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我说。
“大陆来的移民保险意识都很差，非要等到出事了才后悔没买。大陆的人是很讲义气的，今天这个没找到工作跳楼了，明天那个出车祸了，留下老婆孩子可怜兮兮的，中国人捐吧，谁让我们是同胞呢。掏一个两个没什么，掏到第五六个，心里开始不乐意了，怎么这么多这种人呢？大姐说句不好听的，早干吗去了？大家伙再捐钱也不如保险赔的多，大家都活的不容易，对得起自己，不给别人找麻烦才是一个现代人负责任的态度。” 英大姐的激情演说让我们目瞪口呆。
“哎呀！真没想到，你的口才这么好，我都动心了。大姐，明天我就买保险。”肖梅说。
“不管买哪家的保险，大姐说了，只要你买了就是绝对的好事！加拿大是法制完善的社会，放心买。但是，如果你想再比较一下哪家公司的计划好，哪家公司的服务好，这里学问可就大了。”英大姐从包里递上一份资料。
她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聪明得安上尾巴就是猴儿。她好比一个有经验的猎人，开始只字不提她代理的产品，只在我们面前渲染情绪，当情绪酝酿到一定程度，她还是沉着冷静地不暴露自己，最后才一个急转弯，一步一步地把我们收入囊中。
“我也想买人寿保险，有了孩子就感觉责任重大了，真是不敢有任何闪失。可我没钱呀。”我说。
“你错了，越是没钱才越需要保障。肖梅经济条件好，你可以考虑投资型的，宁宁刚买了房，经济上有困难，大姐劝你买term（定期保险），二十块钱一个月，同样是一份二十万加币的保障，以后条件好了再买投资的呗。大姐做保险不喜欢和你在这里展望未来，让你今天买上一年一二万的保险，十年后的收益是客观，可您恨不得明天就揭不开锅了，这样的保险有意义吗？做保险就要切实，做保险就是要先做朋友，没有爱心的保险经纪人不是一个好经纪人！”
我和肖梅已经激动得几乎就要起立为她鼓掌了。
“我过去在国营单位待了那么多年，局限得自己觉得一旦离开了单位就得去要饭。很多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家庭来了，又走了。大姐说句心里话，人生奋斗在哪里不是一样的，在这个地方有问题，回到国内还是有问题，只不过过去的铁饭碗的体制没有打破前并没有显露出来而已。我对自己说：要么革命，要么改良！我接受了‘革命’，然后就去想怎样革命。我喜欢和人打交道，就决定放弃针灸专业而投身保险。我做保险，一家一家地跑，看到家里有老人就帮他们扎一针，看到有人有难处就伸手帮一把，先做朋友再签单嘛。日子久了，一家传一家，我的生意就做开了。大姐就是这样一个人，天生就是一个波西米亚人，自由地闯荡是我的本性。”英大姐说。
第36节：你来我走（36）
我走的时候，国内正闹传销呢。然后街上就多起了摆小桌子卖保险的。那会儿最烦的就是这两种人，见人就缠，见门就敲，死缠烂打，顽强地表现着不屈不挠的职业精神。可是英大姐不一样，她说的话那样中听，持证上岗，加拿大保险经纪人，有专业的知识背景，有代理公司完善的法律条文和信誉做保障，开着车出去跑客户，洋枪洋炮，气势就和国内那些小米加步枪的拉保险的不一样。
回到家，看见高兴在地上爬，身边堆满了玩具，他一会儿玩玩这个，一会儿玩玩那个，一会儿发出婴儿纯真的笑声。高兴没有权利选择他玩耍的地方，但他在房间里选择着他的玩具。他的空间是有限的，他在有限的空间里找到了他最大限度的快乐。这就是平凡的力量，平凡让智慧浮出水面，让生命出现奇迹。人是局限的，局限了就需要开放，用一颗宽容而真诚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花儿红了，叶子绿了，春天真的来了。
有时候，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人的成功会让你妒忌，也会让你兴奋。和英大姐的见面就让我整夜难以入睡，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格言，她的成功就在我眼前，那么近，那么真实，好像一面镜子照在我眼前。
第二天早上，我敢说我是笑醒的。在梦里，我捧着奥斯卡的小金人站在舞台上，我被宣布为第一个华裔原创剧本获奖者。我在舞台上重复着我曾经说过的话：我是一只鸟，如果你给我一副翅膀，我就要飞……我在梦里那个乐呀。我醒来的时候，笑容仍然僵在脸上，让我回味了半天，我这才真实地感觉到我做了一个真实的梦。
28。多伦多的陌生人
我每天听法语歌，喝朋友送的绿茶，练印度的瑜珈功，品味Guinness啤酒，看租来的国内过时的电视剧。日子过得中不中，西不西的。
我喜欢公车在城市中穿梭的感觉，风景从一扇扇小窗中钻出来，跳跃着。光影的移动把我带回北京坐空调车的日子。从和平里到公司的路上，五月的初夏，树影也是这样婆娑在窗外， 公车载着一车的灿烂在城市间穿行。人的一生真是一个怪圈，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总是在重复生活。不管怎样努力去逃脱，最终总是会回到起点，生活在重复中继续。曾经有个周易大师给我卜卦，说我这一辈子注定要走很远的路，果然应验，从北京到多伦多少说也有一万多公里。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不还是每天坐着公车去上班，钱是比以前多赚了一些，可多伦多的生活费也比中国高几倍， 算来算去，生活本质没有任何变化。
第37节：你来我走（37）
我是下了决心要和中国人敬而远之的，不是因为我狭隘，也不是因为我崇洋。我只想能尽快提高英语水平，尽早融入到加拿大的社会中。我在家停了中文台；下了班就和洋人同事去酒吧喝酒；生活中仅有的几个华人朋友也几乎断绝了来往。
每个清晨，我坐着Bus去上班，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中国人。一看她们的装束就知道她们是去打工的。这些三四十岁的女人都是雷同的打扮：冬天是一件半长的黑色或是灰色的匝成豆腐块状的羽绒服，马尾头，脑门光光，或顶一顶绒线帽，或脖子上系一条围巾，花的，鞋也是没有任何品牌和风格的那种。她们在公车上有说有笑的，分外开心，我忍不住也竖起了耳朵来听。不管她们离我有多远，母语的亲切感袭袭扑来。就像张爱玲所说的那样，女人在哪里谈论的都是男人和孩子，身在加拿大的女人也是如此。她们声音很大，全然不顾一车的人。看着她们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看着她们大大咧咧地说这说那，我心里竟生起了羡慕之情，真想马上扑上去加入她们的聊天。我忍住了，就那么远远地坐着，就那么看着，听着，不作声。加拿大的生活在她们眼里是家园和天堂，而于我却是寂寞。说句心里话，我喜欢听她们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我喜欢看她们说话时的表情，有点小市民气，却是一脸的生动洋溢在眉宇间。
但我却是不能加入她们的，我告诫我自己，要想融入洋人的主流社会我就要远离她们，远离我熟悉的生活。我失去了与群体在一起的快乐，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国内的朋友在想，你出国了，就理应顿顿吃西餐，喝洋酒，天天和洋人满嘴洋话连篇，挣大钱，住别墅。可谁能想到在万里之外，在世界的另一端，会有这么多的中国人，有这么多的中国餐馆和超市呢？很多人在多伦多的生活就是那种“住在”中国（家里人，邻居朋友都是中国人），上班在“中国”（单位同事都是中国人），只是上班时路过加拿大。
自从工作以来，我的大脑变成了一个高超的调度者，思维和嘴巴配合默契。早上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思维是中文的，回味着昨晚做的红烧肉，好像生抽放少了，味道不够重。到了Finch地铁站，抓一张免费的Metro报纸，思维开始混乱，看着英文的新闻标题，脑子里仍挥之不去红烧肉的影子。streetcar（有轨电车）呼啸着把我带上地面的一刹那，所思所想一下子都变成英文的了。我从包中翻出门卡，打完最后一个哈欠，准备下车上班去了。
第38节：你来我走（38）
在国内，我天天盼着过上一种全新的生活，过圣诞节，吃火鸡……洋人的蛋糕腻得让人想吐，感恩节的火鸡哪里有全聚德冒油的烤鸭香。当我告别了那段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生活，而投入到一种全新的文化中时，兴奋过后便是无奈的尴尬，这尴尬是自找的，自作自受，而无奈也是没有退路的。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卡尔？瓦伦丁的《陌生人》： 一个人感到自己陌生，才成为陌生人。
我现在就是多伦多的一个陌生人。
我每天听法语歌，喝朋友送的绿茶，练印度的瑜珈功，品味Guinness啤酒，看租来的国内过时的电视剧。日子过得中不中，西不西的。西方的生活不能完全融进去，东方的情节又丢不掉。好比“邯郸学步”中的燕国少年，羡慕邯郸人走路好看，跑到遥远的邯郸去学，结果邯郸人的步态没学到手，反而燕国人的步伐忘了不少，只好爬着回来。
我只能这样走下去，能走多远走多远。熬下去，这无奈和尴尬也许有一天就会在国人的面前变成一种炫耀，流利的英文，北美的生活经历，殊不知这炫耀的背后是怎样的孤独和寂寞。
31。一生一扇门
推开了那扇门，我才知道这家里还有一扇门。Adam一生都在等着那个女人为他打开那扇门，那扇挂了一只铜铃的门……
周一的例会上，公司派了我一个活儿，为一个私人出书者的回忆录设计封面和插图。作者执意要找一个中国设计师来为他绘制插图，因为这本书主要是描写他早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不巧的是那阵子我正和另一本书的设计方案较劲，就拖了和作者见面的时间。
一拖就是一个月。
一个月后的一天，老板把我叫进了办公室。“你还记得那个回忆录的作者吗？”老板问。
“我正准备开始设计他的书呢。”
“他中风了。”
“死了？”
“没死，也活不好了。人抢救过来了，但留了后遗症，说不清话了。他还想着他的书呢，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抓紧时间去处理一下这本书吧，他住在North York General（北约克总医院）。”
Adam（亚当）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一缕淡淡的阳光从格子窗泻进来，洒落在他苍白的脸上。他的脸因为中风而变了形，嘴歪到了一边，呼呼地喘着气。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Adam很艰难地说。
“我是Ginger， 很高兴见到您，您感觉怎样？”
第39节：你来我走（39）
“不……好，孩子。我……我的时间……不……不多了……”
Adam举起右手颤颤地指了指小桌上的一个信封。我走过去拿起信封，Adam点了点头，示意我打开。里面是把钥匙。
缠绵的小雪中，我推开了Adam家的门。这是个有着很深中国情节的家，昏暗的灯光下弥漫着欧式家具的棕红色，架子上点缀着大大小小的青花瓷瓶、落了色的佛头和零零碎碎的古玩摆设，诉说着主人游历东方的经历，也给房间披上一层神秘的魅力。书架上码了不少中国书，泛黄的《新华字典》，掉了皮的《红楼梦》，线装的中文《圣经》…… 一架古式三角钢琴孤零零地停在落地窗前，落了灰，琴键也短了几个，像掉了门牙的老者。
我在房间里踱着步，木地板“吱吱”地尖叫起来，回声在空空的客厅里响起。古钢琴上，几只铜锈斑斑的铁相框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扫了一眼，是一些黑白的风景照片。钢琴上遗落了一只椭圆形镜子，它银色的边和祖母给我的那只很像，中西合璧。我拿起那镜子，窗外刺眼的白光在镜子上投出一道银光，恍惚中，我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女人，她的脸在反光中朦胧地忽隐忽现。我转过身想锁定那张脸，却没有任何线索。顺着光源找去，果然，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在一张古堡的照片后浮现了出来圆脸，羊角辫儿，无袖旗袍，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书倚在门前。黑白光影间，她的笑仿佛春天的桃花。
昨天临走的时候，Adam说我长得很像一个人，我想他说的一定是这个中国女人。有篇文章说，种族越近看出的差异越大；种族越远，能看出的差异就越小，就像我们看蚂蚁都是一样的，洋人眼里的中国女人也都是一样的。我就没觉得我和相片里的女人像，至少我的眼睛就比她大许多。
按照Adam的吩咐，我在他书房的抽屉里找到了他的书稿。房间里很暗，好像要故意隐藏什么秘密。我旋亮了桌上的台灯，又随手开了CD唱机，肖邦的钢琴曲回荡