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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逾40万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指导工厂的建设和运转。同时，成千上万名中国人被派往苏联，去学习他们的方法。回顾当时情况，人们可能会觉得费解，为什么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会让自己严重地依赖苏联。后者毕竟是列强之一，但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官员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的神奇团结力量。
1953年初，汪道涵被提升为北京新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当时中国正在采用苏联的体制，该部被要求制定更高的生产指标，建立新的企业并组织研发工作。汪的使命是，为制造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集中最好的技术力量。汪努力给这项全国性的工作寻找最优秀的人才，为此，他把江泽民调到了该部设在上海的第二设计分局，并让他担任了一个新成立的电力设备部门的主管。对时年26岁的江来说，这只是一次平调，但给了他一次在技术要求更高的环境中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
之后不久，国务院便指示一机部起草本部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件事非常重要，汪道涵提议把江调到北京协助起草工作。这也没有直接给他带来提升机会，但这项任务使江对政府决策有了第一手的经验。
当时，人们把效益和规模画上了等号：他们相信，工厂越大，生产率就越高。1955年，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之际，毛泽东致电苏联领导人，“对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些新建企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北京东北约500英里的吉林省，该厂后来发展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轿车和卡车制造企业。在整整6年中，这个大工厂将成为江泽民的家。他在这里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管理水平，并慢慢领会到中央计划体制的一些内涵。
第4章 1955…1962年“我爱才”
1953年7月15日，在北京东北500英里以外的吉林省长春市开始兴建一家庞大的汽车厂。该厂由苏联专家设计，位于城市郊区的高粱地中，是仿造当时莫斯科附近的斯大林汽车厂而建。1954年11月，当江泽民被派到那里工作的时候，工厂还没有完工，但政府已经在为竣工投产的日子作准备了。
江终身的良师汪道涵解释说：“我们下大决心要建设中国的第一家汽车工厂，我们需要最优秀的人才。”
第一机械工业部计划选派700多名技术人员到苏联学习。为了给此行作准备，江泽民参加了在长春郊区举办的俄语强化训练课程。1955年4月，江和其他十几个人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列车，经过漫长的路途西进莫斯科。在那里，江只要一有机会就练习俄语——在正式会议上，在与陌生人的邂逅中——他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他还鼓励那些沉默寡言的同事以他为榜样。
“要在这里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多听多说。”江告诫他们说，“千万别怕难为情。”除了学习工作所需的先进技术以外，江还陶醉于俄罗斯丰富多彩的文化之中。他早就喜欢看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如今他更能读到他所钟爱的那些杰作的原文。他学会了多首俄罗斯歌曲，他喜爱丰盛的俄罗斯食物，尤其是一种俄文叫“列巴”的黑面包。
尽管江在新环境中生活很愉快，他还是常常想家。他不能将妻子和孩子们带在身边，他知道妻儿在上海要克服他不在家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当黯然神伤的时候，他拉二胡，唱中文歌。这种自我安慰法能让他稍稍舒缓心中的忧郁。
斯大林汽车厂规模庞大，是典型的苏联风格。指派给江的工作是学习能源知识、节约电力以及电厂和电网的管理。他大部分时光在中央控制室中度过，坐在凳子上面对一大堆监视工厂庞大电力供应情况的刻度盘、测量仪、控制板和各种仪器。
此时，在莫斯科——就在离江学习的地方不远，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它震撼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1956年2月26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篇激烈的演讲中大胆地攻击了去世仅3年的斯大林。这篇讲话发表在苏共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代表们听得目瞪口呆。讲话谴责了斯大林“严重地滥用权力”。赫鲁晓夫称，斯大林通过“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打击真正的敌人，还用它来对付那些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的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赫鲁晓夫补充说，残暴与镇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斯大林不择手段地推行个人崇拜”。
这位苏联领导人最后总结说：“同志们，我们必须废除个人崇拜。”
后来的历史学家会认为该演讲是20世纪最重要的演讲之一，但在当时，其全部意义并没有为人所理解。苏联大力声讨“个人崇拜”之际，正是中国接受“个人崇拜”之时，而且中国将要出现的对毛泽东的崇拜远远超过了苏联以往对斯大林的崇拜，后果也更严重。
1956年早春，就在江奉召回国参加长春汽车厂竣工典礼之前几个星期，他应邀出席欢迎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前总司令朱德元帅的招待会。朱到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他想会见正在苏联首都学习和受训的中国留学生及专家。当江来到招待会上时，他惊讶地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张公纬。自从8年前江帮助他逃离国民党的追捕后，就再也没见到过他。
“我从没想过还能见到你。”江说道。
张回答说：“我不愿打听你的消息，因为我怕听到自己不愿听到的消息。”
两个老朋友热烈地拥抱，他们全然不顾身边招待会的活动，一起回忆着过去的日子。
张能成功躲避国民党追捕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改了名字，这是当时地下工作者的普遍做法。在此后的岁月里，两人在不同的事业领域中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江泽民始终坚持叫他的老朋友“公纬”，而张为其他人所熟知的名字是余力教授，一位著名的矿业技术专家。
1956年春天，从苏联回国后不久，江回扬州探亲。他的祖母病了，他赶去探望。祖母于两个月后去世。借此机会，大家庭重新团聚了一次。江泽慧尤为高兴见到她的三哥。她回忆说：“那时我已经中学毕业，正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三哥对我申请的院校非常感兴趣。在中国，选择合适的学校极为重要。”
几个月后，江泽慧失望地发现自己的前3个志愿全都没有被录取。这是3所中国录取条件最严格的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她没有申请一所后备的学校。那个时候，对没有去向的考生的政策是由政府为其指定一所大学和一门专业。江泽慧曾希望学心理学和哲学。然而，她却被分配到了安徽农业大学主修林业学，她对这一领域一点都不了解，也不喜欢。
她回忆说：“我感到沮丧和痛苦，不肯去报到。但七叔和三哥都鼓励我。三哥给我写了封信，信里写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绝对应该去，而且还要成为林业学方面的权威。’”
这封信所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不管环境如何，江家总是尽可能去适应环境；而且要努力做到最好，不管他们最终能做到怎样。江泽慧听从了她哥哥的建议，并逐渐热爱上了这一不期而遇的事业。她成了一名世界一流的竹藤研究专家，并成为了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
“我上大学时，三哥在长春工作，”江泽慧回忆道，“每个月他都给我寄10多块钱资助我，也给我姐姐寄10块钱。那个时候，这可是一大笔钱了，而他自己的工资很低。他还要供养父母、妻子、两个儿子，以及搬过去与他们同住的岳母。但他从没漏掉过一个月。”
当江泽民走进明亮的新工厂时，他已经被任命为动力处科长，下属两个实验室和100名员工。1956年7月15日，工厂生产的第一辆车——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装配线。几乎同时，江被任命为副处长，这是一次正常的提拔。由于他的两个上级中一个是苏联人，另一个不是党员，因此江还被任命为动力处的党支部书记。
处里的人在见到江之前都有些担心。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没离开过出生地东北，对他们来说，这名在上海受过教育的领导似乎有些令人敬畏——他少年得志，身为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党的干部。但江泽民第一天兴冲冲露面时，身着一身蓝色工作服，开始和大家聊天，话题涉及各个方面，从大家的经历到各人的专业，从他们的业余爱好到各自的家庭。很快，江就得到了一个亲切的外号：“神侃”。
一位前技术员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领导时的情景：“我告诉江泽民说我喜欢听戏曲和音乐，尤其是京剧。他变得兴奋起来：‘太好了！我也喜欢京剧。’他问道：‘你会唱李多奎的《钓金龟》吗？’”
当这位技术员说“会”的时候，江搂住他的肩膀说：“来，咱俩一起唱！”
另一位同事陈运恒（音译）则有着更具敏感性的顾虑。作为动力总工程师，他是江的上级，但他却不是共产党员，这可能会造成尴尬的局面。他回忆说：“我当时非常担心自己能不能跟这个党员副处长搞好关系。”在一个革命化的国家，政治总是很敏感的。“但江泽民很好相处，”陈又说道，“他不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对我们非党员也很和善。”
江喜欢说：“我爱才！”那个时候，不是党员的专家会受到猜忌。当其他领导不敢让他们负责任的时候，江泽民却敢冒这个险。有一位很有创新精神的工程师一直未受重用，就因为其父亲曾开了一间小商铺，被认为是资本家。江在谈到他时说：“他父亲怎么样跟他无关！”在江的支持下，这个工程师后来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多次获奖。
精于数学和自动化的总工程师方明松回忆说，江本人不是最有才能的开发人员，但江了解和赏识其他人的才干。方说：“从技术角度讲，江泽民自己并没有做出太多改进。但作为动力处副处长，他挖掘出了每个人的潜能。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江尊重知识分子。我从没感到过那种在党的领导干部面前通常会有的压力。他使我觉得自在。”
江泽民在长春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其中一位名叫沈永言，也是动力工程师，负责设备安装。他们都是江浙人——来自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人。这两个地区因食物、口音和文化相近而常被统称在一起。
沈回忆说：“江泽民和我认为我们是老乡。我们相识的时候都还年轻：他30岁，我29岁。我经常去他家。因为当时一到晚上也没什么可干的，我们就经常聊天。他经济负担很重。我们彼此之间非常坦诚。”
午饭时，两人都是从家里带饭吃，避免在食堂排队。他们吃得很快，随后打乒乓球。多年以后，他们这种友好的相互较劲还是显露出一丝痕迹。沈说：“江喜欢打乒乓球，但球艺一般，主要是削球，扣球不行。”
王冶坪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也搬来了长春。她在同一座工厂的党委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江一家分到了一套位于4层的单元房，三室一厅，包括江的母亲和岳父母在内一共住了7口人。尽管如此，这房子与当时中国许多家庭的住房比起来还是很舒适的，有中央供暖系统、煤气灶、自家用的卫生间，以及能将东北平原冬天的严寒阻隔在外的双层玻璃窗。
工厂里的3万名工人几乎全都住在类似的红砖楼宿舍里。工厂提供了典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一切将给国有企业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这其中包括照看孩子的幼儿园、提供打折商品的商店以及医疗服务等。一些国有企业甚至有“公司墓地”。
在工厂里，前途显得很光明，特别是对江泽民来说。他与苏联上司关系融洽，两人经常唱俄罗斯民歌。江的职责之一是陪同各类代表团参观工厂，有一次3个教过他的教授来访时他还专门款待了一下。江的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工厂也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批汽车生产指标。
但好景不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形势日趋动荡。1956年，毛泽东发动“鸣放”运动，恳请知识分子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争取知识分子，毛泽东希望能促进新形式的艺术和文化体制的产生，这是他一辈子的热望。周恩来总理也寻求对中央政府的建设性批评意见。“政府需要人民的批评，”周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这种批评，政府将无法发挥其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后来发生的事是悲剧性的：自由昙花一现，然后变为“引蛇出洞”与压制反对派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