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面只是重复了前一天的情况。江对街头的示威游行感到愤怒，称他们造成了混乱，无法容忍。学生们影响到了上海的年生产目标，而他是以个人名誉担保过这一目标的实现的，而且他们触犯了他对于秩序的重要性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信念。40年前，他曾乐意扰乱腐败的、受外国控制的国民党中国的秩序，但在他看来，现在是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他决心要帮助他的国家取得成功。
江还推测，“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会企图利用这种混乱。因此，江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对于学生的大部分要求他都不同意，尤其是对媒体不加任何控制，在他看来这会威胁到党的执政，威胁到国家的稳定。
学生领袖在离开时设想要在次日上班时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游行，导致整个城市的瘫痪，恰恰造成江泽民曾警告过的那种混乱。这位市长下令警方疏散这些目光短浅的学生。但他并不想镇压学生。按照江的命令，约2000名不携带任何武器的警察温和地将2000名学生带上公共汽车，送他们到各自的学校，在那里有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食物。这次疏散行动为有些焦头烂额的局面加上了一个暂时的乐观结尾，但学生们并没有泄气。“未来属于我们。”一些学生在乘坐公共汽车离开时高喊。
避免使用武力也许是一种估计错误。一小时后，有更多的学生走上了街头。当一万多名抗议学生席卷上海市中心时，市长表示他愿意与他们的领袖会面。北京的政策要求克制，建议江通过对话缓和紧张气氛。高层领导人正对此密切关注。
对话没有取得结果，第二天，是一个星期日，双方的对抗达到最高点。近10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示威游行使整个城市陷入瘫痪。
当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开后，工厂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参加了进来，以示声援。其中几个说：“我们和他们是一条心。”一群工人破坏了一辆他们认为属于警察的小面包车，将汽车掀翻在地，致使汽油溢出。观察家们担心局面即将失控。
江泽民与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以及公安部门一道开始采取应对措施。他们在上海体育馆召开了有8000名党组织书记参加的大会，要求所有的党员行动起来去阻止学生的抗议，包括恳请父母亲去劝说他们的孩子不要使用武力。工人被禁止参加示威，违者不发奖金。芮说：“我们不能让工人和学生联合起来。否则上海就要陷入混乱并将波及全国其他地区。”
最终，大部分的应急准备工作都是不必要的。示威是突然开始的，而突然之间，示威的势头似乎也开始减弱。学生们返回了课堂，两天内，示威结束了。
一篇官方的新华社的稿件将这次的骚乱与“文革”动乱进行了比较。对于那些有知识、追求民主的学生来说，与盲目无知、否定民主的红卫兵相提并论一定是一种侮辱。但高层领导人是“文革”中的幸存者，他们都害怕动乱。中国历史明摆在那儿，他们说，在稳定与混乱之间没有中间地带。
“江同情那些学生，”叶公琦回忆道，“尽管他们很幼稚，但是大多数还是想加快改革进程，并希望得到更多的民主。这是可以理解的。江和我以及许多其他人也这么想！但是这里还有更多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都曾经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们知道一定有‘长胡子的人’（也就是年长者）在操纵学生，从而将运动引向对抗。1986年是如此，1989年也是如此，只是第二次的后果更为严重。”
江在对游行进行反思时，认为这些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是思想教育不够。后来他将游行的学生定性为“头脑简单”，强调他们“根本就不像我们在1946年时那样”。
对参与者的惩处表明了政府是如何重视社会稳定。煽动掀翻小面包车的两个人被投入监狱，罪名是“流氓罪”。
江兑现了自己的话，没有逮捕任何示威学生，但有的受到“行政处罚”的威胁。上海的党组织开始处理那些参与示威的党员。全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把游行视为党的挫折。尽管示威者们现在平静了，但仍有小片的不安定区域在全国的主要城市中冒烟。从这时起，北京高层的争论将集中在学生运动上。
12月30日，邓小平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对胡耀邦进行批评。邓支持在与学生打交道时进行“对话与说服”，但警告说如果他们使社会秩序不稳，就必须采取行动，从而认可了江在上海的做法。
“在上海有传言，”邓说，“中央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他们正在等着看这将出现什么结果。”
10多天后，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政治局会议上，解除胡耀邦职务的决定得以通过。
胡被指责没有服从党的集体决议，尤其是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过程中。赵紫阳被任命为总书记，顶替胡耀邦；李鹏接替赵紫阳，被选定出任总理。在作完必不可少的自我批评后，胡就隐退了，尽管还是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关闭了一家提倡现已被禁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报纸。两天后，市委改组了《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委员会。
考虑到棘手的政治环境，江表现得相当不错，在应付学生运动和强硬派的过程中，他显示了他的个人能力和政治灵活性。这给中国的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能够用国际语言英语来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的江泽民，开始作为新型的中国领导人为人所知。（江泽民还曾经能够背诵哈姆雷特的独白“生存还是灭亡”与雪莱的《西风颂》。）
“我们应该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在1987年1月说，“在不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下，打破传统的经济模式，采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鲜明立场。然而，我们也要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经济中积极的东西。”江坚持邓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是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是一方面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在学生游行后的这些讲话，加上他接管《世界经济导报》的行动，强化了他作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同时又是一个有思想的改革者与国际主义者的形象。
1987年3月，江泽民接受了《洛杉矶时报》的采访。他穿了一件西式衬衫，打着领带，外套是一件带拉链的运动茄克，既有职业风度，又自信随意。江似乎急于向外国人证明，限制学生示威的目的是保护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如果有大批人上街示威，我们怎么能够吸引外国投资者到上海来？”他问道。就在这个月，上海吸引外国投资的总量跃升至第二位，排在广州（广东省的省会）之后，共为大约100个项目注入了20亿美元资金。
1986年初，江决定和上海市报纸以及电子媒体的编辑们定期举行会议。通常情况下，宣传官员负责这些报纸的内容。江亲自抓这项工作表明了他对媒体力量的深刻理解。当关于一次总水管爆裂的电视报道使市政府的官员显得非常无能时，江说，他期望人们能够理解上海基础设施中存在的问题，并能认识到市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些问题。不管灾祸有多严重，不管原因是什么，江希望在对此进行报道时能有一条积极的主线，提到市政府或党的官员的作用时更是如此。江认为，老百姓对领导人有信心，对于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就这一点来说，媒体应是政府用来贯彻自己政策的工具，而不是评估其有效性的一种检查手段。
在1987年年中，江泽民的媒体概念，受到了另一起与水有关的事件的考验。上海《解放日报》刊载了一篇文章，叙述了江如何亲自下令修复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破裂的水管。这篇题为《江泽民市长亲自关心漏水事件》的文章极为引人注目，对江的行为作了高度赞美。它写道，当地方上的检查人员向江抱怨，水管漏水已有3个多月，却没人采取任何措施，工程师出身的江马上就管起了这件事，下令马上解决这一问题。
几周后，在一家全国性报纸的第一版上出现了一则报道，不点名地批评了江事无巨细的工作方式。一名记者给文章起了个机智的题目，叫《“事必躬亲”的另一面》。文章批评“某某市长”干涉官员体系的工作，暗示这样的干预鼓励了政府下级官员的依赖性、被动性和不作决断。尽管文章没有提江的名字，但事件发生在上海，毫无疑问文章所指的就是他。
借用一个中国成语“事必躬亲”，他批评了江。这句成语的意思是“这位大人物每件事都要亲自去做”（或用口语来说，是“每个细节老板都要亲自处理”）。这来源于一个经典故事，说明一个领导人似乎对细枝末节的事情感兴趣，却另有深意在内。但这位记者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在他看来，这件事是这种情形的“另一面”：一个领导者应鼓励（或是强迫）下属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越过下属自己去解决问题（作者承认，许多地方官员不负责任，只会相互“踢皮球”），这样才会产生更有效的政府。他引用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市人大代表的话说：“我不相信，这样的小事就一定要一个市级领导出面才能得到解决。如果这座城市的所有事情都要如此处理，上海怎么运转得起来呢？”
该记者指出，领导人“应该处理具有广泛意义的更大问题”，而不应“亲自处理任何细小的具体问题”。他接着批评“我们的媒体”“对这一问题不加注意”，而且更糟的是，“甚至发表文章称赞某某市长亲自处理一个出租车司机‘斩客’这样的问题”。在文章结束时，他写道，“那么我们应该自问，市物价局的局长、处长和其他官员，还有出租车公司的经理们都上哪儿去了呢？他们在干什么？”
“一读到《解放日报》上那篇关于江亲自下令修水管的文章，”这位记者多年后回忆道，“我就感到不安。这么大的一座城市的市长，不应为像一个漏水的水龙头这样的小问题操心。”
习惯于仔细阅读新闻报道的江泽民市长，却一点也不觉得这篇报道好笑。这个记者的文章嘲笑了他正在为解决这座城市的许多问题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不管怎样，一座城市就是靠无数这样的小事运转起来的。如果领导人关心这些事，他就为下级官员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如果市长也觉得过问这样的问题是他的职责，无伤他的体面，那么他们更加责无旁贷。
7月10日举行了一次上海市政府的扩大会议，也有负责媒体的官员参加。江特地从那篇文章里选了几段，在会上朗读。他点了那个让他生气的作者的名，反驳了他的批评并责备了这位记者。江说，他没有去了解真实的情况就发表他的公开批评，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市长评论说，该记者对如何管理一座城市一无所知，尤其是对一座像上海这样大而复杂的城市。“一座大城市的市长是这么容易当的吗？”江反问道，接着又补充说，“他肯定是个（天真的）书生！”江要求在场的《解放日报》总编辑把他的批评直接转达给这位记者。
当那些涨红了脸的编辑们回到报社的办公室时，他们忠告这位记者说，如果他看重自己的工作的话，最好尽快采取行动。
“当我听说市长的批评的时候，我变得很紧张，”这位记者回忆说，“我仍然认为我的文章是篇好报道，但这已无关紧要，我触犯了市长——这可不是件小事。我能继续在上海写作吗？我能继续做记者吗？”
他整夜未睡，起草并修改一封道歉信。第二天一清早，他就把自己的申辩送到了市长的办公室，他在信中解释了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动机。
“我没能完全理解您为体察民情所作的努力，”他写道，“我的观点是偏颇的。请您原谅我。”
他的忏悔让江泽民感到意外。江在7月11日晚读到他的信，在7月12日上午就作了答复。江用毛笔写了一封3页的亲笔信。在回信中，江用道歉的口气说，在总体上他同意记者的担忧和主要观点，理解他批评的本意。尽管他不同意记者对那个中国成语的“另一面”的用法，他“希望”这位记者“不要在意”。
“我欢迎你对市政府的工作提出更多的意见和建议；”江鼓励这位记者，“包括我个人的工作在内。”江补充说他知道自己的工作风格有缺点。“有时我的态度过于生硬，”他承认说，“有时过于严厉，用嘲讽挖苦的口气说话。”
几天后，当时身为上海市委常委的赵启正告诉江，这位记者在受到市长的批评后感到紧张，担心地方上的报纸不会再发表他的文章。赵继续说，但在接到江的信后，他就放心了。
江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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