呼吁全国罢工、罢课。他们越来越激动，沿着首都的街道游行，途中得到数千名旁观者的喝彩。
领导人们开始紧张起来，害怕发生暴力冲突。大约有1万名军人被召进城来控制人群。忧心忡忡的邓小平评论说，这次学生运动不像是一般的学潮。
《导报》的专刊将在两天内出版。当曾庆红向江泽民汇报钦本立拒绝删除煽动性章节时，他打电话给汪道涵，汪当时是《导报》的名誉董事长。
“江请求我的帮助，”多年后，汪回忆道， “我也认为维护稳定是重中之重。领导人必须阐明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必要的安全措施。”
他们俩一起来面对《导报》总编，使用的是经典的策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尽管江泽民与钦本立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江并没有掩饰他的恼火——他唱的是“白脸”。他想阻止《导报》使党难堪，自毁前程。江批评钦无视党的纪律，尔后就走了，让汪道涵——他唱的是“红脸”——来说服钦作必要的删节。经过讨论，钦同意删除刺眼的段落，进行版面调整。修改过的版面将在次日下午完成，以便能按计划在4月24日早上印刷。
汪道涵一直待到凌晨1时，仔细阅读文稿，进行最后的修改。但令他大为惊讶的是，当天（4月23日）早上晚些时候送到他家的印刷的版本仍然是未经修改的原先的版本。很显然，16万份未经审查的报纸已经印刷，好几百份已送上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究竟是钦本立在同意进行修改时就口是心非，还是他在那帮年轻编辑们的压力力后来改变了主意，仍然是个谜。找不到钦本立让他作出解释，其办公室告诉打电话的人说他不在、休假或是生病了（说法显然在改变）。而与此同时，他的工作人员尽可能多地散发着那份原版报纸，希望其煽动性的内容能够点燃一场新闻自由的燎原大火。
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市委坚持要求钦本立以修改过的版本代替未删节的原版，并收回所有剩下的原版报纸。国外报纸报道《导报》已被“查封”和“关闭”，关于这一没有根据新闻，共产党将之归咎于《导报》驻京办事处。
钦本立同意对星期一早晨（4月24日）出版的报纸进行修改，因为他承认自己已经向江泽民和汪道涵作出了承诺。但在同一天晚上，钦在自己家里举行了一个秘密会议。他介绍了他与市委领导人的谈话情况，然后征求编辑们的建议。“如果我们支持学生，”一人说，“我们就可能改变政府——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并出版最初未经修改的版本。”
“我认为我们没有错，”钦本立回答道，“他们想要删除的正是我们想要强调的。”
第二天早上，经过修改的《导报》没有面世。怒不可遏的江泽民只没收了2万份报纸。
江泽民打电话给《导报》报社，要求得到解释。他又一次得到保证：修改后的版本将会按计划印刷。然而，这又没有发生。汪道涵辞去了该报名誉董事长职务。而许诺出版新版的把戏第二天又续演了一次。
4月25日晚上，《导报》的编辑们终于抛弃了伪装，在一封口气生硬的“急信”中向市委摆明了他们大胆的立场。“告诉你们”，信的开头冷冰冰地说。他们称钦本立生病了，不能出版修改过的版本。编辑们以一个不合逻辑的理由辩称，他们决定出版未经修改过的最初版本，这样是为了不“加剧冲突”。这是公然的挑战之举。其实质是，大胆的编辑们表示党无权干涉他们出版什么、不出版什么。
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江泽民说：“对胡耀邦同志做最终结论的职责在党中央，而不在《世界经济导报》。”
“我当时在场！”上海市前副市长叶公琦回忆道，“我是直接见证人！答应我们是一件事——几个刺眼的词句会被删除——而我们发现的是另一件事——报纸印刷出来了，刺眼的词句仍赫然在目。这不是失误，我们被欺骗了。我们要对上海的安全负责。我们还能做什么？”
这段时间，江泽民曾给时任安徽农业大学林学系主任的妹妹江泽慧打电话，以获得对学生运动的独立评估。“他问我安徽的情况，”江泽慧说，“那里的学生也跟其他城市的学生一样活跃。三哥和我联系比较密切。我很喜欢学生，并试图阻止他们变得过于情绪化。有些学生不能控制自己，没有礼貌。我告诉三哥校园里的情况，并把我的真实想法及时告诉他。作为一家人，他非常清楚他完全可以信赖我。”
即便北京的形势不断恶化，赵紫阳仍按计划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民共和国。他于4月23日离开北京。第二天，北京市委宣布，学生运动是“将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并企图推翻共产党”。当天晚上，李鹏代替不在位的赵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北京市委（可能还有军事情报部门）的报告，政治局常委投票支持北京市委的结论。
4月23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